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老板一词，自古以来就具有特定的含义，在中国过去主要是指那些拥有企业财产的商人，如果不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怎么可以被称为老板呢？

　　然而，在时下的中国社会，大学教授已经不被称为教授，而是被学生们私下叫老板了，这是当今中国大学的一个普遍现象。

　　我嬉笑着对能通大师说：“哈哈，我没有想到，大师你也称呼我为老板啊。说句实话，我对这种老板的称呼很是反感，我觉得这是我们教授的悲哀，也是我们高等教育事业的悲哀。大学本来应该是培养高端人才之地，向来应该是倍受我们社会推崇和大众敬仰的神圣之地。我没有想到，目前高等教育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能通大师笑着对我说：“哈，凡教授说得很好，我完全能理解你的想法。虽然我不是大学教授，但我对大学还是有些认识和了解。一般来说，作为大学应该具有三大功能，那就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其中人才培养应该是一个大学的首要功能，而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只能是大学的辅助功能。”

　　我觉得佛法高深莫测，而佛家人十分讲究内心的淡然状态，讲究万事万物皆空的道理，似乎应该对尘世间的事物漠不关心才对。

　　能通大师虽然佛法深厚，法理圆润，但是我确实没有料到这位佛教领袖竟然如此了解我们大学的功能，可见中国社会已经对大学产生了诸多负面印象，人们对大学议论纷纷，各色褒贬不一。

　　自古以来，人们十分敬仰教师，认为师者就是一种人品的楷模，师者大都懂得人情世故，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讲究社会的伦理道德。

　　在大学的学习期间，我曾经对大学老师有过诸多的正面感受和美好印象，觉得在大学任教是一项光荣的神圣事业，曾经对教师怀着一颗敬重的心理。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知识分子在校园里闲庭信步，主要工作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给人们的印象大都是温文儒雅。

　　部分学者可谓圣贤风范，虽不能说都可以视金钱财富如粪土，对功名利禄往往淡薄，但往往都可以超然于世俗之外。

　　我顺着能通大师的话茬，继续对他说：“看来大师对大学的生态有深刻理解，但在如今，你可能也看到，昔日大学校园里那些儒雅绅士的先生们不见了，他们纷纷摇身一变，从过去夹着讲义和教材在校园里踱着方步、头发花白的老夫子，在各种场合面对听众坐而论道的学者，逐渐变成了今天衣着时髦、入住豪华酒店、出入娱乐场所、握着精美手机、提着笔记本电脑、开着高级轿车在各地讲课的大老板了。”

　　鉴于能通大师与我之间如此这般的一番交流以后，我更加觉得这位大师看来确实就不是什么等闲之辈，更不是那些似乎早已远离尘世的神人，而是一位通晓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大智者，进而让我更加不能不对这位高人刮目相看，认为这个佛教大师绝对可以参透人世间的万事万物。

　　能通大师接着对我说：“大学，顾名思义在于大和学二个字，大并不意味着校园面积和学生规模有多么大，而在于大学校园的神圣和伟大。另外，只有学这个字，那才是大学之精髓所在。学在于学习、学生、教学、学问、学术、求学、学家等等多重涵义，如果丢弃了学的内涵，那么大学就失去了根本。”

　　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大学似乎正在被非教学化了，而大学被商业化和科研院所化等异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和严重。

　　一些大学尤其是那些包括华夏大学在内的所谓国家重点大学或研究型大学，其实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功能异化过程。

　　目前，中国的各个大学基本上处于飞快跃进的时代，各所学校似乎都在忙着追学赶帮超，试图出现跨越式发展的奇迹，都在强调学校的办学规模，例如校园的面积、师资数量、学生人数和资金规模等等，强化物质至上的精神，盛行消费主义的思潮，校园里到处充斥着浮夸的作风和浮躁的风气。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成为社会变革主流，让一切社会组织都在发生着变异，如今大学也是一样，越来越像是商业园，校园内的高档酒店拔地而起，高消费娱乐场所包围校园，周边商业设施林立，大学越来越变得世俗化。

　　我接着对能通大师说：“我真不喜欢老板这种称呼，可我也没有办法。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何时开始私下称他们自己的导师为老板，我现在搞不清楚，但我知道这与当今中国政府的教育政策和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浮躁现象密切相关，与大学普遍存在的商业化环境氛围有关，更与许许多多的大学老师的日常行为和工作模式有关。”

　　能通大师继续对我说：“你说的这些问题，我觉的这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不是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实。当然，对教授的老板这种叫法不是我们中国学生的首创和发明，而是来自于高等教育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来自于美国，前些天，一个华裔的美国大学校长来到我这里，我们在一起还专门聊过这个问题，他说在美国，同学们背后总是叫自己的研究生导师为老板的。”

　　尽管我清楚这是社会客观现实，但浑身充满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对老板这种称谓确实很不情愿，总是觉得这种称呼有些怪异，有损于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传统道德，尤其亵渎师道尊严这一古训。

　　中国儒家讲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教育界的千古定规，人们读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发财。

　　但这些定规现在已经变成一段尘封的史，因为在大学校园内有相当一部分教授的头顶上都开始戴上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和独立董事的耀眼光环。

　　记得在去年举行的元旦师生聚会上，我曾经对众多弟子们郑重地说：“你们要记住，别的教授如何面对老板的称谓，我可不关心，我也没有必要关心。但我不允许我的学生叫我老板，以后你们谁要是当我的面叫我老板或私下叫我老板，我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可以接受。如果你们哪位学生明知故犯，不听我今天的的教导，那么你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你可以取消我担任你导师的资格。师生关系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你可以选择我当你的导师，当然我也有权利选择我不担任你的导师。”

　　在平常，我与我的研究生说话从来都是心平气和的，虽然在工作上对学生们要求很严格，但在日常生活上却是非常平易近人。

　　当我突然对我的研究生们如此这番严肃而公开的表白以后，竟让在场的十几个研究生面面相觑，他们或许都感到了意外，但似乎又有些心惊胆颤，心想老板今天怎么了。

　　我过去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之所以对老板这类称号有如此反感，是因为在心理上还是非常传统和守旧，在骨子里还是非常崇尚教师这个职业，信奉师道尊严和为人师表的古训，珍惜教师这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

　　最近几年来，我招收的研究生当中，只有少数学生出身于权贵的家庭，而大多数研究生都出身于寒门和草根阶层。

　　我清楚这些研究生们本来就很清贫，求学就是他们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个投资过程，如果玷污或破坏师生传统关系，其实就是对教师职业的一种莫大讽刺。

　　何况我也曾经经历过艰苦求学的历程，在美国也留过学，对西方高等教育有深刻体会，如果学生认为我是一个老板，那么就意味着我与学生之间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师生地位一旦处于一种不平等关系，那么我就会感到对学生倍感歉咎，就会有一种道义上的负罪感。

　　另外，最近几年来我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经历也让自己对老板这种称呼倍加反感和不快，在众多人的心里，老板其实就是那些唯利是图的小人，社会对老板的负面印象多于正面印象，因此从心理上对老板一词就有不好的感受。

　　记得在几年前，我刚刚从国外留学回国不久，对国内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还比较陌生，一次与已经身居国企高位的老同学鲁自勉等商界大老板在五洲大酒店的一楼中餐厅聚会吃饭，饭后随那几位大老板去附近的一家高档夜总会去唱歌。

　　走进了卡拉ok包厢之后，我原以为就是大家在一起唱歌，可没有想到鲁自勉却叫来了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陪伴我们助兴。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国内的娱乐场所，第一次体会到充满魅惑和风月气息的境况，让我一时无法理解，没有想到这个社会风气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在我出国留学之前，国内社会环境还比较简单，风气也比较干净，没有那些所谓的卡拉ok，没有那种特别的夜总会，没有那些变异变味的小姐现象，更没有那些暗藏春色的洗浴中心等等，因此，面对那种风情或充满别样意味的场景，我一时间难以想象，顿觉吃惊和疑惑。

　　记得那次鲁自勉在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当中，伸手拉出了一位小巧玲珑的南方女孩，走到了我的面前，并且大声对那个女孩子说：“咳，这位小姑娘，就是你了，今天晚上，你的工作就是要陪好我们尊敬的凡老师，不，要陪好我们尊敬的凡老板一起唱歌和聊天。如果你陪好了，小费我可以加倍给你。你要记住啊，如果你今天不尽心，而且我们凡老板感到不高兴了，那么你今天晚上就没有小费可赚了。”

　　一个人的尴尬往往来自于这个人意想不到的情景的突然出现，一个人的不自然状态来自于这个人本来就没有想到的环境。

　　我本来就对于这种所谓的卡拉ok的情景就是云里雾里的奇怪感觉，而对于鲁自勉还请来了几个女孩子过来陪伴我们的这种情景，更加让我感到了陌生和吃惊，当时在心里上确实觉得很不自在。

　　对于在娱乐场所，朋友之间彼此怎么称呼，其实还有一些学问，我当时更是有所感悟，因为当听到鲁自勉把我从凡老师改称为凡老板时，我马上就感到自己似乎与这些老板一样，就是要准备干什么坏事似的。

　　社会传统和文化向来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定势，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大学教师们应该都是很神圣、很伟大也很正经的一个社会群体，原来连这些商界的老板都认为教师应该是一些不会也不应该做坏事的那类人群，而反过来看，对于这些商业的老板来说，他们做一点坏事似乎则是无所谓的。

　　我从小接受了传统的文化教育，因此对教师的这种职业很钦佩，身为教师也感到很自豪，也非常喜欢学生叫老师，不喜欢学生们称呼院长等行政职务头衔，因为觉得老师这种称呼听起来最亲切，也觉得最自然和最得体。

　　但是，现在连雍天宫的大师都称呼我为老板，这不免令我感到错谔。

　　一个人在遇见灵魂疑惑的问题时其实他是很无奈的，因此一个人往往不得不在现实之外去寻找灵魂和心理问题的终极答案。

　　我与能通大师的一番交谈，尤其是经过大师对我的一番神秘的点化，顿时让我感到有些心安释怀，但仍然觉得十分狐疑。

　　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化，本来就是变幻莫测的，一个人可以回顾自己的过去，但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测自己的未来。

　　一个人的命运或许是先天注定的，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任何事情，或许是一种偶然，或许也是一种必然，没有人可以准确地把握。

　　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我心灵的自我安慰，也或许就是无巧不成书。

　　不管我怎么想，但令我十分吃惊的是能通大师对我的一番肺腑之言或者说一种对我事业发展的预言，竟然很快地在我身上得到应验。

　　时间没过了多久，我便真的有喜事降临，心想难道这冥冥之中果真有天意。

　　我真是感到喜出望外，因为个人发展机会终于来临，能通大师的预言果然成真，神秘吉言变成现实。

　　在我病愈之后不久，便接到来自中央办公厅的一个邀请，让我到钓鱼台国宾馆为中央高层做一场专题报告。

　　尽管在最近几年，我在事业上已经有所收获，在中国经济学学术圈子里呈现蒸蒸日上的气势，但这还是第一次走进共和国神圣的高层殿堂，这确实是一次学术影响和社会地位迅速上升的绝佳机会。

　　---题外话---

　　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