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们正式搬到了新居。

　　在离开奶奶家的平房的时候，我最后回顾了一下那个曾经带给我温暖与幸福的小房子。我小的时候用过的一些东西，被放进了原来母亲住的小里间。最让我留恋的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摇篮。那是个很大的竹篮子，就象一个小船，两头高，中间宽。我根本不记得住在里面是什么感觉了，好象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不让我进去了。我也偷偷进去过，但那时这东西早已摆在地上，不能摇了。因为它不能容纳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进去摇。但是，我的妹妹在里面住过，而且我也不只一次地摇过。光是摇它，感觉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我想，住在里面肯定是相当的舒服的。

　　另一个东西，是一辆竹制的小推车。里面有两个座位，面对面地可以坐进去两个小孩。因为那时家里独生子女的很少，所以这种一次能装进两个孩子的小车，就非常的适应时代。后来的童车，都是单人的了。这里面不仅能装进去两个小孩，而且两个孩子中间还有小桌子。我记得我们的小车中间的桌子，可以摆上两层，有两板带着海棉垫子的小板子，分别插在不同高度的插槽中，那上面可以放很多东西。我有时自己坐在小车里让奶奶推着去逛街，不过更多的时候，是跟小波哥一起坐。两个小孩一起坐才叫好玩。两个小男孩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地，争着小桌上的零食或是玩具，奶奶一路推着，一路训斥着我们，我们则一路欢笑着、嘶喊着跟奶奶走上一个下午。那个感觉就别提多爽了。后来我们都大了一点，奶奶就省事了，她很少再推着我们两个一起上街，而是我们自己互相推了。在车里坐一个，另一个下去推车。大家一定认为，坐在车里的占了大便宜了。可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常会为谁来推车而吵个不停。因为我们更喜欢去推车。这种事女孩子们一般不理解，这正是男孩跟女孩的不同之处，男孩子更喜欢去掌控，去操作，而不愿意坐在车里眼睁睁地被人掌控。

　　这两件宝贝，后来我也见过。那时奶奶也早已搬离了那里，跟二伯住在一个院里。我好象在那里也见过这两件宝贝。

　　不过，这些宝贝在这一年，都成为我记忆中的一个数据链，而不再是眼前的宝贝了。我们搬进新居以后，这些东西就再也没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

　　在新居里，我们虽然住的还是炕，但却有了许多新意。父亲自己打造了全部的木制家具。在刚搬家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的新家实际上更象一个木匠房。各种木工用具一应俱全，屋子中央长时间摆着一个长条的马凳，父亲就骑着它干各种木工活。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家具都是自己做的。我很佩服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手都非常巧，我的两个伯伯也是如此。没有谁会去买一件现成的家具，实际上，想买也买不到。好象直到八十年代早期，才能凭票去买家具，而且要等上很长时间才会拿到货。可能是文革中生产被严重破坏的原因吧。父母刚结婚时还能买到一些简单的家具，而在七十年代的最后几年，除了在农村集市上能买到人们自制的小马扎以外，基本买不到大型的家具了。

　　父亲自己打的大衣柜、碗架子、里屋的小床以及茶几等。他找人帮忙做了两个小沙发，放在大屋里的小茶几中间。后来这个茶几被父亲造成了别一个东西，以后我会讲到。沙发是父亲找人要或是在市场上买来的原料，跟他的两个哥哥和侄子们一起做的。只有吃饭的桌子是买的，可以折叠，当时觉得这个桌子不小了，因为以前吃饭的桌子是炕桌，放在炕的中间的那种小桌子。比这个桌子要小很多。这回是个圆桌，两边可以折起来，省一些空间。桌腿很艺术，只有一根桌腿在中间，圆柱形状，中间粗，两头细，两头还有螺纹装饰。桌脚是分开的三个分叉，也是带波浪形状的立着的木板制成的。那个小桌很矮，放好以后大约只到成年人的膝盖部位，到我的腰部。对我来说高度正好，但对成年人来说，坐在这个桌边吃饭跟蹲着没什么区别。父亲还打了四个小椅子，带靠背的，漆成了红色，透着木纹，非常漂亮。吃饭的时候，父亲负责把桌子放好，我负责放小椅子，母亲往上端饭菜，妹妹在一边的炕上爬来爬去的看热闹和监督我们。那个时候她还没有资格上桌，因为还在吃奶阶段。

　　这种一家四口在一起吃饭的场景，相信很多在城市长大的七o后的朋友们都很熟悉吧。

　　我们一个楼层里，有四户人家，共用着一个大阳台。我们家对面，是一户姓于的人家。他们家的小孩子叫大宏，跟我同岁，他的父母都不在身边，也是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偶尔的，他的姑姑和叔叔会到这里来住上几天。我们互相帮助，成为了好邻居，我跟大宏也成了好伙伴。在阳台的另一头，是另外两户人家。最西面那家姓何，父亲是电台的领导，大儿子叫大平，我们叫他大平哥，比我大着五六岁，多才多艺，打快板，唱大鼓，都非常不错。他的妹妹小梅跟我也同岁，会唱会跳，也很活跃。他们家对面是一位军官和军属。男主人在部队工作，他是南方人，姓尉（yu，音同“玉”），口音很重，听他说话你得专心听，否则听不太懂。女主人姓白，跟我的父亲一个单位，都在房产局的卫生所，是个护士。

　　刚搬进来的时候，好象天还很冷，大人们可能早都熟悉了，我只认识大宏。而且刚去的时候，好象没有电。电是偶尔才会供应的，多数时候没有电。家里只有一个白炽灯泡，很少被点亮。到后来很长时间，停电都是经常的事。家里的照明怎么解决呢？别提了，高兴死我了，我们点蜡烛！在用习惯了电灯的城市里，点着蜡烛驱散黑夜的感觉，别提多爽了！昏暗的烛光，跳来跳去，看着小火苗奋力地跟黑夜做着斗争，真心的为它加油。在烛光里，总是很热闹的。因为邻居们也会互相串门，聊天聊地，孩子们也就玩在了一起。就算没有小朋友们玩和大人们的聚会，独自一个人看着蜡烛一点一点地燃烧掉自己，把光明送给我们，也足可以让人触景生情感动上一阵子。说真的，这么理性的语言是上学后才学到，不过我在上学前独自己一个看着烛光发呆时，就是这么想的。当一根蜡烛越来越短时，我会为我们即将的分别而伤感，我会想办法去记住它和它曾带给我的光明。

　　当时即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连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是唯一可以享乐的电器。但最好的娱乐，还是跟邻居们在一起，聊天，下棋，渡过一个个美好的烛光闪耀的夜晚。

　　在邻居们聚会时，何家的兄妹总是能带给人们无限的快乐。他们打快板，唱大鼓书，妹妹翘着小辫子跳舞，我们的任务是负责鼓掌和欢笑。后来，他们教我们一起去唱，去说，去跳。虽然最终我也没能学会，但在他们的感染下，我后来在幼儿园也能上台去讲故事了，这对我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我后来还可以把在幼儿园的故事拿到这个聚会上来说给大家，也能得到他们鼓励的掌声。

　　总之，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好玩了。

　　后来，父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种照明设备，不再点蜡烛，那个东西叫“嘎斯灯”，是烧已炔气的，那个灯比蜡烛要亮得多，但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只能在边上看，绝对不准小孩子去碰。父亲吓唬我们，弄不好这东西要炸上天的。

　　我总是看着那个冒出很亮的火苗的小灯嘴，奇怪它为什么不会象蜡烛那样越烧越短。

　　大约一年以后，在1980年初，我们用上了荧光灯，我们称之为“管灯”。那个灯就亮多了，而且供电也稳定得多，停电越来越成为新鲜事。从用上管灯以后，跟邻居们在一起聚会的时间好象就少多了，不过我们又有了新的乐趣，这个以后再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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