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梁仕容的第三个儿子梁飞汉，1976年在广州执信中学高中毕业后，在当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大潮中，严父要他回乡务农，尽管他热爱城市，但他还是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父亲是儿子早期最好的启蒙老师。梁飞汉的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梁飞汉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最好的大学堂，民间藏能人，要回到农村闯闯。”这一席朴素的话,让梁飞汉受用一生。

　　梁飞汉，这位在大都市出生的热血青年，回到广东省最落后的贫困山区县莲塘村中务农锻炼，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是否会有一番“大作为”？

　　莲塘村土地肥沃，境内雨量充沛，当地素有种养的习惯和技术，是盛产稻谷、蔬菜、塘鱼、三鸟、水果的“鱼米之乡”。

　　然而,在改革开放前,却是一块贫穷的土地,人们肩负着穷困的十字架,寻找着通向富裕幸福的道路。

　　光阴荏苒,年复一年,富裕幸福之路无处觅，年年代代流淌的村后山溪水,载满了莲塘人的辛酸,随着光阴一同流逝。

　　梁飞汉回到莲塘村后，当了一名四级劳动力，食住在他二叔梁仕达家中，每天拿起锄头，挑着屎桶，和村中一、二、三级劳动力早出晚归，辛勤劳作在广袤的田野上，洒下了豆大的汗珠，播种着金色的希望。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日历翻到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国改革开放宛如一夜春风，吹开了成千上万朵梨花；沐浴改革开放春风的莲塘村，是那含苞欲放之一朵。

　　改革开放之初，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的一纸生死状震动了中国，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开了死气沉沉的“大帮哄”体制。莲塘村通过抓阄儿大会，把生产队的耕地和所有生产资料分光了，5户一头牛，连扫帚、锹镐、犁杖、绳子都拆分到户，8个猪槽子不够分的，干脆分别锯成3截让农户抱回家，那种全家老小齐上阵的热闹场面比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改还激动人心。3天后，生产队寸草不剩，完全解体了。傍晚，40多岁的生产队长梁金旺对村民说，今后用不着敲钟叫大家下地干活了，队部门口挂着的那块铁犁片我就拿回家做个纪念吧。

　　那个夜晚，全村许多间漏风漏雨的泥砖屋响起阵阵欢声笑语，下了岗的生产队队长梁金旺却蹲在自家屋里，瞅着那块锈迹斑斑的破犁片抱头痛哭了一场。他心疼的不是队长职务，而是这个刚见起色的生产队。他当队长没几年，拼死拼活领着社员把工分分值干到1元多，这在当地算是个先进典型了，怎么一夜之间就拆光分光、彻底散伙了呢？他很痛苦，想不通。这种思想状况显然有点落伍了，跟不上形势，不过高中毕业的他还想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广播里说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现在把耕地划成“豆腐块”分给农户单干了，将来现代化的大农业怎么搞啊？

　　很快，梁金旺看到，分田到户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粮食连年大增产，中国人终于可以吃饱饭了，再加上发展副业外出打工，庄稼院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可是，眼瞅着城市的现代化像楼群疯长、车流奔涌一样突飞猛进，农村发展显然缓慢许多，专家说那叫“徘徊”。那么，农村现代化的出路在哪里？未来的农业是啥样？他还是想不明白。但他知道一个大道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肯定办不成现代化。

　　中国农业向何处去？这是历史遗留的一个巨大问号，13亿中国人要从根本上保障自己的粮食安全，必须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答案在哪里？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答案就蕴藏在人民无穷的创造力之中。

　　分田到户以来，特别是农民免交农业税以来，广袤的乡村大地似乎一片寂静，亿万农民各忙各的小日子，各奔各的致富路。

　　在各忙各的小日子，各奔各的致富路的日子里，梁飞汉迫切想改变眼前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怎样才能脱贫呢？莲塘村一无工业基础，二无矿产资源，靠什么致富呢？梁飞汉苦苦思索着……

　　梁飞汉，这位在莲塘村中少有的1米78的个头和60公斤的体重，站在人群中简直是鹤立鸡群。他脸上的坚毅与朴质，执着与坚定，镌刻着他从城市走来乡间的历史。

　　可能是在乡间经历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痛苦，也可能是对贫困挨饥受饿的切肤之痛，在梁飞汉的骨子里镌刻着征服贫困的坚强信念。

　　在现实，一个偶然的机会，一种典型的事态，一句具有激励性言论的背后，往往是一场革命，诱发创新的起点。这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人生旅途的一个转折点。

　　1978年初秋的一天，凉风习习，晴空万里，梁仕容回乡探望在乡下务农的儿子和他的兄弟梁仕达等亲人。梁飞汉见父家拉家常正在兴头上，于是从里屋出来，独自座在屋前那棵笼眼树下，一边用烟纸卷着烟丝，一边陷入了沉思。

　　“亚汉……”

　　突然，屋内响起一阵急迫的尖叫，梁飞汉从座在树底那块青石板上猛地站起来，一个箭步跨进屋里，只见二叔梁仕达手里捧着家里那只报晓雄鸡，不知所措。

　　梁仕达一见梁飞汉进来，着急地说：“快……快来看看，这只鸡昨天还好好的，突然无精打采，还阿白鹤屎，看来是得了鸡瘟病了，怎么办好呢？”

　　梁飞汉座在树底下正苦思觅想寻找致富门路，猛地被二叔的一阵急迫尖叫所打断，以为里面发生了什么大件事。“鸡瘟病是个千古难以解决的难题，死了就当垃圾丢出去算了。”他望着二叔，没好气地说。

　　“你如果能把这个千古难题解决了，养鸡何尝不是一条发财门路！”父亲梁仕容见儿子这种态度，于是，激将法式的回了儿子一句。

　　父亲的一席话，像一磅重型炸弹把梁飞汉的心给炸开了。他举一反三，辗转反恻，久久不能平静。他想，鸡瘟病之所以成为千古难题，就在于千百年来养鸡是老人小孩干的家务活，鸡病死了就当垃圾扔掉或丢到粪池浸烂当肥水淋菜、淋稻田，不断重复着某一固死的模式，是一种套路的延伸，再加上长期社会专制对创新的封杀，所以这种套路越来越是习以成俗，成为千年俗套。千百年形成的俗套，造成了千百年无法解决的鸡瘟病难题，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在现实中，家庭养鸡，书写着这样的一条不等式：养鸡≠防病（一体化），也就是1+1≠1。于是在人类历史中，人们总是习惯地沿着传统的1+1=2这一数学命题去演绎实践，去推断、去演化现实。经过世代的沿袭，家庭的养鸡与防病已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互不关联的孤立面，从而各自导演出如果鸡患了鸡瘟病，只好当垃圾扔掉的现象，与人们的需求往往相差甚远。

　　在学校里，梁飞汉是一个出了名的数学怪人。在他漫游过的数学海洋里，接触过许多不等式。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演化，数理的不等式被转移到了现实中，但现实毕竟远离着课堂，人们对于不等式的演算往往是丰富的而具有色彩的。如人为的移合，利益的诱使，科学的创新，人情的软化等，都可以使数理的不等演绎成现实的相等，从而往往使客观被扭曲地出现，以虚伪的面目而存在。但科学的不等式只能靠科学的手段去演算才能完成，梁飞汉要走的就是以科学的手段去导演数理的不等式。

　　再说梁飞汉当时从父亲的一席话中受到了启发，萌发了一个“1+1=1”的新慨念。在他的意念中，决意要把养鸡和防治放到一个统一体中去进行攻关，这是他的立论，是他萌发的创新亮点。意味着亘古未有的一场变革将在他的脚下伸腾。

　　于是，他出发了，几乎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和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寻访名师，寻找出书写不等式的科学依据：养殖这种高免疫鸡需要有好的空气环境、好的水源，饲料要专业配制，还不能给鸡使用抗生素，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高免疫要求的质量。

　　梁飞汉在心里想“莲塘村三面环山，空气、水源都没有受到污染，条件肯定没问题。”当时，他就坚信，只要有技术标准，有别人成功的经验，就能达到要求的质量。

　　梁飞汉学成归来后，便按照专家、高人的指点和要求，就在村后面树林里用竹子搭起鸡舍，父亲梁仕容资助了600元现款，从外地买回了20o只鸡苗，开始其在农家门口养鸡的千里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