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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阎锡山中原大战战败后，就是通过土肥原贤二的关系，先是在天津租界躲避，后来在迫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土肥原又联系板垣征四郎帮阎锡山去了旅顺，那时土肥原的目的就是为了拉拢阎锡山，以备在未来解决华北问题时预先下了伏笔。

　　而几个月前，土肥原通过资助石友三武器来攻打天津驱逐张学良，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可以搅乱华北，而且战败的东北军也会出现混乱，那时不仅可以通过东北军内部的棋子，借助东北军北部的动作来控制住东北军，甚至还可以联合石友三一起控制华北，这也就是土肥原的所谓华北满洲一体化解决方案。

　　而且他的这个计划是经过军部，甚至也是内阁首肯的。后来要不是东北军早有准备，加上有徐永昌的阻拦，而阎锡山这条老狐狸又见石友三形势不利，做起了缩头乌龟，一旦石友三率部打到了天津附近，他的计划还是极有可能成功的。

　　如果石友三部打到了天津附近，那么得到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的石友三占领河北，打败东北军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即便张学良能够全师退回东北，他也有办法鼓动石友三，指挥强大凶悍的西北军越过山海关，为关东军最终夺取东北制造条件，可惜了了。

　　土肥原贤二，现在已经不是天津特务机关机关长了，他现在已经调任沈阳特务机关机关长了，而这个关东军最大的特务头子已经不是第一次私下秘密会见傅仪了，现在只等关东军在东北进展顺利，那么他就会倾全力将傅仪弄到东北去，傅仪早就在他的计划当中了。

　　此时的静园也并不安静，傅仪在天津租界内自由度很高，溥仪在天津与洋人的交往比北京******时期还要频繁，主要对象当然是日本人。英、美、法、意等国的文、武官员也与他多有来往。这类交往目的深藏，为的是积蓄日后东山再起时必要的国际支持。

　　一时不知多少风云在此集聚，这位看似声色犬马的静园寓公，也并非闲云野鹤，而是野心勃勃。

　　静园主楼二层的“奉先堂”是溥仪供奉列祖列宗圣容的地方，必须按“清代列祖列宗诞忌日表”准时祭拜。

　　据静园《每年出款清单》显示，溥仪祭祀列祖列宗仅1929年全年共用现大洋六万三百三元八角一分。

　　这是用心良苦的祭祀，表达着他内心“复辟大清”的强烈愿望。

　　被逼退位的溥仪自然深知武装实现复辟的必要性，但身为寓公，他除了联络军阀外也难有作为。

　　为了排遣积郁，他寻到一种“纸上谈兵”的办法：在几张八开白纸上排兵布阵，用两色笔分别标明攻守双方的兵力和阵地，而胜负当然由溥仪决定。

　　而就在这个月，不甘心的溥仪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分别前往东北和日本。密赴东北的两人一人负责了解关东军消息，另一人佟济煦则专门联络东北满清遗老遗少。

　　佟济煦到沈阳，面见袁金铠和熙洽等人后激动返津，他向溥仪报告：“时机已至，切莫迟疑，东北乃我大清龙兴之地，数千万臣民正翘首以待，盼皇上幸临！”说着，他甚至用双手捧起用手帕包着的一块土呈献溥仪：“这是奴才从东北带来的一块宝土，皇上得到这块土，预兆将得到整个满洲的领土！”

　　外部风云正在加紧酝酿的同时，溥仪这里自然也是动作频频。

　　范杰并没有将监视的重心放在傅仪这里，傅仪只是个台柱子而已，许多具体的动作都要靠手下来做。

　　范杰将真正监视的目标定为了溥仪最信任的旧臣郑孝胥及其子郑垂身上，郑孝胥一直是作为傅仪的大管家存在的，负责傅仪的总务处和外交事宜，其子郑垂郑禹更是负责傅仪内务外交的重要亲信，而郑禹现在根本不在国内，作为常年来往天津与旅顺的傅仪亲信，范杰深信，一旦傅仪外逃，那么作为执行这，必然有郑家父子的参与。

　　范杰对那一世傅仪外逃的计划并不清楚，只是隐约记得傅仪出逃是乘坐日本船只走的，而日本船上还布满了炸药，作为日本人一旦事败的后手。因此范杰的另一个监视重心就放在了天津港，但范杰真正想要动手的地方并不在这里。

　　范杰悄悄回到了海河重工的分公司，稍微了解了一下分公司的销售情况，之后便离开了。

　　范杰离开了分公司，便往南开大学行去，南京大学在八里台，一路行去的时候，还路过海光寺，那里是日本驻屯军基地，范杰路过的时候，眼睛死死的盯在那里，脑子里不停的在转着。

　　南开大学离海光寺只有五里地，离的并不远，范杰并不知道当初选址是怎么回事，但是军人的直觉告诉他，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一旦中日开战，那么南开大学必然会是首要轰炸目标之一。

　　对南开大学，范杰还是很有感情的，别说周EN来就是在这里毕业的，当年那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至今仍在耳边回响。

　　再说，大伯范源濂更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在那一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传到后来人们提起南开大学的创始人，自然想到的是张伯苓、严修二人，确实忘了作为南开大学的创始人、校董事会董事长的范源濂对南开大学的创建与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叔范旭东现在也是南开大学的校董，1914年二叔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天津塘沽从事实业经营与化工研究，并多次向南开捐款，被南开大学聘为校董。那时，范氏昆仲皆为校董，齐心襄助南开，一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二叔自然不会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参与南开大学的校务，每年只是捐助一部分金钱之外就不管了，后来校务完全由张伯苓与严修两人负责。

　　范杰之前并没有来过南开大学，但看眼前的这幅样子，南开大学确实无法与中央大学相比，毕竟南开大学只是一座私立大学，每年的经费除了政府的少量补贴和学费及校产收入外，基本依赖于国内的基金团体和私人捐助，每年张伯苓都为了经费不足的问题而绞尽脑汁，范杰这次过来，身上也是带了1万大洋，打算捐给学校。

　　二叔范旭东对南开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研究所均捐赠有奖学金，以鼓励优秀学生深造，范杰过来也有此愿，他希望能在物理系创立一个新的奖学金，然后通过海河重工，将一些优秀的毕业生送到美国去深造，这也是妻子不愿意学物理，范杰想出来的另一个办法。

　　在范杰说明来意之后，门卫很快就将消息传了上去，不一会儿，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就从里面赶了出来。

　　现在还没到开学的时候，但张伯苓却已经为新一个学年的经费发起了愁，南开大学从学生身上收取的学费在国内私立大学里面最低的。

　　随着范源濂与严修的相继去世，南开大学的经费筹措就摊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

　　南开的经费最主要的来源就是靠张伯苓辛苦的募捐，约占总收入的60%以上。到现在，南开大、中、小三级教育共五部，拥有学生达3000人以上，所费资金颇巨，然而国内几经战乱，社会经济情况越发的恶劣。

　　张伯苓为筹集办学经费，几十年来，可谓是“栖栖惶惶，苦心孤旨”，常常是席不暇暖，奔走呼号，往来于衙门和豪门之间。

　　为此，他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受过别人多少白眼，陪了多少笑脸。

　　一听到有人来捐款，他立马就坐不住了，马上就赶了出来，范杰已经被门卫引了进来，在门口四处张望。

　　张伯苓赶到近前，过来就握住范杰的手：“谢谢范先生了，在下正在为经费发愁，您就赶了过来，荣幸荣幸啊！”

　　范杰听了之后，惊得是目瞪口呆，这还是南开大学的校长吗？范杰并不知道张伯苓为了筹措南开的经费坐过多少冷板凳，受过别人多少白眼，陪了多少笑脸。

　　他有一个经常使用的募捐口号，这就是他著名的“我为自己向人求告是无耻，我为南开不敢向人求告是无勇，我为南开不肯向人求告是不忠”。

　　“不敢，不敢，您是长辈，我是晚辈，不能这么说。”范杰有点被吓着了。

　　“这话怎么讲？”张伯苓有些不解。

　　“晚辈大伯是您的至交，二叔也是南开的校董，过来捐款也是应有之义。”范杰略作解释。

　　“你原来是静安兄的侄子！”张伯苓只是听门卫说来人姓范，却并没有问清楚来源，急匆匆就赶了出来，没想到在晚辈面前丢了个脸，好在他长时间也习惯了，脸色连变都没变。

　　“是的，算起来晚辈还得叫您一声伯父！”范杰恭敬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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