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3．商业与政治

　　　　经济学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我，在进行经济活动的时候都是经济和趋利的；按照商场上的规矩，既然从事商品交换就得以商业的方式解决，不要通过其他（政治、社会等）的方式、加入其他（感情、亲情等）的因素才能使双方的利益都趋于最大化。所以才会说在商言商、才会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柳传志也说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其实这是一句狡辩，他本身当年就是属于体制内下海、他的财富和地位本来就是政治经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他的联想更是被世界很多国家说成是政府的影子而受到抵制。

　　　　对于一个商人而言，在商言商很对，关注利润和规模也很对，可是也应该知道作为一个商人不仅要讲究信誉、更要讲究策略，这样才能有真正的效益。也应该知道我国是一党制而不是多党制；我国现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强调社会**、追求中国梦的时代，中国特色就是坚定不移的跟党走、让经济为政治**、政治为经济增值。而单纯的在商言商、耍小聪明、坑蒙拐骗、不讲信誉、愚弄用户都是不可取的，也是很没有长久眼光的。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比如官商本来是一个帯有负面性质的名词，可是正面的说法可以是，政府或者官员或者头脑发热、凭想象下决定，或者在某些砖家叫兽的误导下出现徇私渎职，在制订或推行政策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向某些集团输送利益，比如北京的城市布局、比如那个四万亿的投资，都属于这一类打着"*着石头过河"的幌子，好心办坏事而已；而作为事物的反面来说，由于政府和官员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偏袒某些与自己有关的商人，政治制度和政策法规明显向利益集团倾斜，不惜牺牲民众的利益，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这样的事例枚不胜举，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那些外国投机客和既得利益集团十分乐意聘请官员的儿女、或者是一些退休官员到他们那里领取高薪，被解释为曲线救国。

　　　　简而言之，官商勾结其实就是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在地区的一些不法商人**，那些抱着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思想和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心态的商人需要官员为他们的经商行为提供各种方便，或者是制定法规以扫清障碍、或者是挖国家的墙角、慷国家之慨来从中渔利；而商人则利用手里掌握的金钱和政府官员进行权钱交换，或者为自己的经营行为提供不正当的渠道、或者直接提供保护伞，以便通过那种交换来谋取更大的利益。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欧洲，但凡成功和知名的大企业都会有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在里面，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标榜崇尚科学、声称要建立现代商业文明的中国，虽然没有商人愿意承认自己是新世纪的红*商人，也从来没有人公开显耀自己非同一般的政商关系，不过，从所有落马的高官的揭发材料中，都可以看见每一位身居高位的政界大员背后都有一长串商界阔佬的名字，他们攀附权贵、编织权钱交易关系网的能耐实在叫人叹为观止。

　　　　关于官商勾结，美欧和日韩的渠道相同、目的也似乎一致：都是通过长期观察、仔细分析、小心筛选，从众多的政治人物中找到或者极有可能会一鸣惊人、或者极有可能掌握某类大权、或者极有可能登上权力之巅的人物进行感情培养。美国的商人是从国会议员中寻找目标，奥巴马就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案例，现任的驻华大使就是这样的一个投机商人；日本则是偷偷**的政治献金，在选举中用经济实力支持某位人物，让他上台以后从各方面对自己或者利益集团提供支持，比如**党的党首**一郎、首相菅直人就是很说明一切的例子。

　　　　由官而商，中国最早的可能是春秋时的范蠡；而由商而官，中国最有名的可能就是明朝那个红*商人胡雪岩。中国古代官商勾结的模式很简单，朝廷垄断了盐铁、矿山、海上贸易等暴利行业，或者授予给自己提供财富的商人经营，或者直接被皇家、官员自己**。这样的商业和政治的结合的中国模式曾经制造过无数的财富神话，同时，也因为古代的皇帝和地方官员权力过大、贪腐成风，因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久而久之就会怨声载道、官逼民反，就会揭竿而起、改朝换代，这就是历史规律。

　　　　那本《白银帝国》一书的作者认为，明朝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家族中都有从商的背景，最出名的晋商中间的张、王两大家族都是亦官亦商：王家的王崇古在嘉靖二十年任兵部右侍郎；而张家的张四维曾经担任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由此几乎垄断了整个西北的贸易；因为朝中有人，所以尽管当时的税率很低，可是偷税漏税的现象依然猖獗，几乎所有的官商都在想方设法挖国家的墙角，明朝的皇宫自然也就在崇祯年间轰然倒地了。

　　　　在羊城的历史上，那个曾经被《*****》列为上个世纪世界最富有的50人之一的十三行商人伍秉鉴不能被我们所遗忘。因为当时的朝廷赋予了十三行垄断進出口貿易经营的地位和权力，就有了受籓府庇护的藩商、受命于总督的督商、被将军任命的军商和听命于巡抚的抚商，伍秉鉴就是十三行其中的佼佼者。他家产最多时相当于国库年收入的一半，给自己捐了个从二品*戴（相当于布政使），成了首屈一指的红*商人。后来鸦片战争爆发、朝廷翻脸不认人，伍秉鉴不仅要替朝廷赔款，还被戴枷游街；英军攻破羊城，愤怒的南国人纵火焚烧十三行，十三行和伍秉鉴就都灰飞烟灭、化作废墟和历史了。

　　　　不过官商勾结，最直接、最有成效的路径就是官商一体化。国内的且不说，现代香港的首任特首董建华便是商人，透过政治输送经济利益以换取既得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支持、保持香港的稳定的事例实在太多了。例如港澳媒体揭露的李泽楷的数码港没有进行公开招标、李嘉诚的公司创业板上市获得多项豁免等事件，就是市民所耳熟能详；而有学者根据香港2000年的800人选委会名单，找到有128名成员分别是上市公司的董事或主要股东，所占的比例之大、代表谁的利益，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而澳门的政治局势更是长期被当地的大家族所轮流把持也是不争的事实。首任特首何厚铧和第二任特首崔世安便是澳门四大家族的领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澳门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崔世安的两个亲属崔世昌和崔世平都在澳门立法会供职，这样，从提案到立法、再到特首批准都成了自家人的某种表演，这也是一大特色。

　　　　我国在特定的改革政策之下出现的新的官商勾结不仅催生出一批特定的从中受益者，而且也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既得利益阶层。经济学家吴敬琏将那些人称为权贵资本主义，老百姓把他们称为土豪，而外国媒体也注意到我国的两会聚集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富豪，这意味着什么、说明了什么，都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才有有识之士尖锐地指出，并非是经济转型，也不是反腐倡廉，打破官商一体、让官商勾结没有适合生长的土壤，才是政府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最大考验。尽管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准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收入分配越来越向富人倾斜、政府没能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福利、绝大多数人也没有从改革中获得经济进步所带来的红利，这也是事实。而时间长了，既得利益阶层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们已经获得的利益，而贫富不均这种强烈的反差会进一步激起社会的紧张情绪，对分配不公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反弹随时可能发生，民众的不满会酿成很严重的后果，而这绝不是耸人听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