“每条伤心的大街”是飘乐队的一首歌，第一次冉笛是在一个餐厅的卫生间上厕所时，从边上一个比冉笛还胖的胖子的手机上听到的，他的穿着打扮绝不像是一个听此类音乐的人，更像是某个单位的领导，或是某个公司的老总，小便完洗手，冉笛看了他几眼，他很警惕的把手表遮住了，更让我坚信他是一个领导，第二次听到，是在一个无所事事，阳光还算明媚的下午，冉笛和王旭东两个人开着车缓缓行驶在星光大道上，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当收音机中传来这首歌的时候，冉笛清楚的看到王旭东的脸颊上流下了两行清泪。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还没有陈老师的艳照门，没有微信，没有电影囧系列，没有反腐，没有现在的很多很多。似乎记忆中那时候人们的交往中还有单纯的东西。

　　王旭东那时候比现在要瘦一点，要帅一点，还存在对爱情的向往和恬不知耻的劲头，王旭东刚刚结束了第二职业酒吧的经营，说起那个酒吧，在当时来说有些超前，对一个刚刚兴起酒吧的城市，简单却有味道的装修和各种品牌的洋酒，以及并不适应当地消费能力的价格，在短暂的红火后，便门可罗雀了，每天似乎只有他和两个倒班的女服务员，还有偶尔几个过去捧场的老朋友，因为越来越有空，王旭东悠闲的和其中一个女服务员谈起了恋爱，后来还结了婚，为第二次离婚埋下了伏笔。现在，大家在开玩笑还会拿王旭东经营酒吧的经历打趣，说他：“开了个牛逼酒吧，虽然赔了钱，但给他赚了个前妻”。

　　在酒吧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王旭东的情绪一直很低落，情绪越是低落反而性欲越是高涨，像是发情期的动物吃了春药一样，急不可耐且迅猛强壮，身边的朋友不止要陪他一起吃吃喝喝，还要陪他一起借助身边的一切关系认识女孩，并且频繁的出入各种风月场所，认识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各类女同志，美丽的、善良的、励志的、清高的、拜金的、爱哭的、爱笑的，瘦的，皮包骨头，轻轻的拥抱都能被扎一下，胖的，大冬天，还活蹦乱跳、滋滋冒油、热气腾腾的，对不起，无意冒犯，只是单纯的形容，除了王旭东，虽然大家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制，可直到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大家都会感到羞愧，臊的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昨晚，王旭东和冉笛拼酒并不是因为斗气，而是说起了某个人、某件事，触动了两个人心里柔软的地方，两人不谋而合、心有灵犀的就喝到了境界。

　　王旭东喝大了，做着一个非常混乱的梦，而王旭东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梦，因为那画面色彩丰富到极不真实，身边的一切都像是油画家用画笔画出来的一样，树、低矮的楼房、黄色的北京吉普、红色的火烧云、芒果牌香烟、满街的自行车，王旭东和他的一大群朋友们，坐在印着只穿裤衩的海尔兄弟的阳伞笼罩的一张长条桌下聊着天，朋友中有儿时玩伴，有初中同学、有社会青年、有私营老板、有机关工作人员、有玩摇滚的、有搞摄影的、有打网游的，有跑马拉松的，他们的面目清晰无比，王旭东甚至可以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叫出，但在记忆中他们中的有些人并不相互认识，但却在一起聊得不亦乐乎，用碗喝着冲浪啤酒，讲着那些他知道或不知道的过去的事，一群人衣着一模一样，板鞋、肥的不像话的裤子、军袄、桀骜不逊的神情和满不在乎的态度。

　　画面突然又转到一座巨大、老旧但坚固的礼堂里，白色墙面有些斑驳，还有一些淘气的小屁孩留下的或高或低的鞋印，一张长的看不到头的方桌坚定地向前方延伸，桌面上摆满了啤酒桶，我们用印着艰苦奋斗字样的搪瓷缸子喝着啤酒，礼堂内有四五十盏黄色吊灯，使这儿看其来温暖且温馨，所有的熟识或一面之缘的人们在情绪高涨的聊着、喝着、笑着，大家都比实际年龄要小的多，男男女女其乐融融，在礼堂的舞台上有一支乐队，很奇怪，他们穿着洗的发白的老式黄色军装，胸口别着毛主席像章，系着红领巾，那条红领巾鲜艳异常，似乎能够融化人的目光，吉他是李浩，贝斯是韩明，二琴是大海，鼓手是冉笛，主唱居然是张曼玉，歌是“让我们荡起双桨”。然后就被闹钟惊醒了。

　　最近几个月，戴乐表面看起来很符合一贯的人设，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还是和过去一样，能说能笑，能喝能闹，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可只有戴乐知道，深刻的知道自己心里的某些东西碎了，粉碎，碎的连点渣都没剩下，戴乐却分不清楚击碎这一切的是已经结束的婚姻，还是发现自己老公出轨的那一刻，或是被夺走的孩子那令人心疼的眼神。

　　戴乐结婚六年了，也当了六年的家庭主妇，天天围着老公和孩子转，家里总是一尘不染，老公和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油瓶子倒了都不扶，戴乐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家里，就算偶尔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家里有任何事也是急匆匆的赶回去，戴乐不止一次和朋友说:“自己很累，都快和社会脱节了。”可她没有意识到她脱节的不只是社会，还有他老公的心！

　　离婚的当天，在去民政局的路上，戴乐问即将是前夫的老公：“看在咱俩结婚这几年，我对这个家的付出的份上，你告诉我，你和那个女孩多久了？”

　　戴乐老公满脸愧疚：“两年多了。”

　　戴乐面若死灰，喃喃的呓语：“两年多了，我已经当了两年多的傻瓜了。”

　　孩子本来戴乐绝不会放手的，可在办离婚手续的前两天，戴乐的公公婆婆苦苦哀求，他们的孙子三代单传，狠狠痛骂他们儿子的所作所为禽兽不如，如何的心疼与不舍戴乐，怎么把戴乐视为自己的亲生闺女，经济会如何弥补，还说戴乐今后什么时候想接孩子都可以。她的婆婆甚至几次要给她下跪，都被戴乐拦住了。

　　戴乐心软了，她不忍心看着两位老人这样，错不在他们，也就同意了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戴乐还是被套路了，离婚不到一个月，前夫再婚，接着就是举家迁移，搬到了两百多公里以外的另一座城市，刚开始电话不接，短信不回，直到走了司法途径，戴乐才可以每周见孩子一天，代价是两地奔波，六年的婚姻给戴乐留下了一套房，一辆车，不多的存款，还有一颗濒死的心。

　　刚离婚的时候戴乐很怕一个人在家待着，眼前经常出现孩子蹦蹦跳跳玩耍的影子，睡着睡着仿佛能够听到孩子在喊妈妈，戴乐会下意识的答应，起身后才回过神是幻觉。

　　刚离婚的时候戴乐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不想吃饭，不想睡觉，不想洗衣，不想起床，不开手机，不想见人，不想思考，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静止的像一颗植物。

　　后来能够见孩子了，戴乐就天天盼着周末，驾车两百多公里，开好房间，接上孩子，她不会和前夫及前公婆说多余的一句话，只是极其珍惜和孩子的每一分，每一秒。

　　后来懂事的孩子对戴乐说：“妈妈，你要好好的，开开心心的，别让宝宝为你担心。”

　　戴乐濒死的心才开始有了新鲜的跳动：“对，好好活着，王八蛋才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