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课改革运动的苗头##】前言常言道：物必先腐尔后虫生。教会之所以出现改革的诉求，皆因自身的腐败。只不过改革并非肇始于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在那之前，中古末期(自十三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末叶)就已经出现几番改革的努力了。这些努力都是针对教会的腐败而作出的。其实到了十三、十四世纪，罗马教廷的威望即萌生了滑坡的迹象。由于教廷本身缺乏强大的军事力量，故不得不和日渐兴起的各主要王室妥协。加上奢华的挥霍，教会的财政也越发依赖各方王侯的支持。这些因素导致教皇的权势江河日下。可惜的是，教会不单没有反思其属灵的角色，作好分内的任务；反而任由一些腐败行径在教会中蔓延。教会的腐败行径这些腐败行径之中，较为严重的就是圣职买卖。以钱财交易来谋取教会中某个职位的作风，在第五世纪迦克墩会议的决议事项中，即遭禁止。可见这种买卖圣职的行为，古已有之，不容易完全避免。只是之前的圣职买卖仅在暗中进行。到了中古时期，此种勾当竟然化暗为明；虽然教廷一再申令取缔，但欲禁不胜禁。由于当日教廷不得不与执政者妥协，故导致委任某些重要职位时，不得不“参考”教会以外的意见。而且，当金钱交易成为广被接纳的手段后，“价高者得”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圣职买卖可说是教会腐败的主要祸根。因着通过此种途径而获得委任的神职人员，自然不会将神圣的牧养工作放在首位。而且“购买”圣职的人，不难想象包括甚多生活放荡不羁、行为不洁之辈。甚至这种光景很容易造成恶性循环，致使神职人员的素质朝着低落的方向发展。如此一来，中古后期的许多神职人员皆不得人心，甚至引起公众的反感。教士当中不识字者，大有人在；情况之严重，可见一斑！与此同时，由于获取某些有利可图之职位的花费相当高昂，买到这些职位的人，往往须设法从其他途径来弥补开支；结果一些能够快速聚敛大量钱财的事务，很容易就获得大力支持，尽管这些事务也许并不光采。这就解释了为何“赎罪券”竟然在民间，以商业手法来大量推销。“赎罪券”的本意乃在给购买的认罪者一份眼见的凭据，使其确知自己的罪已获赦免。只是不少参与推销的人士，往往利用花言巧语蛊惑百姓购买，好从中获利。大量推销赎罪券的做法，大大误导了百姓，使他们以为只要拥有赎罪券，即可任意犯罪，因为赎罪券能使他得到赦免(这也是补罪概念作祟的结果)。教廷其实也明白内中的弊端。惟碍于财务上的需要，也只得使用这一类的手法，以解决入不敷出的局面。赎罪券因此在中古的末期，不止一次地在欧洲全面推销。圣职买卖也带来另一件颇令百姓诟病的事情，就是圣职的兼任风气。既然圣职可以花钱买到，且又带来实质上的利益，，不少人就特意兼任超过一项的圣职。这种行径固然引致神职人员素质低落，事实上他们也根本无法履行其牧职。由于兼职者无法同时现身在不同地区，结果在中古的后期，牧职人员不见踪影的情形颇为严重。虽然在信仰的取向上，一般中古的信徒多有异教色彩，认知真理的水平也未必很高，但他们却都是非常热衷“信仰生活”的人。举凡婚丧嫁娶都一定以教会定规的方式进行，且由神职人员主持。婴孩出生后也必须尽早举行洗礼，因他们认为，尚未受洗的婴孩一旦夭折，就无法进入天堂。但是许多牧区的神职人员根本不会出现！这些圣职既非出缺，故也无从另行委任，老百姓就只能摇头叹息了。单是圣职买卖一项，即招来如此多的弊端，其他的就是可想而知了。来自体制内部的改革这些腐败作风，令不少教会内部的领袖痛心疾首，并力主匡正改革。由于腐败的情况十分明显，故教会高层也不得不采取行动了。只是许多弊端由来已久，必须从长计议，方能奏效。为此，教会乃采用大公会议的方式，召集各地代表共同商议改革的方案。所召开的一系列“拉特兰会议”(LateranCouncil)，也确实凝聚了一些共识。例如：一一二三年的一次，明令神职人员禁止纳妾，一一三九年的会议再度申令禁止圣职买卖。只是声明归声明，腐败之风并未减弱。其后的几次会议，尤其乏善可陈。最后的一次拉特兰会议，甚至是在改教爆发的一五一七年所召开。讽刺的是，这些会议所针对改革的对象，正是这些出席会议的人士。可想而知，改革也就变成了空谈。这条路线的改革努力，至终宣告彻底失败！在内部改革的呼声中，罗马教廷上演了一次发人深省的变故。原先教廷一直在罗马(Rome)运作，由于种种原因，却在一三○五年搬迁到法国的亚威农(Avignon,France)去，并且事事受制于法国的干预。教廷不得已于一三七七年搬回罗马(史称“教会被掳巴比伦”)。然而一些教廷高层人士，却在罗马教皇之外，另行选立一位教皇，并让他回到亚威农去。欧洲出现了两位教皇之后，各国王侯就可按照自身的需要，各选其中一位作为承认与效力的对象。为了解决这局面，部分人士乃宣布原先的两位教皇无效，另立教皇。如此一来，原先的二位除不肯善罢甘休外，并拒绝下台。欧洲因而出现了三位教皇的诡异局面。教会改革的需要，益发明显。为此，一些教会领袖，连同大学的一些学者，联手提出“议会改革”的方案，号召在教皇掌控的“拉特兰会议”以外，另行召集会议，推动改革。这个于一四一四年召集的“康士坦斯会议”(ConstanceCouncil)，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三位教皇的尴尬局面，又提出以“议会”来制衡教皇的权柄，以期达到改革的愿望。只是当结束纷争的教皇站稳之后，就明令禁止“议会改革”的运作。内部改革的努力，从此也就无法抬头了。来自教廷以外的改革教会需要改革，人尽皆知。一些堪称表率的典范人物，就成了大众学效的榜样。彼得瓦勒度(PeterWaldo，1140～1217年)就是其中之一。在清楚接受基督的救恩之后，这位商人变卖了产业，专心过着贫穷的传道生涯；为了方便听众，瓦勒度亦将圣经翻译为自己家乡的语言，作为传道之用。他的精神感动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瓦勒度派”出现于十二世纪的欧洲。这些人甘受贫穷、专心传道的表现，无异在指控教会高层的奢华与放纵；故也因此受到压制和迫害，甚至被斥为异端。逼迫并无法消灭这股属灵的热忱，瓦勒度派反而在压制之下扩散开来，其影响力一直维持到中世纪的末年，在欧洲大陆中部与东部尤其明显。至于与大陆一水之隔的英国(UnitedKingdom)，则于十四世纪出现了著名的改革家约翰威克理夫(JohnWycliff，1329～1384年)。他出身牛津大学(UniversityofOxford)。眼见教会的腐败，威克理夫遂透过写作、授课、讲道抨击教廷的教导与行径，指出教会乃神子民的群体，而非教廷指挥之下的附属品。威克理夫身边也聚集了一批怀抱改革思想的追随者，他们将老师的言论带到四周的城镇去，又发展了自己的组织与教廷对抗。威克理夫最为著名的贡献之一，就是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由于当日的圣经一直采用拉丁文版本，故一般百姓根本无从理解其中的内容。威克理夫主张，任何人都有权透过自己的语言来理解圣经，于是将拉丁文圣经翻译为英文圣经。教廷固然视之为异端，却也无法有效地制裁他，倒是强迫他离开了牛津。这位推动圣经翻译的改革家，在离开牛津两年之后与世长辞。然而他的追随者却将他的思想，有效地散播在英国人的心中，为日后英国教会的改革提供了动力。在欧洲大陆继承威克理夫改革理想的，是来自捷克(Czech)的神职人员约翰胡司(JohnHuss，1374～1415年)。由于深受威克理夫的影响，所以他也同样强调圣经的权威、抨击教会的腐败，包括贩售赎罪券的行为。胡司的言论自然不能见容于罗马教廷，甚至被逐出教会。但是他的教导甚获当时捷克人的欢迎。当教会领袖在康士坦斯(Constance)召开议会，以解决三位教皇并列的困境时，就传召胡司前来解释他的立场。胡司应讯出席，却在会上被斥为异端，当场就被活活烧死，成了改革运动的殉道者。支持胡司者事后组成独立的教派，与罗马教会分庭抗礼。这股改革力量在欧洲大陆上一直存在，也影响了日后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改革的浪潮不仅在其他国家出现，也浮现于罗马所在的意大利(Italy)。到了十五世纪，罗马教会的一位神职人员萨沃那柔拉(G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年)也领导了一场在意大利北部的改革运动。此人是一名修道士，透过讲道带动了改革，又将当日腐败、凌乱的佛罗伦斯(Floence)地方教会，改变成修道院般的模范教会。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萨沃那柔拉免不了批评教会的腐败与不当，并因而被教廷驱逐，最终受火刑处决。这位改革家其实就是罗马教会的自家人，但至终也因推动改革而被排斥。大家不禁会问：教会果真无药可救了吗？黑夜到底还有多长？神既是教会的主，他就不会离弃自己的教会。其实到了第十五世纪末年，欧洲的文化与思潮也都为教会的改革作好了准备。此时的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的气象。文艺的抬头，带动了对古代文献的珍惜与研究。圣经作为古代文献之一，其地位也逐渐受到重视。改革思维因而逐渐散布开来。虽然就外表看，这时期的改革皆以失败告终，但是在萨沃那柔拉被烧死之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马丁路德的怒吼便于一五一七年出现于德国(Germany)。宗教改革时期也随着路德的出现而到来。教会的主始终是信实可靠的上主！问题研究一、教会在外表上的成功，往往带来内在的腐败。你认为我们可以如何防备这样的情形出现？二、中古时期的改革都不成功。你能归纳出招致失败的各种因素吗？三、改革的推动，往往在于领袖人物的付出。从这些改教先驱的身上，你学会了什么？阅读建议如果需要，可进一步参看以下一些从论教会历史的书籍：一、祁伯尔(KuiperB.K)著，李林静芝译：《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二、余达心著：《基督教发展史新译》，台湾：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一九九四年。关于中古时期的教会，可参阅：李振群著：《透过二千年之卷二：中古教会》，西马：协传培训中心，一九九九年。【##第52课九十五条惊天动地##】前言十六世纪是一个弥漫新气象的时代。典型的例子，就是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在世纪的交替的时刻(1492年)，发现了美洲的新大陆，为欧洲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憧憬。然而此时刻的欧洲也充斥着不安与变革的迹象。社会、文化的发展，导致日后所谓的中产阶级逐渐出现在许多城市中，冲击着中古简单的农民、贵族的社会的结构。教会改革的失败则引来了普遍的反感。大学里面的学者皆意识到变革更新的需要，翘首以望新的改革动力。一般农民与基层人士更是对现状愈来愈不满。惊天动地的变革条件，似乎都已经预备好了。与此同时，宗教热诚的火炬仍然透过修道院赖以维持。一些修道士仍然坚持理念，透过刻苦、敬虔来展现对信仰的忠诚，以祈获得神的喜悦。马丁路德(MarthinLuther)就是其中一位。路德与“九十五条”马丁路德生长在一个不甚富裕的矿工家庭。在节衣缩食情形下之，一直努力读书的他，终于进入了大学，修读法律的博士学位。然而，他心中一直盘旋着一个相当恼人的问题：罪人要怎样才能获得圣洁神的恩惠呢？这份对生命终极问题的关注，使他毅然离开法律的学习，加入了奥古斯丁派的修道院，一心要按照当时的观点，透过克苦己身的方式来换取神的悦纳。在修道院操练的同时，马丁路德也开始修读神学博士的课程，专心研读神学与圣经。在这期间，他发现了两个重要的道理。首先他体会到：再多的克苦、善行也无法与神的良善相比，人越是企图以善功来换取神的义，就离开这义越远！另外，他又发现圣经的教导与教会流行的说法不一致：义人得生的途径不是透过善行，而是藉着信心接纳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提供的救赎。马丁路德终于明白：圣经所说的“神的义”，原来不是指神对人的要求而言，而是“神赐给人的一份礼物”！这项称为基督的真理，为整个宗教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时的马丁路德已取得神学博士学位，也被修道院派往位于威登堡(Wittenberg)的大学讲授圣经与神学。他将圣经关乎救恩的道理，透过在威登堡的大学及教会，传送给身边的人。只是他所能够影响的人，并不怎么多。而就在这时候，罗马教皇为了筹款修建教廷所在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再次在整个欧洲发动售卖赎罪券的活动。负责在马丁路德所在地区贩卖的人，推销赎罪券的言论及手法，激起了马丁路德的不满。当日推销的人声称，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币落入了钱箱，罪就立即获得了赦免！这番厥词显然与鼓励犯罪无异，更与马丁路德所认识的福音道理有所抵触。终于在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口，张贴了一份名为“九十五条”的文件，指出赎罪券并不具备所宣称的赦罪功效。这举动马上引发了极大的震惊。一位在罗马大公教会体系出身的修道士，竟然公开反对教会的教导，此举无疑大快人心。加上之前不久发明的活版印刷术，加速了这份文件在欧洲各地的风行，且带动了许多讨论。罗马教廷起初不以为意，只觉得这是某个角落里的小修道士在大发谬论，遂指示相关的主教、大主教等，设法平息风波。一年之后，事情其实已开始比较平息下来。只是一位认同教会传统观点的教士，非常不满马丁路德的言论，且要求与他公开辩论，以正视听。路德接受了这项挑战，双方乃于一五一九年，在莱比锡大学(UniversitaetLeipzig)举行了这场影响深远的辩论。路德在辩论中阐述自身的立场时，并不讳言赎罪券的无效，进而也指出了教会、教皇等皆不具有赦罪的权柄，因为这权柄仅仅来自耶稣基督。路德指出其观点所依据的，不是教会的传统，而是圣经本身的教导。这样的立场当然无法见容于罗马教廷，而教廷也不得不要求他在指定的日期之前悔改，并收回言论，否则就将他逐出教会并终止教籍。只是马丁路德深知这确实是圣经的教导，因而拒绝悔改，甚至在公开的场合，当众焚烧了教皇所下达的悔改谕令！宗教改革的浪潮自此石破天惊地展开了。德国宗教改革的早期发展宗教改革起初主要在德国(Germany)地区展开。马丁路德除了继续在威登堡教书及讲道外，也透过文字来陈述教会改革的需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份文件是《基督徒的自由》(陈明作基督徒的意义)、《教会被掳巴比伦》(指出教会已背离神的道，犹如昔日以色列因背道而被掳一般)及《致德国王侯公开信》(公开鼓励王侯为真理来推动教会改革)。透过这些努力，改革教会的风气逐渐扩散到其他德国王侯的辖地。当日德国的王侯，连同匈牙利(Hungany)、奥地利(Austria)等国皆隶属一个联邦，称为“神圣罗马帝国”[但是这帝国实质上与罗马(Rome)无涉，且运作上也不如一般的帝国]。为了彻底对付马丁路德这新兴的“异端”，帝国召开了国务会议，并传召马丁路德前往答辩。为了真理的缘故，马丁路德冒着生命的危险，出席了会议，但却发觉这不过是个命令他悔改的会议，根本没有任何让他作出答辩的安排。这位改教家于是勇敢地向会议宣告说：“除非能够依据圣经判定我的见解是错误的……否则，我不能、也不会撤回任何的观点；因为违背良心行事，是不对的，是不能接受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神帮助我！”这名不知好歹的修道士既然拒绝悔改，帝国就褫夺了他的公民身分，并要将他逮捕处死。所幸马丁路德在作出宣告之后，立即离开会场回家，又在路上被支持者强行拦截并藏匿起来，因而逃过了追捕。之后，帝国本欲继续追究保护他的人士，但是由于奥图曼帝国信奉回教的大军压境，帝国的元首不得不暂时容许各王侯拥有宗教事务上的自决权，藉此联合各王侯，一致共同对抗入侵者。马丁路德的福音信仰，就此散播开来。其后，马丁路德甚至可以公开回到威登堡继续领导改教的进程。当围困维也纳(Vienna)的入侵军队撤离后，帝国曾再度追究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然而，教会改革已经开始在许多地区植根，支持改教的王侯也联名向帝国元首提出抗议，认为各王侯拥有宗教事务的自决权，不容外力干预(基督教的Protestant一词，就是这样得来的)。帝国元首虽然一面倒地支持罗马，但却一时之间无法贯彻政令，去镇压这些改教的王侯。各王侯也乐得自行处理宗教事务，这些统治者从此就分成罗马派与抗议派(改教派)两个阵营了。所谓宗教改革，就是扬弃罗马大公教会当时所持守的救恩观，认定所有人只有凭着“信心”，接受“圣经”所宣讲的基督十架救赎“恩典”，方可以获得神的义，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所谓“惟独信心”、“惟独圣经”、“惟独恩典”的三大改教诉求了。同时，教会也在运作方式、聚会程序、教导内容等方面，根据这些原则作出调整。因此，教会的面貌焕然一新：不合圣经的腐败现象消失了，迷信色彩的教导被取缔了，企图以苦修善功取悦神的修道院解散了。马丁路德在藏匿期间，也将圣经从原文翻译为优雅流畅的德文。之前不久才发明的活版印刷技术，则将路德的著作及他翻译的圣经，以大量又低廉的方式，迅速地流通到欧洲各地。慕名者蜂拥至威登堡大学(UniversityofWittenbeng)，渴慕在路德门下受教。这些人回家之后，也将改教的信仰，以及改革教会的方案带回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其他地区的大学学者，深明改教的意义，也纷纷加入鼓吹改革教会的行列。宗教改革就如风暴一般，席卷了整个欧洲。其他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除了德国以外，惊天动地的事情也在瑞士的苏黎世(Zurich,Switzerland)展开。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苏黎世城中一名神职人员慈运理(UlrichZwingli)，也认定福音信仰才是圣经的正确教导。一五二二年，慈运理在禁止吃肉的守斋期间，特地聚众公然吃肉。此举引来一连串的辩论，因许多人认为在守斋期间吃肉，是不得神喜悦的事情。慈运理藉着辩论可否吃肉的场合，提出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到底怎样能够让一个人得着神的喜悦呢？是善行？还是信心？正如马丁路德所坚持，义人是因信得生的；既然如此，凭借信心的福音信仰才是真挚的信仰。经过这些辩论，苏黎世的市议会乃决定：慈运理的见解是正确的，以后教会的教导及运作方式，都要依据他的方案进行。慈运理从此取得了苏黎世教会改革的主导权，在这个瑞士城市中，推动类似马丁路德在德国所进行的改革运动。苏黎世的改革措施立时招致了一些邻近地区王侯的反对，并弄到兵戎相见；而慈运理也在一五三一年的一场战争中去世。然而苏黎世的改革运动，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在继任者布灵尔(JohannHeinrichBullinger)的带领之下，苏黎世城继续领导着瑞士的改教，而且又将改教风气蔓延到了其他瑞士的城镇去，包括与法国(France)接壤的日内瓦城(Geneva)。往后日内瓦城甚至超越苏黎世的地位，成为瑞士宗教改革的大本营。另一个教会改革的主要地区是英国(UnitedKingdom)。自从亨利八世(HenryVⅢ)登基作王，英国的中产阶级即迅速兴起。这些人比一般农民更加关注社会民生的处境，因为社会、制度、政策等之不合理现象，无一不与他们的生计息息相关且影响非凡。由于他们非属贵族阶层，不易左右大局，故不得不寄望统治者进行改革，结果成了改革思维的强大支持群体。在这期间，英国社会各阶层对教会不满的气氛相当普遍。加上约翰威克理夫(JohnWycliff)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民间对改革的诉求一直存在。因此，当马丁路德振臂高呼之后，脱离罗马教会体系，以及改革教会信仰与生活的情绪，即不断地在英国提升。时逢国王亨利八世与原来王后的离婚要求，遭到罗马教皇拒绝，国王当下乃“顺应民情”，召开特别国会，通过了一项名为《最高治权法案》的决议，宣告英国的国王从此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这举动等于宣告教会从此与罗马决裂，自行独立于罗马教廷之外。时为一五三四年。随后，亨利八世即强行解散修道院，没收罗马教会的产业，使用英文圣经于聚会之中，并着手编辑英国教会自己使用的《公祷书》。这一连串的行动，为英国改教运动揭开了序幕，也让民间改革教会的主张得以伸张。当时在言论界领导群众的牛津大学(UniversityofOxford)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ofCambridge)的领袖，也支持国王的宗教政策，乐观其成。英国教会乃在亨利八世的荫庇下，走上了改教的不归路。改革教会的行动虽然不是始自马丁路德，却是在他倡导的宗教改革之下成功的。许多人都在问：为何之前的改革都失败，独有马丁路德的改革成功？这里面的因素显然相当复杂，难以归咎于任何单一的原委。但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之前的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针对个别的腐败行为而提出的；然而，当人的内心或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外在的改革就不可能持久。马丁路德的改革却是从信仰、教义着手，他透过信仰的更正，改变了人的生命本质，从而达成表里一致的改革。事实上，是“教义”的改革，使十六世纪的这场改革运动，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至终匡正教会重新回到圣经的基础和原先的正路。问题研讨一、从“惟独信心”、“惟独圣经”、“惟独恩典”这三方面看，你认为今天的教会是否充分表彰出这些改教诉求？二、马丁路德甘冒生命危险所说的“这是我的立场”，成为流传几百年的名句。你可曾否想过，为了信仰的缘故，你能够付上什么代价？三、强*义的改革，带来了教会的更新；强调行为的改革，一事无成。这历史事实对今天的基督教有何启发？【##第53课改革浪潮风起云涌##】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威登堡(Wittenberp)的小小火花，掀动了在苏黎世(Zurich)的火焰。在德国(Germany)与瑞士(Suitzerland)出现的改革运动，逐渐汇集而成一股澎湃的浪潮，不住地冲击着整个欧洲。我们不难想象，这股浪潮势必引起各式的镇压与攻击。事实上，马丁路德(MartinLuther)的“九十五条”出现，宗教改革一直面对着反对阵营的强力反弹。在改教的路上，神再一次彰显出他眷顾教会的奇妙恩典，他的保守让改革不至淹没在反对的势力下。“万事互相效力”的道理，再次获得明证。德国改教的进展德国既是最先推进改教的地区，遭受反对的势力也就最为强大。帝国的元首很快发觉，那些支持改教的王侯已定义不顾一切赞助改革，且又组成了联盟，来对抗帝国向他们所施加的压力。这位欧洲最有权利的人物，查理五世皇帝(KingCharlesV)，决定使用武力来贯彻自己的政令。元首的军队在一五四○年代开始进驻德国地区，并且成功地瓦解了改教王侯的联盟力量。在“罗马派”王侯的协助下，甚至在一五四七年攻陷了改教的大本营威登堡。神怜悯了他的仆人，因为马丁路德在这之前，已于一五四六年病逝，得免成为罗马派阶下囚的羞辱。其实，当罗马派的军队进入威登堡教堂时，曾打算将葬身此地之马丁路德掘出鞭尸泄愤。然当时查理却仁慈地下令说：“我无意与死去的人计较，就让死人安息吧！”路德的墓地而得以保存完好，直到今日。帝国的势力既然压倒了部分王侯的势力，德国改教的力量应该就要面临瓦解了。然而此时德国的罗马派王侯，也开始担心查理的势力过度高涨，有吞灭己身实力之虞。因此德国的王侯开始不分信仰取向，结合起来，或明或暗地抵制元首的各项政令。查理皇帝本身来自西班牙(Spain)，如今劳师远征，却在德国弄得僵持不下，进退两难；心灰意冷之下，只好在一五五五年，与交战各方签定了著名的“奥斯堡和约”，体面地离开了德国的疆土。该和约条文在教会事务方面，正式承认了德国改革派的教会拥有合法的地位。从此，马丁路德所建立和领导的德国教会(称为福音教会，即今日的信义宗教会)取得了法理上的认可，宗教改革在德国地区可说是取得了胜利。瑞士改教的延伸瑞士改教的发源地是苏黎世，但是对改教全局影响最大的，却是日内瓦城(Geneva)。支持教会改革的人士，很早就开始在日内瓦活动，只是影响不甚显著。及至一五三六年，一位颇负盛名的年轻学者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因逃难而路经此地，即受到当时的改革领袖感召，留了下来协助推动改革。日内瓦自此在改教的历史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加尔文乃法国人。二十二岁即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在改教的风潮中，接受了路德所倡导的福音信仰，因而不得不离开当时偏向罗马的巴黎大学(UniversityofParis,Rome)，四处流亡讲学。这次途经日内瓦，虽是路过性质，却因当地的需要，深受感动而留下参与教会的改造工程。但两年之后，日内瓦市议会的立场变动，加尔文不得不离开，远走他方。过了三年，日内瓦城的宗教事务日趋混乱，市议会在权衡利害之后，决定再度邀请加尔文前往主持教会事务。虽有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然而加尔文这头超级好马，却深感神旨意的带领，毅然回到日内瓦承担危局，主持教务，力挽狂澜。须知当时的教会成员，实质上也涵盖了整个城市的人口。主持教会事务的人物，着实举足轻重。加尔文却以一名法国人，进到瑞士人的当中，企图在混乱中改造教会，其处境之艰险，可想而知！加尔文果然不负众望，从一五四一年重返日内瓦到一五六四年辞世的二十多年中，加尔文将日内瓦教会建立起来，成为宗教改革中的头号模范教会。加尔文在圣经教导、神学论述方面异常出色。加上对教会纪律的强调、处事认真而又无私的态度，遂令日内瓦教会名声远播。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宗教避难者，皆慕名而至。加尔文也给予这些人充分的空间，学习宗教改革之道。这些人分别回国之后，得以让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与教会体制根植至欧洲各地，包括苏格兰(Scotland)、荷兰(Holland)、法国(France)等。加尔文又设立了日内瓦学院(GenevaAcademic)，为各地培植所需的神职人员。凡此种种，使这位改教家至终成为马丁路德之外，另一位主要的改教领袖。瑞士的教会体制(称为改革宗教会或长老宗教会)，亦因此而广泛流传到世界各地。英国的改教历程英国(UnitedKingdom)的改教，自《最高治权法案》始，即与宫廷的政策挂钩。因此，当亨利八世(HenryⅧ)在位的时候，改教的进展大致顺利。亨利逝世后，继位的爱德华六世(EdwardⅥ)年幼，政务由摄政主持，在宗教事务上延续了亨利的方针。国会在一五四九年进一步通过一项《教会统一法案》，使《公祷书》在英国教会的运作上，成了惟一的合法标准，遂使改教运动在英国得以继续壮大。然而，敌对的罗马派势力却一直伺机而行，准备大举反击。爱德华国王逝世，玛莉女王(QueenMary)登基，反对改革的势力终于抬头。自从玛莉于一五五三年即位，宫廷的宗教政策即行逆转。大批改教分子遭到逮捕、下狱及杀害；许多人不得不逃亡到欧洲大陆去。而这位女王因此得到“血腥玛莉”(BloodyMary)的称号。惟此时英国改教的情势大受影响，改革派实力消退。但是，纵观当时处境，人心仍然倾向改教派的观点。就在改革实力尚未被彻底铲除之前，玛莉女王却先一步撒手尘寰。血腥的日子只不过持续了五年而已！继位的伊利莎白(QueenElizabeth)登基后，立即恢复从前的《最高治权法案》及《教会统一法案》，致使英国的改教路线得以继往开来。在伊利莎白女王悉心主持朝政下，英国国势日趋强盛，英国的教会也就更加独立于外界的干预了。由于伊利莎白女王在位长达四十五年之久，故令宗教政策得以落实贯彻。当伊利莎白女王成了举国上下拥戴的君主，基督教(主要是英国教会，又称为圣公会)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英国宗教信仰了。其他的改革情况除了以上三个地区之外，宗教改革也在其他欧洲地区蔓延。一般而言，靠近德国的地区，逐渐接受了德国信义宗型态的基督教，包括瑞典(Sweden)、挪威(Norway)、丹麦(Denmark)等地。改革宗型态的基督教则逐步扩展至法国、德国南部、荷兰及苏格兰等地。英国的圣公会则一直维持着地方特色，与欧洲大陆上的型态有别。此外，一些较为独立发展的小规模改革团体，也出现在欧洲。这些小团体一方面反对罗马派的观点，但又对划分教区、设立主教等较为制度化的教会型态不以为然，因而选择独自发展的理念。只是由于缺乏高瞻远瞩的领袖，这些团体的观点往往容易流于偏激。因此在开始的时候，这些打着改革旗号的群体，经常引起社会的动乱，为改教带来负面的评语。犹幸到了十六世纪的后期，这些偏激因素逐渐消退。只是他们仍旧无法与其他改革派结合。遗憾的是，这些较小的宗教团体，往往也不见容于其他基督教体系，因而同时遭遇罗马派及改革派的排斥。当中不少人士成了四处飘流的“宗教”难民；当中也有选择离开欧洲，移民到美洲新大陆去的。门诺会和贵格会就是其中较为人知的典型。改革派的成长，确实让罗马派刮目相看，以至当中一些较为开明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改革确实是刻不容缓的！这些人士主张留在罗马的体制中，推动教会的变革，并清除那些招惹批评的腐败。一些具改革思想的修道会开始出现；许多以改革作为职志的人物，更积极推动真正的敬虔作风。逐渐地，改革的气象也出现在罗马派的圈子中。神职人员再不可擅离职守，平日的训练与学术水平不仅大幅度提高，还得遵守严格和高水平的道德生活标准。这股罗马教廷内部的新兴力量，在改革的决心是一致的，留在体制内推动改革的方针也相同，但是对于德国、瑞士等地，改革派的态度却分成了两个阵营。温和的阵营赞同与路德、加尔文等人和解，接纳部分改革派的主张；强硬的一方则认为路德等人乃是异端分子，应该加以镇压。经过一番争持，强硬分子终于占了上风，其路线逐步成为了罗马教会官方的立场。其后于一五五五年，强硬阵营的人士更出任教皇，主导了整个罗马内部的改革取向。罗马教廷随后也召开大公会议，在教义的取向上与改革派针锋相对。罗马派与改革派之间的路线，从此也就更加南辕北辙了；前者就成了今天的罗马天主教，后者就是今天的基督教了。到了十六世纪末年，欧洲各地的宗教取向大致开始定型。然而，宗教因素所引起的冲突，却并未削减。小规模的纠纷与摩擦不断出现。星星之火，竟然再度燎原；这些小规模的摩擦，以后演变为大规模的冲突，又继而在一六一八年演变为战争。这场战争非常激烈。由于每个国家都在宗教问题上作出了抉择，参战的单位因此涉及了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德国既然是最先推动改革的国家，故冲突最烈的地区也在德国。由于不同的国家，其参战的时刻不一，这场战争结果延续了三十年之久。据说德国地区的每一寸土地，在此“战火”蹂躏之下，至少都被焚烧过一次。到了一六四八年，交战各方都意识到，胜利不可能属于任何一个单位。在一些有心人士斡旋之下，大家同意停火并签定了著名的《威斯法利亚条约》(TreadyofWestphalia)，结束了这场惨酷的“三十年战争”。这条约为各个不同宗教取向的国家划定了疆界，从而止息了冲突。例如本来是一个地区的荷兰与比利时(Belgium)，就一分为二了，各自由支持改革派与罗马派的政权统治。更为重要的是，交战各方也同意，采纳“宗教自由”的原则行事，尊重与容忍不同宗教的存在，而且各方也允诺，从此不再为信仰之不同而大动干戈了。自此以后，欧洲各国大致上奉行此一原则，而且总体来看也遵守了条约内所划定的疆界，直到二十世纪的大规模冲突为止。因此，我们可以说，《威斯法利亚条约》结束了战争，也同时结束了“宗教改革”这个教会历史的重要时期。此后，基督教与天主教也就各自独立发展了。问题研讨一、上主保守了改革教会的运动，在多次的危难中化险为夷。你从中学习到什么功课？二、宗教改革的成功，与改教家的委身奉献精神密不可分。当今日的教会面对某些需要或冲击时，这些改教家对你有何启发？三、宗教改革结果以战争方式结束。你对此有何感想或警惕？【##第54课改革的延伸与深化##】前言踏入改教的后期，在支持改教的各地区，教会在教义、制度、政教关系等方面的取向陆续固定下来。改教各阵营之间的差异也就逐渐地浮出了台面。容忍不同意见的宗教政策逐渐获得了认同，一些独立的信仰群体也开始出现在改教地区，形成了新兴的教会或宗派。即使是同一源流的改教教会，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的差异，久而久之，也会演变为不同的宗派。其实这些不同阵营或宗派的信仰，在主要的教义上是相当一致的；只是在组织、规章、以及某些次要的课题上存在差异。然而，由于必须清楚地与罗马天主教区分开来，所有这些基督教的宗派，皆竭尽所能地界定自身的立场，也因而较为强调彼此之间的差异。纵然如此，整个基督教的发展，仍是朝着大致相同的方向前进的。十七世纪的敬虔运动其中第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敬虔运动。从十七世纪初年开始，由于精细的阐释教会立场，基督教圈子里面出现了所谓的“正统主义”，教会开始关注一些较为次要的教义及信仰内容，诸如洗礼的方式、圣餐的饼该用何种材料、好行为在信徒生活中的分量如何等。这种关注固然有其必要，只是一旦偏重，就会忽略信仰对个别信徒、对教会整体使命的教导。“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社会对宗教事务开始采取中立的政策，社会上的世俗化现象也开始浮现。于是许多人开始怀疑：宗教对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似乎又面临另一轮的挑战。这些发展让教会不禁自问：宗教信仰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上一世纪的宗教改革到底成就了些什么？不过一些教会领袖仍然怀抱着力挽狂澜的使命，鼓吹敬虔的信仰生活。历史上的“敬虔运动”因而出现在德国(Germany)的教会当中。敬虔运动的主张，其实就是在基督徒生活中，强调读经、祷告的操练，注重悔改离开罪恶，看重活泼的信心流露。敬虔分子认为，信仰不是一套无懈可击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可以在生活中经历到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更为信仰提供了可靠的确据。因此，在具体的信仰生活中，敬虔分子要求牧者在讲台上所宣讲的，不是教义的正统与否，而是信仰对生活的意义何在。敬虔分子也同时推动家庭崇拜，好教星期日在教堂中所习得的教导，能推广落实在日常的家居生活中。这些人因而被冠以“自命敬虔”的帽子。在一些圈子当中，“敬虔分子”甚至是带有贬意的称呼。然而敬虔派认定：上世纪的宗教改革并未完成，敬虔的追求将会完成马丁路德(MarthinLuther)所开始的改教运动。这股敬虔运动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延续整整一百年之久，为强调正统信仰的教会注入了可贵的生气。虽然敬虔人士较为忽略神学的学术追求，却也给教会带来了注重“灵性追求”的风气，让教会的生命力可以具体地呈现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生命力其中一项重要的流露，就是对宣教事工的重视。着重信仰生活的表现，促使德国敬虔派之“莫拉维弟兄会”(Moravians)关注异教徒对福音的需要。因此，他们在十八世纪即开始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海外宣教事工。即使在今天，华人教会许多信仰生活的追求方式，也带有敬虔运动的影子。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的文化思潮，出现了理性主义的取向，影响深远，对基督教信仰的冲击也相当强烈。敬虔运动虽无法在学术方面抗衡理性主义的影响，却有效地让教会的生命延续下去，并且在世界其他地区绽放异彩。十八世纪的复兴运动敬虔运动的火炬，点燃了英国(UnitedKingdom)及美洲大陆教会的复兴运动。英国教会自从推动宗教改革之后，即出现了一股强烈的诉求，企图清理教会内部不能讨神喜悦的事物。由于英国改教，是经由国会立法进行的，因而国家钦定宗教的色彩较为浓厚，同时也较易招来非议。这股清理教会不洁的力量，因此逐渐成长，发展成为“清教徒运动”(Moravians)。这些清教徒非常注重生活的圣洁，强调具体的重生经历，且高举“神的主权高过君王的权柄”的信念。然而由于英国教会的势力庞大，这些清教徒始终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不得已之下，这些人采取了移民的策略，从英国移居到当时仍是英属的北美洲殖民地去，建立他们自己理想的国家。当中最为人熟知的大概就是“五月花号”的移民事迹了。然而，清教徒的理想并没有就此在英国消失，那份“务必竭力追求神旨意”的心志，仍然存留在许多英国信徒当中。加上欧洲大陆敬虔运动的影响，英国教会于是在十八世纪，出现了大规模的福音运动气象。领导这番运动的就是乔治怀特菲(GeorgeWhitefield)与卫斯理(Wesley)兄弟了。他们透过强而有力的宣讲，将悔改离罪、重生得救、热切爱主的道理，深深铭刻在英国普罗大众的心灵里。影响所及，英国不论是哪个宗派、哪个背景的信徒，都领受了这场福音运动的洗礼。卫斯理兄弟的传道事工，也促使一批追随者展开了“循道派运动”，至终在圣工会之外，成立了循道会(或称卫理会)。事实上，这股对福音的热诚反应，也在圣工会中造成强烈影响，以至整个英国宗教的信仰面貌大为改观。与此同时，十七世纪移民到美洲的清教徒，在经过整整一百年的努力后，也经历到神恩典的作为。一七三四年，在美洲新英伦(NewEngland)地区，对信仰的追求气氛突然热切起来。一位名为爱德华滋(JonathanEdward)的牧者，其讲台的信息和教导等，在信徒当中引起极大的回响。信众痛哭流涕，悔改己罪；而且也积极劝说其他人悔改认罪。整个新英伦的宗教气氛，一夜之间，突然高涨，甚至连爱德华滋也颇感惊讶。其后，怀特菲也从英国赶来，协助推动教会的复兴事工。信仰的影响力因此大大提升，悔改者固然不计其数，就连冷淡的信徒重新委身侍主的亦比比皆是。这场历史称为”大复苏”的运动，从此改变了美洲(即后来独立之后的美国)教会，并且带来了难以估算的影响。一方面，教会的信息深入人心，成为美洲(美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直到今日。爱德华滋本身毕业自耶鲁学院(YaleCollege)，后来出任新成立的新泽西学院(TheCollegeofNewJersey)院长，该学院就是普林斯顿学院(PrincetonCollege)的前身。教会在美洲文化层面的影响力，可见一般。另一方面，爱德华滋等人也为教会复兴的路线，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促使日后的教会发展得以在稳健成熟的基础上迈步向前。美国教会在这之后，也一再经历了好几种类似的复苏。从十七世纪的敬虔运动开始，包括清教徒运动、英国的福音运动、美洲的大复苏运动等，所强调的不外乎救恩、圣洁、爱主等的课题，其重点亦颇多雷同之处；因此这些运动可谓一脉相承，互为因果。教会的生命力，也在这种气氛底下，逐步稳健地加强，为下一世纪的任务做了充分的准备。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踏入十九世纪，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成为欧洲、北美洲的主流信仰，也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这时代称之为普世宣教的黄金时期，也毫不为过。福音本来就是神给普世人类所预备的救赎计划；只是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基督教的各宗派，不得不花费相当的精力以求生存。大势既定之后，如何帮助其他民族认识基督，就成了基督教所有宗派共同面对的使命了。宣教运动因此而兴起。除了教会的主观意愿外，环境上的客观因素，也促成十九世纪全面性的普世宣教运动。计划要到海外宣教的教会，其国家必须掌握充分的海事实力，方能确保该类事工可以顺利进行。到了十九世纪，许多基督教国家开始在海事方面抬头。英国透过其雄霸各大洋域的海军，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势力范围普及世界每个角落。荷兰(Holland)的海事水平也进步神速。其他诸如美国(U.S.A)、德国、挪威(Norway)等,也都拥有强大的海军,为前往海外的宣教士提供了各种的方便。与此同时，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也积极扩张其领土，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这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巴不得自身的文化能根植于殖民地的土壤上。为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也特别乐于支持宣教工作，为宣教士提供种种的方便。例如，英国就是一个拥有许多殖民地的十九世纪强国，而英国的宣教工作，也在十九世纪中扩展到许多地区去，成为宣教大国。不论我们对殖民地主义的评价如何，宣教事工在殖民地主义高涨的世纪兴起，却是一个不争之事实。到了十九世纪末年，西方每个基督教宗派皆拥有直属之宣教机构。与此同时，一些超越宗派的宣教团体也随之兴起，集合各教会的力量，共同拓展天国的领域。中国内地会就是华人教会较为熟悉的典型例子之一。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普世宣教事工的进展开始出现瓶颈的迹象。宣教士来自西方社会，东方社会一直仅是宣教工场而已。这种光景，导致福音事工的层面逐渐浮现出一些难题。例如：许多福音事工的主导，一直操持在宣教士的手中，以至常见事工缺乏当地信徒来领导的情况。另外，福音工作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受到非议，并带来福音事工上的一些困扰。加上宣教士的文化与当地的文化，亦不时出现冲突。凡此种种，似乎令福音事工的进展开始放缓。就在这时候，接连两次的世界大战，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崭新的局面和全新的挑战。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因而作出了调整，以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其中一项影响深远的发展，就是教会里的互相合作。自从一九一○年，普世的基督教会即聚集于爱丁堡(Edinburgh),一起寻求福音事工的合作途径，以面对新世纪的挑战。第二次大战之后，教会面对的需要及挑战更为严峻。许多新兴的国家出现，民族主义也开始抬头，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秩序与价值取向。科学进步的速度，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对信仰也带来诸多的冲击与挑战。在社会及文化层面，多元思想也逐渐流行，不同的学说，传统，价值等应当和平共存的取向，亦愈来愈获得认可。教会事工也因应这些转变，作出了许多调整及努力。一方面，敬虔的传统依旧发挥着影响力。强调福音信仰的教会，不仅开始重视学术研究的需要，并且投入社会关怀的行列，务求全方位地见证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基督徒的人数，在二十世纪当中，非但没有萎缩，反而继续增加，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西方的教会，也逐渐与发展中国家之教会建立起伙伴的关系，携手促进全球的福音见证。及至二十世纪结束，耶稣基督的教会依旧屹立于地球村。她不但没有退后，消失，反倒益发勇敢地迎接新世纪的各项挑战。况且，耶稣基督作为历史的主宰，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而他的信实亦必存到万代。尽管“后现代”的氛围笼罩整个世界，即使多元主义占据人心，然而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将仍旧忠诚于那位呼召他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救主，并将继续以他们的生命来书写教会的历史。问题研讨一、面对当今世界的各项需要，携手合作是重要的方针之一。你认为我们可以如何促进教会之间的合作？二、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的你，能指出当前基督教信仰所面对的一些挑战吗？我们如何能应对这些挑战？三、历史是神作为的记录，也是信徒生命见证的记录。你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书写教会当代的历史？怎样可使这段历史更为荣耀上主的圣名？阅读建议马丁路德的生平，建议参看：罗伦培登(RolandBainton)著，古乐人、陆中石译：《这是我的立场》，香港：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改教的简史可参看：艾伦柯特(Aland，K)著，王建屏、郑秀清合译：《九十五条及有关改教文献考》，香港：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改教以及其后的历史，可参看：李振群著：《透视二千年之卷三：宗教改革与近代教会》，西马：协博培训中心，一九九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