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独自到了自习室，打开书包拿出来那几封信，准备一一回复。

　　一封是黎祥东来的，他说广州天气还挺热的，他那里离他哥哥很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能见到。他哥哥认识的一个朋友是搞音乐的，听了他写的东西，觉得不错，就给他介绍了一个老师。他学了几次，觉得有所长进，让我没事也多写点词。

　　一封是严莉来的，她说她把我的通信地址给刘馨宁了，以后你们就单线联系吧，做了这么多年通讯员也累了，该退休了。她还说到sh还有很多不习惯，吃的东西又淡又甜，街上的人也牛哄哄的，看不起外地人。

　　家里也来了一封信。主要是叮嘱天要冷了，自己要多注意，衣服不够就再添置些，并说随信再给我寄些钱来。东北弟弟单独写了半页纸，告诉我功课有很大进步，还说特别想念我。看着他歪歪扭扭的字，心里就觉得一阵温暖。

　　还有就是费汪来的第一封信，她要在hb进行一年的军训，才能回到bj的校园。她的信不长，提到了口琴，提到了我和黎祥东的那首歌，她说还会经常哼起，也特别想念那颗核桃树。

　　信是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寄托，曾经带给我最需要的期盼和安慰。读千里之外的一封来信，打开信封抽出薄薄的几页纸的那一刹那，似乎就像看着一个万花筒，温温暖暖的故事，花花绿绿的景象。写信给一个千里之外的人，铺开信纸的那一瞬间，似乎人就在你眼前，听你娓娓道来。

　　一般上午的第二节课后的大课间，生活委员都会去班级信箱取信，捧着一大摞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信封回来后，就会呼喊着收信人的名字，被喊到名字的就很高兴地站起来挥手，生活委员就会熟练地像扔纸飞机一样把信丢给他。一封信也没收到的，就会很落寞地望着窗外，希望自己的名字明天这个时候会被喊起。时间久了，可能就有人会收到有用一种信封写一种笔迹来自一个地址频繁不间断的来信，大家就开始取笑这个收信人，班里的同学偶尔也会恶作剧地用这样一封来信敲诈一下收信人。

　　写完了几封回信，心神疲惫得很，就背起书包回了宿舍。

　　宿舍里几个人都在，看我进来就说刚才王指导来慰问，说过两天学校要组织文艺汇演，让我们班出个节目去系里评选，选中了就能代表系里参加汇演。

　　王指导就是我们这届的指导员，今年大四，是师姐，估计是要毕业留校任教。

　　刘易思仰躺在床上，晃着二郎腿对我说：“大人我看你骨子里透着点儿那个劲儿，我就替你报了个名，你好好准备一下，是唱歌呀，还是跳舞啊？”

　　“对，我听你唱歌挺好的，口琴也不错，我们几个都是白给，就你了，咱屋不能轮空吧。”凌岳起哄道。

　　“我唱是行，可是吉他我不灵，口琴又不合适。”我推辞道。

　　“不怕，我问指导员了，她说伴奏的可以找外援，我媳妇儿吉他还行，让她来。”刘易思说。

　　“班里先过把筛子再说吧，你媳妇儿毕竟是你媳妇儿，不合适吧，你作得了主吗？”我逗刘易思说。

　　“这等出彩儿的事儿，能让她们掺和，还不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刘易思正色道。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了，刘易思的媳妇儿也忙着文艺汇演，没时间搭理我们。班里确实也没找出吉他弹的不错的，能拨弄几下的倒是有几个。没了吉他，单论唱歌我就没什么优势了。听说我们这届有几个同学是打小练民族的，声音高亢得不行。

　　学校每年的十二月九日都要搞文艺汇演，以此纪念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bj举行的数千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刘易思的同学带着人来了，气势汹汹的。一起来的还有刘易思的媳妇儿余蕾，一个趾高气扬的bj闺女，但人还是比较热情的。看见我，就一脸狐疑地问刘易思：“这就是你哥们儿？”

　　刘易思说：“没错，西北的汉子，球踢得好！”。

　　我也不知道刘易思是怎么和他媳妇儿编排我的，就说：“看着单薄是单薄了点，但是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一会儿比比就知道了。”

　　余蕾就笑着说：“你别跟刘易思学坏了，西北人民多淳朴啊，可别油嘴滑舌的。”

　　为了凑足人手撑住场面，除了我们系几个踢得还不错的以外，我把邱老道也叫了来。邱老道来得晚了点，我们已经开踢了，我就让他换下了刘易思，刘易思还不愿意，我说主要是怕你对老同学下不了死手。余蕾就在场边鼓掌边笑边起哄。

　　bj的男孩子喜欢足球的多，技术上的细活儿也多，就是场地少，两边加起来十来个人的小场子踢惯了，体力和跑位都一般。我、邱老道还有何必成几个都是从小在大场地玩儿出来的，半场下来，刘易思的同学们就有点转筋。我说不行下半场就小场吧，体力盯不住劲了。那帮bj孩子说那哪儿成啊。下半场，邱老道夹着个左胳膊就洞穿了他们的后防线，我也就没好意思再落井下石，二比零结束了比赛。

　　刘易思的同学们一个个累得灰头土脸的，觉得有点儿栽面儿，饭也不吃就嚷嚷着要走。邱老道就死活拦着，说咱们都是来宾，你们走了我都不好意思留下来蹭饭了。最后，都留下来吃了饭，刘易思请的客。邱老道和每个人都称兄道弟的，还给每个人都留了学校宿舍楼的电话，欢迎他们过去玩儿。余蕾就说这个邱老道看着仗义，又问邱老道说你们寝室的人是不是都和你一样啊，哪天我去考察考察，行的话，就和我们寝室搞一个跨校的联谊寝室吧。

　　“一二九”文艺汇演的入场券一票难求，一个寝室只给了一张票。凌岳就说大家抓阄吧，我们几个都同意，刘易思则高深莫测地说不着急，并要走了那张票。

　　汇演那天的晚上，离演出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大家就嚷着让刘易思把票交出来，赶紧抓阄。刘易思关好宿舍的门，把我们几个叫到桌子前，示意我们都坐下，拿出一个烟盒，从里面拿出了那张粉色的入场券。那时候的入场券都比较简陋，就是画着简单的几个格子，写着某某大学俱乐部，多少排多少号的，还盖了一个模糊不清的章子。何必成一把抢过票，就让凌岳赶紧做几个阄让大家抓。刘易思摆摆手，又变戏法似地从烟盒里抽出了另外一张粉色的入场券放在了凌岳面前，我们几个还没明白过来是咋回事，每个人面前就都放了一张粉色的入场券。我们当时都有点傻了，呆呆地看着刘易思。刘易思又从烟盒里拿出了一支烟，不太熟练的点上，刚抽了一口就呛得咳嗽起来。

　　我一拍桌子，说：“刘易思，你哪搞来这么多票，老实交代，不会是偷得吧？”

　　“偷？那多没技术含量啊，这是大人我画的。”刘易思不无得意地说，掐灭了手中的烟。

　　“画的？哪张是画的？”何必成问道。

　　“你们可以分辨一下，看能不能把原来那张票找出来。”刘易思继续慢条斯理地说。

　　我们几个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觉得哪张都像是真的，哪张又都像是假的。

　　“走吧走吧，一人一张，除了凌岳以外，其他人都不要去找票上的座位，进去后跟着我，咱们见机行事”。刘易思边说边挑出其中一张票，塞到凌岳手里。

　　惴惴不安地走在路上，我就突然想起了刘海涛，想起了揣着香肠去破庙的路上刮起的风。俱乐部门口乱糟糟的，多是些没票进不去四处瞎转的人。刘易思让凌岳排在第一个，他其次，我们几个顺序跟着。凌岳拿着真票，昂首挺胸地进去了，刘易思脑袋昂得更高，也进去了，我们陆续地仰着一个比一个更高的头颅，像倔强而骄傲的公鸡一样，依次都进了俱乐部。凌岳去找他的座位去了，刘易思则领着我们去了厕所。

　　厕所里都是人，不过大家都没有使用厕所里的专用设备，而是三三俩俩静静地等待着什么。看我们几个进来，就冲我们会意地笑笑，眼睛里似乎传递过来温暖的问候。我们都不说话，看着刘易思，刘易思则看着厕所的天花板。

　　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外边传来了激昂的乐曲声，接着传来了高亢的歌声。厕所里的人开始安静地非常有秩序地向外面走去。剧场里灯光昏暗，我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不仅座位上坐满了人，靠四边的走道上还站满了人，我们就夹在其中。站着的大家彼此都很客气，谁把别人的脚踩了还来不及说声对不起，被踩的人就会说没事儿没事儿。

　　那天的演出很精彩，我这个小县城来的学生，算是开了眼界，演出的水平比那些年去陕南各个工厂走穴的草台班子还要高出许多。一个女生名为《在水一方》的独舞，跳得很唯美，听旁边几个看似高年级的男生窃窃议论，得知她姓江，名字没听清，也是大一的学生。

　　演出散了场，我去了趟厕所，这时里面都是些真的要去厕所的人，眼神也变得冷漠了很多。出了俱乐部，我问刘易思为什么把那张真票给凌岳，他说丫胆子小话又多不可靠。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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