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嬴政—帝国时代的轴心

　　公元前夕，在东西半球诞生了三个震古烁今的历史人物，他们是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秦始皇。大时代必然要产生大人物，历史以这种仪式向旧世纪告别，预示着一个更加灿烂的新世纪已经接踵而至。跨度三百年，三个历史人物囊括了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四个古老国度，作为东西半球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事业具有莫大的相似性，他们创造的物质世界往往昙花一现，然而他们所表达的精神和流传的观念历经千年，依然穿透人心。毫无疑问他们的名字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构成了历史最坚固的部分。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23年〕，二十岁的时候便登上了古希腊马其顿王位，他的老师便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他建立了古希腊城邦联合政府，经过东征西讨，又先后征服了波斯和古印度，他迫使埃及不战而降，随后在埃及建立了亚历山大市以炫耀他的辉煌，由他缔造的庞大古希腊帝国地跨亚欧非三洲，亚历山大大帝作为世界征服者，首次留下了全球一体化的概念，他让希腊文明作为轴心流传世界而又无限包容，公元前323年，他在征服印度后的西归途中，不幸病逝于巴比伦，年仅三十三岁，希腊帝国也随之一分为四，一颗闪耀的流星惊鸿一瞥而又黯然消逝。

　　二百多年后，凯撒〔公元前102年至公元前44年〕大帝仿效亚历山大大帝的扩张野心，南征北战，几乎统一了欧洲全境，奠定了古罗马帝国五百年的基业，他被誉为无冕之王。条条道路通罗马，古罗马斗兽场，这些词语和遗存见证着欧洲文明的昔日辉煌，也见证着凯撒大帝大海一般广阔的胸怀。就是这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和政治能手，由于他强大的权利欲望吞噬了古罗马元老院管事们的利益，公元前44年，凯撒大帝遇刺身亡，他以血的代价演绎了一出英雄的悲剧。

　　就在西方世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一个叫嬴政的东方人以无比浪漫的想象力写就了又一部英雄史诗。他横扫六合，结束了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他手创了一部延续二千多年的帝制，他建设了象征着民族凝聚力的万里长城，他实现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他自称秦始皇，他开辟的帝国时代和他的名号互为表里，名至实归。自从有了秦始皇，黄河与长江两岸的汉人们才开始以中国人自居。

　　然而在亚历山大大帝和凯撒大帝之间诞生的秦始皇独具历史魅力，就在亚历山大大帝诞生的公元前356年，秦国已经开始推广商鞅变法，就在古希腊帝国和古罗马帝国为他们成熟的奴隶制度沾沾自喜的时候，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和随后的大秦帝国时代已经顺利地进入了人类社会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封建社会，青铜器和铁器所代表的生产力差距，正是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与秦始皇的差距。

　　秦始皇和他手创的秦朝不仅仅代表着一个皇帝和一个朝代，它其实代表着一种制度和精神，正是凭借着这种制度和精神所散发出来的凝聚力，绝版的秦朝，成为了汉唐、宋元、明清的母本，创造了中华帝国一个又一个黄金时代，使得古代中国四大发明可以流传世界，使得古代中国文明连续不断地流传了二千多年，使得古代中国呈现出以大一统为主的生命形态，反观西方世界，四分五裂的他们还停留在奴隶制和早期封建制的层面苦苦挣扎，反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三大文明，唯剩下一座孤独的金字塔，见证着昔日的辉煌。依此逻辑，大秦帝国代表的凝聚力代表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

　　秦始皇的辉煌与他的残忍还有贪婪如影相随，由于他不加节制的残忍和贪婪终于逼反了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秦朝二世而亡，并非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它映射出了帝国的出路和困境。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世界开始普遍步入工业化的时代，中华帝国的皇帝们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境，对西方的回应呆若木鸡，时过境迁，秦始皇首创的千年帝制由于不懂得与时俱进，反而成为了帝国无法治愈的癌症。既便如此，后人们还是没有资格纯粹痛骂秦始皇的保守或者暴虐，因为秦始皇曾经作为帝国时代的轴心，给中国人带来过无限的光荣。

　　倔强的秦人

　　困境中的秦国

　　经过了春秋五霸后，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历史进入了战国七雄时代—齐、楚、燕、韩、赵、魏、秦。然而在春秋时代有过光辉历史的秦国，突然跨入战国时代，时时处处表现出水土不服。在其它六家中，铁器和私田开始取代奴隶，一场新的生产革命悄然进行，铁器取代青铜大势所趋，秦国面对时局的变化不知所措，俨然一个另类。由于秦国死守奴隶制防线，其它诸侯国被驱逐的奴隶主们，纷纷进入秦国，秦国瞬时又成为了政治避乱所。人们不顾秦穆公曾经的威望，把秦人与野蛮的戎、狄相类，纷纷指斥秦人为“秦之野人”。种种迹象表明，秦国固守着落后的奴隶制度，逆势而行，处境艰难。

　　秦国并非自甘落后，而是习惯法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自秦穆公开创国运巅峰后，秦国的奴隶制度开始衰落，然而，秦国建立奴隶制度晚于其它的诸侯国，当其它的诸侯国从奴隶制衰落期跨入封建制萌芽期的时候，秦国的奴隶制正处于成熟期。奴隶制的发展速度不一致不过是表象而已，秦国与其他诸侯国奴隶制形式的差异才是症结所在。其它诸侯国的奴隶制以分封制度为基础，各个封国无异地方割据政权，当私有势力兴起的时候，割据政权下的奴隶制度往往容易被各个击破，总而言之，分封制变相地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开辟了捷径。秦国恰好没有推行分封制，所有土地集中于王室，王室的中央集权保障了奴隶制的发展，这种铁板一块的奴隶体制，有着对抗私有势力的天然优势。

　　封建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两种运作模式的博弈早已分出了胜负，秦国看似固若金汤的奴隶制防线终于敞开一丝缝隙并流入了新鲜的空气。《史记》中明确记载，战国秦简公时代，相继出现了“初税禾”的新型收租方式，坊间也兴起了官民的佩剑之风。“初税禾”与一百八十六年前鲁国出现的“初税亩”是同一个道理，意思是第一次开垦的土地按照田亩的数量征税。青铜佩剑不仅是一种防身利器，更是奴隶制贵族的特权，它象征着高贵的出身，秦国坊间的官和百姓不顾身份限制，兴起佩剑之风，绝非偶然事件。种种迹象表明，秦国的奴隶制正在缓慢的瓦解，初税禾反映的是坊间私田得到了官方承认，换句话说是对奴隶制下的土地国有制的一种否认，佩剑之风反映的是奴隶主贵族特权的丧失，这破旧立新之举，兆示着姗姗来迟的封建私有制已经蔓延秦国。

　　剧烈变法中的秦国犹如晚清的格局，当工业化的浪潮席卷大清朝的时候，大清朝也经历了洋务改革和戊戌变法，由于改革不够彻底，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大清朝很快陷入了更深层次的内忧外患之困境。秦国的封建改革同样畏首畏尾，这种恐惧很快把它置于一种尴尬的地位。

　　新兴的封建势力和守旧的奴隶势力为了土地所有权争得不可开交，广大的奴隶和一部分从奴隶中分化出来的佃农联合起来向新兴剥削主们挥去了他们的愤怒的拳头，无休止的内耗很快让秦国疲惫不堪，这种衰相渗透到了对外战争中。自打匆匆进入战国后，秦国的外部环境逐步恶化，秦厉公时代还勉强与邻国在军事上维持均势，秦厉公之后，秦国的军事一落千丈，它的东部国防线就像是一条不设防的阵地。

　　秦国的东方邻居本是晋国，韩、赵、魏三家分晋后，经过了封建制改革，三家实力激增，落后的秦国成为了它们扩张的首选之地，三家中又以魏国实力最强也最为贪婪。魏文侯时代，魏国出现了李悝和吴起两位杰出的改革家，李悝在经济领域推广私有制颁布法典，吴起在军事领域大兴征兵制度，经过富国强兵的封建改革，魏国崛起为东方强国。魏国军队在大将军吴起的率领下，渡过黄河，占领了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国在此地构筑河西郡，吴起为郡守，河西郡像一把尖刀直入秦国腹地，秦国无奈退守洛水，沿江构筑防御阵地，修建重泉城，试图阻挡魏军的攻势。不堪忍受耻辱的秦人，为报河西之仇，在秦惠公的领导下，倾尽国力出动五十万大军主动攻击魏国的阴晋，吴起率领五万魏军迎战，结果魏军以少胜多，阴晋大败，把秦国推入了绝境。

　　秦惠公死后，他三岁的儿子出子继位，出子的母亲小主夫人摄政，小主夫人代表着守旧势力，试图复辟旧制度，然不久便发生了宫廷政变，流亡在魏国的公子连被国内的新兴封建势力拥戴为君主，史称秦献公，秦献公代表着新兴的封建势力，他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他使得秦国终于进入了一个变革和崛起的时代。

　　复兴之路—商鞅变法

　　秦献公进行了二十三年的改革，他废除了野蛮的人殉制度；将国都迁往栎阳，决心经营东北，誓在收复河西；他在国都栎阳推行县制，建立军政合一的制度，不仅强化了国都的防御力量，而且为秦始皇将来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积累了经验；他重新建立户口制度，将全国人口按照五家为一伍的单位编制造册，史称“户籍相伍”，该制度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强化了国防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奴隶和奴隶主的等级区别，从法律上否定了奴隶制度；他开放商业市场，在国都创造了自由通商的环境，发展商业是瓦解奴隶制度的一种重要方式。

　　秦献公的改革很快收到了实效，秦军开始在对外战争中一雪前耻。先是在洛阴大败魏韩联军；尔后在河东大败魏军，斩魏军首级六万余；最后是在少梁大败魏军，俘获魏军将领公孙痤，占庞城。秦国的崛起很快蜚声海内，那个名誉上为“天下主人”的周显王也派出使者，向秦献公大加恭维，秦献公也当仁不让，自我加官进爵，号称“伯”。秦献公在伐魏的战争中出尽风头，可是他至死也没有将秦国的守旧势力连根拔起，建立一个正宗的封建强国。秦献公把这一神圣的使命交给了他的继承者秦孝公，他的改革只是商鞅变法的前奏。

　　秦国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的改革正是发生在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秦孝公很怀念秦国最为鼎盛的秦穆公时代，他打出了“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的旗号，发出求贤令，并承诺出奇计强秦者，与之分土。秦穆公时代代表着秦国奴隶制下的国运高峰，难道秦孝公要倒退历史复辟奴隶制？显然不是，他使的是暗度陈仓明修栈道之计，在他看来秦穆公只是一个强盛的象征，在秦国强大的守旧派看来，秦穆公是他们既得利益的维护者。秦孝公的远见和慷慨感动了一个人，他就是魏国的商鞅。

　　商鞅为卫国人，本名公孙鞅。入秦后，被封为商君，史称商鞅。商鞅学各家，但以法家为宗，他到魏国后，苦心研究魏国改革家李悝遗留下来的《法经》，更加系统地接受法家伦理训练。可是商鞅的勤奋和壮志并没有为他带来高官厚禄，屈居一个小小家臣，魏国的待遇实在让他很失望，当秦国的求贤令贴满天下的时候，他决定换个东家，前往秦国试水。

　　秦孝公前后三次接见商鞅，在前两次接见中，商鞅向秦孝公推销道家和儒家治国理念，秦孝公是一个强悍的君主，他当然对这些软绵绵的东西不耐烦，第三次接见，商鞅使出看家本领，向秦献公鼓吹法家变法的强国之术，秦孝公被彻底征服了。为了征询群臣的意见，论证变法的可行性，秦孝公在朝堂上召开了一次辩论会，正方代表是商鞅，反方代表是甘龙和杜挚，裁判当然是秦孝公，辩论的主题是“要不要变法，要不要改革祖制”。

　　这次辩论是维新派和守旧派的唇枪舌战，仿若晚清洋务派和顽固派，维新派和守旧派的论战。守旧派坚持“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主张复辟奴隶制度；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主张与时俱进。商鞅的变法理论适应了秦国新兴封建势力的利益，也迎合了秦孝公的复兴之路。作为裁判的秦孝公最后宣判商鞅获胜，秦孝公召开辩论会，只是为了照顾舆论而已，其实他心中早有定见，他通过这种形式表演他的公平。

　　商鞅的变法听起来宏伟壮阔，也获得了秦孝公的首肯，但是习惯了旧式生活的秦国上下感觉商鞅还是在吹牛，或者说商鞅的变法只是理论上的，他要把这套理论付诸实践，秦国人普遍没有信心。为了打消人们的疑惑，树立变法的信心，商鞅搞了一个著名的示范，名叫“徙木赏金”，二千多年以来，徙木赏金的故事作为诚信的代名词在中国广为流传。商鞅在国都南门树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宣布谁能把它扛到北门，赏十金，谁也不信天上会掉馅饼，商鞅提高赏金，扛到北门者，赏五十金，一个人挺身而出完成了要求，商鞅也兑现了承诺，那个人也许想通过他的“壮举”来揭穿商鞅骗人的把戏，没想到他的“壮举”赚得了真金白银。“徙木赏金”的故事迅速传遍秦国，商鞅不愧是一个改革者，他用五十两黄金便收买了一个国家的人心。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变法正式展开。政治上：把县制推广到全国，建立了封建管理体制；把国都由栎阳迁到咸阳，因为秦国的扩张目标不再是魏国，它要从咸阳穿过函谷关战略通道，志取东方；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废除国有土地制；制定严刑峻罚，实行“轻罪重刑”；编制户口，实行什伍连坐法，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五家同罪，什伍连坐法死死地控制着底层百姓的反抗。经济上：奖励耕织，制定重农抑商的国策；统一度量衡，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垦，伴随着赋税制度的变化，国家税收和百姓收入也大幅度提高了。军事上：奖励军功，法不阿贵，贵族无军功不再授爵，严禁私斗，秦国一时出现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社会秩序，封建武装也有了保障。

　　经过了秦献公到商鞅变法前后四十多年的改革，封建制度逐步在秦国确立起来，秦国给世人的印象是“家给人足、兵革强大、诸侯畏惧”。宿敌魏国占领的河西故地仍然没有收复，这是强大后的秦国第一战略目标。魏惠王很给面子，公元前355年，他与秦孝公在杜平会盟。杜平会盟，对其他的国家来说并无新意，对秦国来说那可是一次具有标志意义的外交事件，秦国重回外交圈，表明秦国的强大已经得到普遍承认，魏惠王的确很聪明也很无奈。

　　杜平会盟上魏国与秦国称兄道弟，毕竟是面子使然，如果要使这种兄弟关系落到实处，除非魏国交出河西故地，显然这是秦国的一厢情愿。秦国的商鞅变法还在深入，而东边的魏国、齐国、赵国、韩国，还有南边的楚国，它们为了地盘和人口正厮杀得不可开交，秦国趁火打劫，一次又一次地抄了魏国的后院，先是在元里大败魏军，然后秦军东渡黄河，大败魏军于安邑、固始。随后，魏、齐、赵、楚混战告一段落，魏国的周边环境大大改善，魏国开始集中力量对付秦国，秦国顾忌到改革尚未完成，又主动向魏国摇起了橄榄枝，魏国也考虑到大战初罢，应该休养生息，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与魏惠王会盟于彤，为了表示诚意，秦孝公将河东和河西部分地区退还给了魏国，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秦孝公希望以空间换时间。

　　公元前342年，魏国再次陷入与齐、赵等国的混战中，马陵之战，齐国大败魏国，而且宋、赵趁机出兵魏国，在商鞅的建议下，秦孝公让商鞅统领秦军伐魏。为了避免与魏军正面作战，商鞅利用与魏军统帅故交的关系行“诈和”之计，骗过了魏军，秦军趁着魏军疏于防范，发动突然袭击，彻底击败了魏军。受骗的魏国连连征战，已经无力再战，只好与秦军订城下之盟，把河西部分土地还给秦国。秦孝公的缓兵之计大获成功，秦国已经是战国七雄中的出类拔萃者。

　　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只有三次脱胎换骨的变革，一是夏朝的禅让制到家天下的转变，二是春秋战国时的封建过渡期，三是辛亥革命，走向共和的时代。秦国与魏国的和战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规律，这是中国历史第二次大变革时代，这是一个盛产将军和哲学家的时代，这是一个各自为政的时代，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欺诈和血腥的时代，这是一个丧失了正义和公平的时代，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邪恶和光明的时代。面对转型时期的种种选择，历史往往顾此失彼。

　　商鞅变法使得秦国走上了复兴之路，然而他的铁腕政治触犯了旧贵族和部分新兴封建贵族的利益，而且他控制着秦国的军政大权，他的强势反而给自己四面树敌，秦孝公死后，商鞅的靠山轰然倒塌。秦国的新主秦惠王以反叛罪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闻讯出逃，至关下，准备投宿村舍，但是由于没有身份证，主人拒绝商鞅寄宿，并解释说，这是“商君之法”，商鞅被捕后，秦惠王以车裂之刑对待了这位劳苦功高的前朝重臣。商鞅凄惨地死去了，死于他手创的法律，然而“秦法未败也”，商鞅的改革之路依然畅行秦国，因为多数秦人反感的是商鞅的“霸道”，并不反感商鞅的改革精神。

　　商鞅变法为何能够深入人心？秦国的变革已经是大势所趋，商鞅很幸运，他顺应时势号准了秦国的命脉；秦献公二十三年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前奏，而且秦孝公给予了商鞅足够的权利；商鞅变法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东方国家的混战，恰好为商鞅变法提供了一个和平空间；商鞅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政治家，加上他的果敢和激情，他的改革被贯彻到底。

　　商鞅变法正好处在中国第二次大变革时期，他用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革，直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雄厚基础，换句话说中国的大一统源于商鞅变法。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战国的商鞅变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同属于古代中国三大改革，但是商鞅变法更胜一筹，因为后者只是封建制度内部的调整。商鞅的阶级属性和他刻薄的性格，他肯定不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改革者，他曾经利用“职务之便”让他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