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南宋大奸臣

　　　　贾似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他在政治腐败、国运衰微的南宋末年，由一个专事吃喝嫖赌的浪荡子，迅速爬到了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高位。他残酷压榨人民，过着极其荒淫奢侈的生活。在元军大举攻宋的时候，他又向敌人称臣请降，成了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人，最后落得个人人唾弃的可耻下场。

　　　　贾似道出生于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其父是位狡诈的贪官。他出生后，承继了父亲的奸诈，整天都花天酒地，毫无半点才德。

　　　　后来，贾似道的姐姐成为了宋理宗的贵妃，自然鸡犬升天，贾似道在他25岁时就通过“考试”，成为太常丞以及军器监，自此之后生活就更为腐败。在这10多年间，贾似道学会了勾心斗角之术，加上自己身为国舅的特殊身份，因此在他41岁时就己是枢密院事。

　　　　1233年，即为宋理宗绍定五年，蒙古向南宋政府提出“联蒙灭金”的条文，毫无远见的南宋政府自以为这就可以除去外患，于是与蒙古结成盟友。后来于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联军成功灭金，但蒙古却违背之前定下来的条文，把宋应得的土地削减，力弱的宋出兵作战，也无济于事，不但惨败而归，更被蒙古于1258年因宋“违约”而再次被入侵。

　　　　南宋惨败后，理宗令贾似道出战，攻打蒙军，贾似道根本没有什么军事上的才能，于是在出征后与蒙军私下议和，并向蒙军承诺游说朝廷向蒙古进贡。第一次议和，蒙军并不愿意。及后，蒙军将领之一的蒙哥在钓鱼城中战死，贾似道得知忽必烈会回国夺回汗位，便看准机会，与后来的元世祖签了和约，表示愿意称臣、岁奉20万两白银、20万匹绢。

　　　　在私下议和后，贾似道与其他将令会师，并趁蒙军撤退时进攻，杀伤了仅仅170多名外敌。170多名士兵对兵源充足的蒙军简直是微不足道，可是，贾似道却视之为“空前绝后”的战功，自然要夸大，连奉“捷报”，并不报蒙军撤退的真正原因，向理宗报道﹕“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汇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

　　　　理宗收到情报后，被贾似道蒙骗，欢天喜地。不但赐贾似道卫国公与道少帅，更大力赞扬贾似道，令朝中的文武百官恭迎贾似道“凯旋而归”。贾似道得势后，即作威作福，向理宗谗害在军营中对他“无礼”的曹士雄以及向士璧，说他们曾在军中贪污以及盗取官钱，结果两人被流放外。另一位将领高达曾在军中讽刺贾似道，于是贾似道在理宗面前说高达的不是，希望可以除去高达。幸而理宗还有点智慧，没有杀死高达。

　　　　杀高达不成后，贾似道与同党编辑《福华编》，用以“歌颂”他于抵抗蒙军时的“英勇事迹”。此后，宋度宗登极后五年，贾似道为了测试自己在朝中的重要度，于是在度宗面前说自己年时己高，需返乡受福，度宗不想失去该“军事奇才”，便下旨准许贾似道可六日才上朝一次，也不用如百官般行礼，到后来更是十天上朝一次。贾似道证明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几乎与皇帝相似。

　　　　在襄阳被蒙军围攻之时，边关的文书接二连三地传来，贾似道“玩乐为首，国事其次之”，一律扣下不上奏朝廷。后来，在咸淳八年，即1272年，在度宗前往祭祀式时，天下起雨，度宗接受爱妃胡贵妃之父的建议提出归宫，令贾似道“不满”，就装出要离宫归家的样子，度宗苦苦哀求，又听从贾似道的话，把心爱的胡贵妃送去当尼姑才得到贾似道的“原谅”。

　　　　而襄阳被蒙军被围困一事，贾似道都一一压起来。一次，朝廷要他出征，于是贾似道买通大臣，向度宗“说明”贾似道应留在中央“控制大局”。

　　　　宋度宗离世后，蒙古大军已攻到了鄂州，南宋太学生提出贾似道要亲征出战，在群众压力之中，贾似道不得不出战，于是再次向蒙军议和，但蒙军根本不稀罕和约的内容。

　　　　最后，贾似道大败，被贬到离州，安置于循州，并没收其家产。后来，福王赵与黄派杀手了结了贾似道的性命。在贾似道死前，先被杀手戏谑一番，最后才在古寺中被勒死。

　　　　综观贾似道的一生，此人贪婪残忍，荒淫奢侈，又欺善怕恶，满身流氓习气，他是南宋末年腐朽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典型。贾似道在历史上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他是从南宋政权这个腐败机体上生出来的一个毒瘤。他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南宋封建统治集团的没落，从而也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

　　　　王振：明朝第一个专权的大宦官

　　　　王振是明朝第一个专权的宦官。他本来是一个极为失败的教书先生，却自阉进宫，得到了明英宗的宠幸，开始和邹东来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揭开了明朝宦官专权的序幕。根本不知作战为何物的王振为了建立所谓的丰功伟绩，怂恿皇帝亲征来犯的也先，而且在指挥大军时一意孤行，竟不准备粮食。一错再错，致使明军十分疲劳，怨声载道，在土木堡被瓦剌骑兵大破，结果是皇帝做了俘虏，王振自己也搭上了性命。

　　　　王振擅权期间，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剌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剌贪图明朝回赐的欲望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到正统初年，瓦剌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2000余人。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3000人。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剌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于是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四路，大举进攻。

　　　　明朝几次交战失利。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便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听了王振的话，对众大臣的谏阻一句也听不进去，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50万大军，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英宗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大军出发不久，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僵尸铺满了道路。再加上连日风雨，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

　　　　也先听说英宗御驾亲征，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引诱明军进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区，然后一举击溃明军。

　　　　不久，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众将领深感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王振不听。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刺之计”。王振这才急忙传令，撤退回京。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方向行进。这时，瓦剌已整军来追，形势十分紧张。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说：“自此趋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刺大军追及。”王振不听，坚持折向宣府。

　　　　明军迂回奔走，八月十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刺大军已经追袭而来。十三日，他们狼狈逃到土木堡。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随行的文武官员都主张进入怀来城宿营。可王振因1000余辆辎重军车没能到达，害怕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便不顾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

　　　　第二天，英宗想继续行进，但为时已晚。英宗被俘后，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一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连哼叫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就*四溅，像一滩泥似的倒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此行，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这一消息传到北京，愤怒的人们当场打死了王振的两个死党宦官毛贵和王长。接着，明王朝又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玉山并族诛王振之党，把王振的死党马顺的尸首拖到街头示众，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抄没王振家产。

　　　　刘瑾：千刀万剐被凌迟

　　　　刘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6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氏，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太子继位后，他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一朝大权在握，便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他排陷异己，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户部尚书韩文被罢职下狱，五官监侯杨源受杖刑而死……而刘宇、焦芳等小人则奔走其门，成为其党羽。

　　　　权力的集中刺激了他的贪欲。他利用权势，肆意贪污。他劝武宗下令各省库藏尽输京师，从中贪污大量银两。他公然受贿索贿，大搞钱权交易。各地官员朝觐至京，都要向他行贿，谓之“见面礼”，动辄白银千两，有的高达五千两。有人为了行贿，只好贷于京师富豪，时人称为“京债”。凡官员升迁赴任，回京述职，都得给刘瑾送礼。此外，他还派亲信到地方供职，为其敛财。据《明武宗实录》记载，刘瑾“用侍郎韩福，肆虐湖广，馈银至十余万两”。善行贿者，往往官运亨通，如巡抚刘宇，先后向其行贿数万银两，官位也随之上升至吏部尚书。刘瑾的贪婪专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

　　　　安化王朱寘趁机于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发动叛乱。由于不得人心，叛乱很快被平定。太监张永利用献俘之机，向武宗揭露了刘瑾的罪状。刘瑾被捕，从其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经会审，刘瑾被判以凌迟。同年八月，在菜市口的刑场上，这位已近花甲之年的刘公公终于结束了恶贯满盈的罪恶一生。

　　　　魏忠贤：明代阉党逆案之首

　　　　魏忠贤，中国历史上的大奸臣，原名李进忠，中国明朝末期宦官。

　　　　他是北直隶肃宁（今属河北）人，本是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遂自阉入宫做太监，在宫中结交太*太监王安，得其佑庇。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与之对食。对皇长孙，则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泰昌元年（1620年），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国号天启。魏忠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

　　　　明熹宗是个“木匠天才”，喜欢刀锯斧凿油漆的工作，“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魏忠贤总是趁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随口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

　　　　当时东林党人士吏部尚书赵南星，在朝廷中排斥反对派，于是非东林派愤而结交魏忠贤。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遭到杨涟的弹劾，但幸免于难，于是开始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士。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借熊廷弼事件，诬陷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有贪赃之罪，史称“六君子之狱”，大肆搜捕东林党人。次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人，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而负责防守边疆的孙承宗、袁可立等正直大臣也相继遭罢官。至此，东林党被阉党势力彻底消灭，时东林“纍纍相接，骈首就诛”。

　　　　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极受宠信，被封为“九千岁”，自己也在民间养了不少“义子”，如什么“五虎”“五狗”“十孩”“四十孙”等。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连辽东巡抚袁崇焕也积极参与其中。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崇祯皇帝。无疑，魏忠贤也想要控制崇祯皇帝。据说，他曾进献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迷魂香”。他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

　　　　崇祯皇帝初即位，小心谨慎，无所举动。九月，他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把客氏赶出皇宫。十月，弹劾魏忠贤和魏党的奏疏突然出现。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被流放凤阳，在途中畏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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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章人性的暗角——中国历史上奸佞小人之死(4)

　　　　孙之獬：剃发令的始作俑者

　　　　前脑剃光，后脑留辫，本是流行于满族的习俗。为使汉人臣服，清朝统治者将其强加于汉族。但最早奏请对汉族剃发的，倒是身为汉人的明朝降臣孙之獬。

　　　　孙之獬是明朝天启年间进士，授检讨，迁侍读。孙之獬做官时正是魏忠贤当权时期，阉党吃香，他便成为阉党成员，着实过了一段好日子。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倒台后，明崇祯帝下令毁掉由阉党编写的以排斥、诛杀异己为目的的《三朝要典》，孙之獬曾抱着《三朝要典》到太庙痛哭，为士林所不齿。这年八月，朝廷“削孙之獬籍”，让他回乡居住。

　　　　清军入关以后，孙之獬俯首乞降，自己带头与家人奴仆一起剃头留了辫子，并换上了满装，一心一意在山东等待满清主子的到来！清廷为收揽人心，接纳并让他当了礼部侍郎。但这并不是让他臭名昭著的原因，“剃发令”的倡议是孙之獬被大家牢牢记住，并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最主要原因！清军刚进北京时，时因天下未定，允许明朝的降臣上朝时仍穿明朝服饰，只是满、汉大臣各站一班。可是这个孙之獬为独得满清欢心，有心“标异而示亲”。一日上朝时他变得“焕然一新”，不但剃了发，留了辫，还改穿了满族官吏的服装。当大臣们步入朝堂站班时，他很亲切地走进了满族大臣的行列。满族大臣都自谓高人一等，哪能容忍属下的汉臣孙之獬与之同班？七嘴八舌又你推我拉把他逐出班外。孙之獬自讨没趣，悻悻然走回汉班，汉臣恨他过于逢迎求宠，一个紧挨一个毫不松动，不让他入班。徘徊于两班之间的孙之獬进退不得，狼狈万状。

　　　　于是这孙之獬一怒之下便上疏对满清提出应下令让汉人剃发留辫。本来早想彻底显示自己征服了中原的多尔衮便顺势采纳了这一提议，于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间，下达剃发令。清军所到之处，以十日为限，“文武军民一律剃发如满族式样，不从者治以军法”。令出行随，到处可见兵勇带着剃头匠，挑着担子巡行在城镇乡村，担子上挂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粉牌，见一个捉一个，强行前额剃发，后脑留辫。

　　　　剃发，本是流行于满族的习俗，而几千年来汉人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观念，是不剃发的，“衣冠束发”成为汉人的外在标志。剃发严重伤害了汉人的感情，使他们失去了作为汉人的外在标志和不做奴隶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人们纷起抗争，悲壮激烈的反剃发斗争风起云涌。

　　　　顺治三年（1646年）秋，山东爆发了谢迁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时孙之獬正巧衣锦还乡。农民军攻入淄川，将其活捉，五花大绑示众街市，人们在他身上遍刺针孔，插上毛发，以惩罚其献媚清廷首倡剃发残害同胞的罪行，然后斩首市曹，暴尸通衢。这个以出卖祖宗和灵魂为代价来换取前程的恶棍在风光了几年之后，终于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消息传出，人们无不拍手称快，都说是罪有应得。

　　　　和珅：史上第一大贪官

　　　　和珅是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宠臣，其当政期间疯狂聚敛钱财，以巨贪而出名。

　　　　乾隆帝在位时间与其祖父康熙一样长，他本可超过其祖父，因为不愿对其祖父不恭，便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决定年底传位给皇十五子颐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帝。正式传位仪式于次年元旦在太和殿隆重举行。乾隆帝当了三年的太上皇。

　　　　乾隆末年吏治腐败，贪官之首便是皇帝最宠信的和珅。和珅精明强干，初期为政清廉，通过云南办案、山东查帐等政绩，巩固自己的地位；乾隆对他宠信有加，又将最小的女儿和孝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使得和珅不仅大权在握，而且还成了皇亲国戚。随着权力的增大，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胀，他疯狂聚敛钱财。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偷香窃玉；他善于掩盖巨额贿赂，掩盖人证物证，懂得如何洗钱——投身工商活动，开当铺、设银号、建煤窑……经营各种买卖。他不仅成为权倾一朝的首辅大臣，也成为乾隆年间的赫赫首富。

　　　　但和珅却忘记太上皇年事已高，他该为自己预备退路。早在乾隆帝有意选颐琰继位时，和珅早早打探到这一消息，在宣布此事的头一天送给颐琰一柄玉如意，表示自己对此事劳苦功高。乾隆帝退居幕后，和珅专权更甚，嘉庆帝有什么事反而要托和珅转告父亲，嘉庆帝的老师朱硅由两广总督升任大学士，嘉庆皇帝写诗祝贺，没想到和珅向太上皇告一状，说嘉庆帝在向下属“市恩”，结果朱硅降为安徽巡抚，嘉庆帝也因此得罪了父亲。嘉庆帝隐忍不发，表面上更重视和珅。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次日，嘉庆帝命和珅与户部尚书福长安轮流看守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实施软禁。接着下了一道突兀的圣旨，命令着实查办围剿白莲教不力者及幕后庇护之人。当天就有大臣领会到皇帝的意图，于是弹劾和珅的奏章源源不断送到嘉庆帝手中。嘉庆帝宣布和珅的20条大罪，立即下令逮和珅入狱。

　　　　嘉庆帝本要将和珅凌迟处死，但由于皇妹即和珅儿媳和孝公主的求情，并且参考了董诰、刘墉诸大臣的建议，改为赐和珅狱中自尽。为避免政坛风波，嘉庆帝宣布对能弃恶从善的和珅余党一律免于追究。

　　　　经查抄，和珅财产极多，不仅有大量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更是无法胜数，有些珍品比皇宫里的还要好。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汪精卫：媚日求荣的汉奸

　　　　汪精卫1893年5月4日生于广东三水一个封建幕僚家庭，原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903年，21岁的汪精卫成为日本法政大学的官费生，东渡留学。1905年7月15日，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着手筹建政党。这时，在东京留学的汪精卫对孙中山十分敬慕，并与朱执信等人拜会了居住在神田锦辉馆的孙中山，聆听了孙中山的谆谆教诲，极为折服。同年7月30日加入中国同盟会，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在1905年8月20日召开的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上，汪精卫任三大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汪精卫利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积极发表檄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保皇派开展论战，较为完整、准确地发挥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有力地宣传、论证了孙中山思想的合理性。

　　　　1910年初，汪精卫与黄树中、罗世勋等入京谋刺清摄政王，结果失败了，汪精卫被捕入狱。在狱中，汪精卫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壮烈的诗句，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又为他赢得了更大名气。清朝政府迫于形势，于同年11月6日释放汪精卫。这时的汪精卫在国人心目中成了革命先驱。

　　　　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个成员之一，并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在“讨论跨党”和宣言反帝反封建性质等问题上，汪精卫执行了孙中山的意图，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取得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感。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孙中山应邀于11月13日偕宋庆龄、汪精卫、戴季陶、孙轩等人北上。孙中山因积劳成疾，到京后得肝病而一病不起。汪精卫则随侍在侧，为孙中山处理各种事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孙中山病危之际，汪精卫根据孙中山的意思为其草拟了遗嘱，这又为他赢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1925年7月，广东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时，汪精卫击败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国民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而蒋介石则军权在握，成为汪精卫潜在取代者。

　　　　汪精卫任职初期，他联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挫败了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但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中败下阵来，并于5月被迫辞职流亡法国，以示对蒋介石的抗议，继续维持自己的左派声誉。

　　　　第21章人性的暗角——中国历史上奸佞小人之死(5)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4月10日，他出任武汉民国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相对峙。起初，汪精卫还站在革命这一边，与蒋介石展开了斗争。后来，他屈服于反革命的压力，又惧怕工农运动的发展，终于在这场激烈的阶级大搏斗中，由极左转极右。7月15日，在“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的恐怖口号下，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事变，背叛了孙中山未竟的革命事业，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失败。宁汉合流，他与蒋介石继续互争党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进行无休止的争斗。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汪杯酒言欢，再次“合作”。1932年1月，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并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而后又兼任外交部部长，主持政务，应付对日外交。此后，汪精卫对内赞成蒋介石“全力剿共”，对外推行媚日外交。“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汪精卫批准签订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1933年5月，汪精卫支持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又和蒋介石批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汪精卫的媚日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935年11月16日，汪精卫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全会，开幕式后，全体中央委员在大礼堂外摄影留念时，记者群中身为特务的孙凤鸣突然捣出手枪，对准汪精卫连连射击。他身中三弹，在医院取出了体内两颗子弹，但尚有一颗弹头嵌入脊骨，因医疗设备不全而无法取出，成了后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一开始就畏敌如虎，认为“战必大败”，对抗战结局不抱信心，力主与日妥协谋和，并散布“亡国论”。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汪精卫授意周佛海、高宗武等在上海、香港等地寻找途径与日本秘密接洽。11月24日，汪精卫电告在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全盘接受日方条件，达成*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并商定了汪精卫出走降日的安排。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突然逃离重庆，后来于1939年5月6日从越南海防登轮抵达上海，公开投降日本。不久，又赴日本“访问”，商谈组织傀儡政府问题。同年12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支新系调整纲要》，将中国国家利益出卖给日本。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等数职，总揽沦陷区党政军大权，从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大的汉奸、卖国贼，遭国内外炎黄子孙的谴责。汪精卫叛国投敌，有一套“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即从“和平建国”到“东亚联盟”，到“东亚解放”再到“黄色人种革命”。他在1944年10月，口授《最后的心情》的遗书，为自己叛国投敌辨护和涂脂抹粉。

　　　　遗书，为自己叛国投敌辨护和涂脂抹粉。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结束了“大起大落”的一生。关于汪精卫之死，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死于日本，有的说他死在中国。有人说他是病死的，又有人说他是被日本人害死的。然而，事实的真相是，汪精卫并非病死，而是被害，凶手不是日本人，而是蒋介石。

　　　　1935年，汪精卫被刺后，背后的子弹因无法取出就一直留在脊背里。1943年3月，汪精卫背部未取出的子弹弹伤突然发作，他听从了日本主子的旨意，立即飞往日本就医，在日本东京医院，由一位名叫小黑的名医替他开刀。小黑经验丰富，医术高明，很顺利地从汪精卫的脊内里取出了已埋藏八年之久的第三颗子弹头。手术三个月后，汪精卫神秘地从日本回到中国。当时汪伪政权已是摇摇欲坠，国民党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为防万一，汪精卫回国后不露风声，也未去南京，而是用化名住进上海虹桥医院。在上海期间，汪精卫的一切活动都用密码联系。汪精卫回国连汪伪政府、国民党都不知道。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汪精卫与陈璧君联系用的密码被重庆国民党的电台截获破译，并很快将破译后的电报送到蒋介石手上，蒋介石立即命军统局长戴笠速率军统特务去上海干掉汪精卫。

　　　　1944年7月，戴笠经过周密策划，实施了暗杀计划。在每天由护士给汪精卫服用的中药中掺入玻璃粉毒汁，病人喝此药无刺激、无反应，在不知不觉中中毒而死。自此，汪精卫的病一天天恶化，卧床不起，终于在上海虹桥医院一命呜呼。

　　　　中国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之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他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1937年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1938年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组成的“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投降活动。1938年11月，汪精卫告诉陈公博：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精卫争论很久。不到一月，汪精卫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精卫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精卫降日已成定局。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精卫派小集团的私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精卫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精卫离开重庆。

　　　　1940年3月，陈公博到达南京，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3月30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国民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政府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1940年10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精卫的提议，决定在汪精卫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卫一命呜呼。陈公博继承汪精卫生前之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1945年1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专人负责。8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小汉奸深感末日来临，慌作一团。1945年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乱中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汪伪政权解散后，陈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中，陈被押解回国。1946年3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陈公博百般狡辩，但终究逃脱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4月12日下午4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宣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1946年6月3日，汪精卫的继承人、大汉奸、伪南京政府主席陈公博被处决，结束了卖国巨奸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