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组织强学会，出版各种报纸杂志，为维新变法呐喊造势，并得到帝师翁同龢和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

　　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应运而生，变法为晚清末世注入一支强心针，只不过这针的药力太强，先把光绪自己的小命要了。

　　对于光绪主导的变法，慈禧本身并不反对，但是，光绪帝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

　　而为了推进变法，光绪和慈禧两人在人事任免方面生出嫌隙，当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希望袁举兵救驾后，慈禧终于对光绪感到彻底的失望。这位经历过热河政变，主政晚清几十年的老佛爷什么事情弄不明白？

　　变法仅仅维持了不到100天。1898年9月，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或杀或逃，“百日维新”宣告结束。

　　不过，接下来慈禧并未下诏废废止全部的变法条令，在开明的省份，大部分新政的条令都得以积极施行，比如在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矿业总局，提倡开办实业，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改订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裁汰绿营，编练新军；设立中小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设立报馆、学会；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慈禧取消的变法条令主要包括两项：第一，旗人由国家供养特权，令其自谋生计；第二，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应该说这两条是所有变法内容中阻力最大，得罪人最多的两项，前者是要砍倒旗人二百多年的铁杆庄稼，自然会遭打满洲贵族的激烈反对；后者是要改变应试教育的模式，等于和所有苦练八股的读书人以及他们的老师做对。

　　但就实际情况来看。这两项变法内容并不是特别重要。完全可以戒急用忍，从长计议。旗人的俸禄到晚清时代所占财政比例日趋减少，完全可以划定一个过渡期，比如十年之内分阶段完成；而后者所要改革的不过是一种形式。策论比八股固然有先进之处。但是选拔人才贵在公平公正。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完全可以商定一个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过渡期。

　　慈禧的急刹车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清廷的气数，否则如此剧烈的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改革必将引发全国性的动荡。旗人和读书人是满清社会的主要特权阶层。要动他们的利益谈何容易，而且这两项改革没有直接受益者，在各级政府都缺乏根本的推动力。

　　1898年底，光绪被软禁，“另立新君”和“垂帘听政”的呼声不断从各方传来。

　　1900年初，慈禧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决定立溥俊为“大阿哥”，预定庚子年元旦光绪帝举行让位礼，改元“保庆”。消息传来，国内外各派维新势力纷纷发出质疑，比如满洲贵族内部的个别亲王和各省督抚均有不同声音，不过归根到底反对者所能依仗的还是英美等列强的力量。

　　如果不是英美等列强坚决反对，这些人谁敢在慈禧面前说出半个“不”字。

　　在光绪废立的问题上，列强中除了德日两国并未明确表态外，其他各国都是坚决反对的，并为此组织了使馆卫队，决心在关键时刻杀入紫禁城将光绪帝营救出来。

　　历史上，这件事以慈禧的妥协而告终。但是“大阿哥”一派的满洲大臣并未死心，在矛盾激化后，他们被迫孤注一掷，发动和支持义和团运动，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将洋人们都赶走从而实现皇位的更迭。其中自然是以溥俊的老爸端郡王最为卖力。

　　而英美列强之所以反对废掉光绪帝，是因为他们担心新君登位后中国政治会大幅左转，阻碍各国的商业贸易。另外，维新派和南方各省督抚出于私利的考虑，也对列强的态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盛宣怀就透过中华铁路总公司的各外国董事向所在国公使转达了铁路公司希望维护中枢政治稳定的愿望。

　　德日两国在此事上之所以没有和其他列强保持一致完全是由于威廉一人的态度所决定。

　　在了解到中国可能发生政变的消息后，威廉没有细问便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而后，他亲自向德国驻中国公使隆巴迪下达训令，要求后者不得跟随英国，干预中国政府的决定。

　　隆巴迪因获得安托法加斯塔土地有功，而在1893年升任德国驻智利大使馆一秘，不过由于公使长期不在智利，所以他在很多时候代行公使的权力。直到1899年初，隆巴迪才被正式提拔为公使，并改派到中国。在出身胜过才能的德国外交部，一个非贵族出身的公务员想要提拔到公使级别是相当困难的，至于大使基本是无望的。所以隆巴迪能当上帝国驻北京公使已经算是破格提拔了。

　　隆巴迪对中国不算了解，所以他平时不仅和日本驻北京公使小村关系良好，相互共享情报信息，而且经常咨询德国礼和洋行大班满德以及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等“中国通”对时政的看法。

　　满德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能讲三种流利的中国方言，北京官话、粤语和上海话。

　　威廉的训令要求隆巴迪弄清楚清廷另立新君的真意，并尽可能协调各国的立场，争取和清廷达成一致，“应十分警惕中国民间的仇洋情绪，不可使之为中国政府所利用”。

　　隆巴迪虽然对这一训令感到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不过关键时刻正好在北京办事的满德帮了他的忙。

　　“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习惯叫做‘说一套做一套’，所以他们口中说的很多并不是心里想的。就比如中国的皇太后为何要另立新君这件事，我觉得他们绝对不会把真实的理由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公使被其表面上的主张所误导，结果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满德在思考了很久后才对隆巴迪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政府废除光绪皇帝的理由是他推行新政，而且参与新政的人很多被砍头，剩下的都逃到了国外，难道这些也是假的么？”隆巴迪不解的说道。

　　“以正常的逻辑来看，这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人做事大多不合逻辑，而要讲求政治正确。”满德缓缓说道。

　　听了满德的话，隆巴迪摆摆手表示不理解。

　　“这件事的关键人物是他们的端郡王载漪，他不仅是新皇储的生父，而且和皇太后有很近的血亲，清日战争结束后不久，比洛亲王访问中国时，我作为翻译参加了亲王和端郡王的一次秘密会见。似乎我国政府在数年之前就十分看好这位郡王。”满德也有些困惑的说道。

　　“那你的意思是？”

　　“我需要专门会见一下这位端郡王设法从中了解到皇太后反对光绪皇帝的内情，以及可能的调和措施。”

　　“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帮我准备一份登门拜见的礼品就可以了。”

　　“这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办。”隆巴迪爽快的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