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横扫六国
孱弱的韩国
秦王政罢《逐客令》后，秦国的强势和秦王的宽容吸引了东方六国的有识之士入秦。尉缭就是这股潮流的代表，他本是魏国大梁人，入秦后，他给秦王政给了两条建议，一是用重金拆散东方六国联盟，二是提出“远交近攻”的统一战略。他认为，秦国实力纵然高居七雄之首，如今六国联盟抗秦，秦国以一敌六，胜负就两说了，如果秦王政派说客出使六国，使离间计，只需要花三十万金就可以拆散六国联盟。至于“远交近攻”的统一战略，先与秦国较远的燕、齐、楚三国结成同盟，使得与秦国相邻的赵、韩、魏三国腹背受敌，平定了西线三国后，然后挥师东进，灭燕、齐、楚三国。秦王政采纳了尉缭的策略，封尉缭为国尉，也就是秦国的国防部长，尉缭的这两条策略成为了秦王政统一六国的总纲，尉缭也凭借着这两条策略成为了战国时期与孙武、孙膑、吴起齐名的杰出军事家。他留下的《尉缭子》一书，正是他军事和政治思想的总结，也是古代中国丰富军事思想的有机部分，到了宋代，该书还被列为官方军事教科书，他认为军事胜利依靠的不是天，而一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形成的合力，他提出师出有名才是正义之师，这些思想无疑是进步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中的阵型，据考证就出自《尉缭子》。
公元前234年，秦军攻韩，拉开了统一六国之战的序幕。韩国是夹在秦、赵之间的一个蕞尔小国，它长期以来充当着秦国的附庸，它是战国七雄中最孱弱的国家。此次秦军攻韩真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因为秦王政要的不是韩国的土地，也不是韩国的珍玩美女，而是一个叫韩非的人。韩非肯定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否则如何能调动秦国的千军万马？
韩非，出身韩国贵族，和李斯是同窗，他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患口吃不善言辞，但是著述颇丰，《孤愤》、《五蠹》等是他的代表作，后人将韩非的作品编辑成《韩非子》一书，流传于世。韩非认为儒家的礼乐教化，道家的返璞归真，墨家的兼爱非攻，在弱肉强食的战国年代，只是一种理想的政治信念，若要面对现实则不堪一击，因此他主张采用由“法、术、势”组成的法家理论，以法治国，法不阿贵，利用强权建立中央集权制，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他的这套强权理论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论》，该书的作者马基雅维利被誉为西方强权理论的奠基人，他的这本《君主论》成为了历代欧洲君主们的案头之物。可是韩非的法家理论并没有像《君主论》一样一面世就受到世人的追捧。
韩非极力想把他的政治学说付诸实践，拯救孱弱的韩国，他多次将他的帝王术推荐给韩王安，昏庸的韩王对韩非那一套根本不感兴趣，韩非并不死心，为表达他的忠诚和爱国之心，他上了一篇叫《和氏》的谏书，引用了卞和献壁的典故，楚人卞和前后三次献壁给三代楚王，前两次被两代楚王都误认为是石块，卞和因此先后被剁掉左右脚，第三代楚王终于识货了，卞和的忠诚和坚持感动了楚王，楚王将此玉石赐名为“和氏璧”。韩非无非是想让楚王尽快识宝，韩非太天真了，他简直是在对牛弹琴，一个没落的君王怎么会认得珍贵的“和氏璧”。
令韩非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作品流传到了秦国，当秦王政阅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后，击掌叫好，书中所阐述的集权理论不正是自己多年所追求的吗？他向李斯询问作者，李斯告诉他是韩国的韩非，秦王政感慨，若能亲自见到韩非，“死不恨矣！”。精明的秦王政意识到，一韩非可抵千军万马，所以才出现了上文中秦军攻韩的一幕。一个自家的“弃物”，却成为了外人追逐的“宠儿”，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就在古希腊帝国和古罗马帝国为他们成熟的奴隶制度沾沾自喜的时候，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和随后的大秦帝国时代已经顺利地进入了人类社会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封建社会，青铜器和铁器所代表的生产力差距，正是亚历山大大帝、
凯撒大帝与秦始皇的差距。
韩王安听说秦军是冲着韩非而来，他毫不吝啬地将韩非以使者的名义交给了秦王政。秦王政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韩非，然而韩非真的能够俯首称臣吗？韩王安不值得期待，但是韩非毕竟是一个韩国人，他的家人都在韩国，出于道义和感情他有责任保护韩国，韩非入秦，与其说是助秦王政称霸天下而来，不如说是为了保护韩国而来。
他见到秦王政后，第一件事就是向秦王政推销他的“攻赵存韩”论，他说，三十年来，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内政上，韩国已经沦为秦国的附属国了，对秦国安全基本上不能构成威胁，然而秦军还是要首先伐韩。
殊不知秦军伐韩有两不利，一是强大的赵国暗中扩军备战，时刻准备着伐秦，秦国不集中力量对付迫在眉睫的威胁，反而避重就轻地应付一些细微末节的事情，给了赵国以可乘之机。二是韩国虽然势弱，但是上下一心抗秦，
秦军必不能快速灭韩，倘若韩国与其他国家联盟，秦国将处于进不能攻赵退不能取韩的战略被动地位。
韩非的“攻赵存韩”论很快就遭到了他的老同学李斯的强烈反驳，他向秦王政解释到，韩国就是秦国的心腹之患，如今韩国臣服秦国，是势弱的无奈之举，如果秦国先伐赵，就中了韩国“弱秦强韩”的圈套，最后他提醒秦王政，韩非永远是韩人而不是秦人。秦王政隐隐地意识到，他用千军万马换来的韩非可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忠诚，他慢慢地对韩非起了戒心。
韩非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为了给自己的“攻赵存韩”论进一步地找到合理依据，为了给自己的国家争取到更多的喘息时间，他玩起了“离间计”。他向秦王政弹劾秦国的外交官姚贾，这个姚贾是魏国人，出身贫微，他入秦后，在故友李斯的举荐下，做了秦王政的客卿，适逢齐、楚、赵、燕四国连横抗秦，秦国要度过危机，必须想办法拆散四国联盟，姚贾主动请缨，秦王政给了他一千斤黄金，命他出使东方四国。
韩非指责姚贾，携带重宝出使四国，历时三年，毫无成效，实际上是以出使之名，利用特权私自结交诸侯，培植个人势力，另外韩非还翻出姚贾的身世，说他是大梁的盗贼，赵国的逐臣，如果将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倚之为朝中重臣，
会造成不良的风气。
秦王政立即召见姚贾责问，针对第一条，姚贾辩驳道，诸侯们愿意和我交往，正好反映了我对秦国的忠诚，曾参孝敬双亲，成为了孝子的楷模，伍子胥忠君爱国，成为了忠臣的楷模，天下人谁不愿意和孝子、忠臣为伍呢。至于第二条，姚贾更有理由了，姜太公、管仲、百里奚哪个不是出身寒微并且还存在诸多缺点呢，但是他们却帮助他们的主人周文王、齐桓公、秦穆公完成了霸业。
姚贾不愧是游说四国的外交官，他充满感情而又逻辑严密的辩驳彻底征服了秦王政，给他的反对者以致命一击，韩非献“存韩弱秦”之计，秦王政对他已经怀恨在心，如今又来离间自己和臣子们的关系，破坏他统一天下的大事，秦王政咬牙切齿地下令：诛韩非。
韩非被关入了云阳监狱，没过几天，他的同学李斯来狱中探望他，给他倒了一杯酒，韩非明白了，他很从容地一干而尽
中国古代青铜、铁器相对于西部欧亚，虽然出现稍晚，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技术水平非常高，战国一些青铜剑能达到中碳钢的硬度，“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剑锡含量非常高，硬度约相当于中碳钢调质后的硬度，保证了它坚硬锐利的战斗效能（《试论秦代青铜兵器的设计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冶铁业也已经很发达，《汉书.食货志》说秦用商鞅之法，“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并且战国时期秦军已经比较多装备铁质兵器，如陕西风翔秦墓发现5把铁剑，宜昌前坪22号秦军人墓发现1把铁剑等。
虽然欧洲比中国早使用铁，但是炼铁技术发展缓慢，而中国在发明或制造出自己的块炼铁之后，很快又发明了生铁，已知中国最早的生铁实物，是1964年江苏六合程桥镇出土的一件春秋晚期铁块，经鉴定是白口生铁，由块炼铁到生铁是炼铁技术史上的一次飞跃（到战国中晚期，中国手工业、农业生产工具，大多已是生铁和经过生铁柔化技术处理过的铁制品，块炼铁退居辅助地位，欧洲直到公元14世纪才有生铁）。战国时期中国在钢铁冶炼技术上又有很大发展，铁范铸造、铸铁柔化技术、块炼铁渗碳成钢是战国时期钢铁冶炼技术的三项主要成就。
韩非死了，死的如此凄惨，又如此悲壮。北宋文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韩非，说他背叛自己的国家，游说他国攻击自己的国家，违背道义，死有余辜。韩非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又是一个蹩脚的外交家，但绝不是一个叛国者。他擅长于理论研究，但是他没有一流的口才和实战经验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如果说他的“攻赵存韩”论具有一定的外交水准的话，那么他的“离间计”完全是一出拙劣的表演，他对姚贾的控告，是一次信口开河的诽谤，结果把自己置于死地。
他对自家的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韩国是这场兼并大战的殉葬品，这是韩国的归宿，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可是韩非并不放弃，他至少不希望他的国家死得如此之快，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性使然，他的政治表现力不尽人意，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落势的国家。
他本可以像李斯、姚贾一样，效忠秦王政，并且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学说谋取高位，在战国士人们并不受国家的限制，他们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东家，这是战国的特色，韩非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在政客的眼中，韩非的死好像无足轻重，因为他的努力对他的国家而言无济于事，反而让自己成为了殉葬品。就是这样一次看似愚蠢的选择，韩非的真诚和执着感动了历史，他的死重于泰山。
秦王政可以杀死韩非，在他看来他已经得到了韩非帝王之术的要诀，正是运用这个要诀，统一六国后，他建立了“内法外
儒“的中央集权国家。
韩非死后，韩王安并不感觉悲伤，他主动向秦王政献媚，表示甘愿做秦王政的附庸之臣，可是秦王政仍然咄咄逼人，为表达诚意，韩王安主动献出南阳，这正中秦王政的下怀，得南阳可得破韩的前线阵地，他任命内史腾为郡守去接受南阳。
公元前230年，内史腾领军南渡黄河，闪击韩国都城新郑，俘获了韩王安，一个苟延残喘了一百七十四年的韩国终于死了，它成了秦王政统一六国的第一块垫脚石，秦王政顺便改韩国为颍川郡，
灭韩之战本身不值得炫耀，但是韩国虽小，它的地理形势可是东方门户，得此要塞，秦国不仅打开了东方的大门，而且在未来的东线战场上将攻防两端进退自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