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课三度叩门行动##】前言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与整个教会的历史息息相关。虽然从宗教改革背景而来的西方基督教宣教士，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才进入中国，但其他型态的基督教却在许久以前，即已来到中国。福音信息一定要传达万方万民，此乃教会打从开始就持守的信念，福音使者也为此四处奔走，宣扬十字架的救赎。尽管中国对他们而言非常遥远，又充满着神秘色彩，中华大地仍是他们致力拓荒宣教的疆域之一。耶稣基督诞生之时，中国正当西汉末年，而使徒时代则时值东汉时期。有些传说认为，福音早在东汉时期即已传入中国，然而却无甚历史依据。而且有实质证据的，就是从唐代称为“景教”的基督教活动了。唐代的景教一六二三年(明朝)，长安(即今西安)附近一户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很大一块的碑石，其上标题位置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字，碑身则刻满了叙事文字。考究之下，发觉竟是记述唐朝太宗时代，景教传入中国事迹的纪念碑！后来，在一九○八年，考古学者在甘肃省的敦煌石室中，又发现了一些景教的文献，为景教传入中国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对照西方教会的历史，以及中国唐朝的历史记载，我们终于可以确定，“景教”其实就是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名称，进入中国的年代是主后六三五年。景教碑于是成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历史记录。原来在第五世纪早期教会的时代，因为教义上的争执，原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的聂斯多留(Nestorius)被打成异端，因而迁往波斯一带，另行建立教会。这个以波斯一带为基地的聂斯多留派教会相当兴旺，而且怀抱相当强烈的宣教心志。因此，他们派遣了宣教士前往东方，循行古代丝绸之路到了中国，宣扬福音，建立教会。当时唐朝政府对之相当礼遇，容许这些来自波斯、叙利亚(Syria)一带的基督徒在中国宣教。这些教士则为基督福音信仰取名景教(又名“波斯经教”或“大秦教”)，并且在中国各地展开传教活动，建立教堂，宣读圣经的教义。按景教碑上所言，景教当时在中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发展，看来颇为兴盛。即使考虑碑文通常有夸大其词的倾向，景教的流传看来仍是颇为可观的。按照历史的考据，景教在中国流传了约二百年，一直受到朝廷的优待。然而，到了主后八四五年，唐武宗下令消灭国内的佛教。由于景教在外表上与佛教相当酷似，因而受到牵连，其活动遭到各地官员取缔。结果，景教在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后来甚至完全从中原消失了。景教的发展还算顺利，并未受到正式的逼迫，但却因武宗灭佛一事受牵连而消失，个中原委，一直是个有趣且耐人寻味的课题。细心研究之下，发现有几个原因值得我们引以为戒。首先，景教看来一直是依附着朝廷的势力而生存的。这也许反映了当初在东罗马帝国的处境。然而，当朝廷人事变迁，其生存环境也就跟着改变。另一方面，景教到底有多少中国信徒，今日无从稽考，然而在所有景教的文献中，皆甚少出现汉人名字，似乎反映了中国本地信徒不多，至少领袖阶层的汉人少而又少。是故，即使其传播范围颇为广泛，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生根。此外，景教的文献中所使用的表达手法，其形式实在与佛教非常接近。例如，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景教碑上的用语是“三一妙身”。这个词句诚有可取之处，但其佛教的味道也十分的浓厚。因此，在灭佛的政令下，景教也就遭到池鱼之殃了。总括言之，景教并没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以致无法进一步发展。所遗留给后人的，就只有这块如今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面的碑石了。元代的也里可温景教虽因株连而遭逼迫，倒也没有完全消失。中原地带既然不利景教的传播，景教人士乃迁移活动中心，转到中国边境的地区，继续活动，等待时机，重返中原。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及内蒙古地区发现了许多景教教徒的墓碑。西伯利亚地区也出土了许多刻有十字架与叙利亚文墓志铭的墓地，年代皆在武宗灭佛之后四百年左右。这些发现证实了景教教徒并没有回到波斯，只是滞留在塞外地区而已。进一步的考证指出，一些蒙古部族，在十一世纪即已接受了景教。吞金灭宋的元朝君主忽必烈，其母亲就是一名景教教徒！后来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统治，景教教徒也就顺着这情势，再度回返中国。蒙古崛起之后，其帝国向西的发展，震撼了整个欧洲。当时罗马教廷的势力正式如日中天之际。因为闻说蒙古军中，有信奉基督的人士，教廷乃差遣使者出访蒙古，双方从此展开了交往。及后，罗马甚至派遣教士孟高维诺的约翰(JohnofMontecorvino)前往中国传教。这位孟高维诺的约翰于一二九四年抵达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而得以在中国开展罗马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景教与天主教在中国元朝时代，乃展开了竞争性的传教活动，而元朝人士也就统称景教与天主教为“也里可温”(这是蒙古语，意思是“上帝”，另一说认为是指“有福缘之人”，即蒙恩者之意)。元朝的景教，按历史记载，发展似乎颇为理想。由于元朝优待色目人(即眼睛不是黑色的外族人)，信奉景教的又多是色目人，因此景教教徒在中国获得有很多特权，如无须服兵役、免缴赋税等。一份研究指出，镇江地区的景教寺竟然有八十多所，镇江外来的人口中，每一百六十七户既有一户也里可温！其兴盛之程度，可想而知。元朝的天主教，也在孟高维诺的约翰的苦干下，甚具规模。一项研究指出，到了元朝末年，天主教在中国的人数已达三万人之多。孟高维诺的约翰也被罗马教廷委任作北京的大主教。其后，罗马也派遣继任的教士，在孟高维诺的约翰去世后接续其传教事工，直到元朝覆亡。然而，当元朝在中国未满百年的统治瓦解后，也里可温也就随之而去，从中国土地上消逝。与唐朝景教不同的是，这次的消失与逼迫无关，而是在自然情况下走进历史的。究其原因，与唐朝景教的情况颇为相似。元朝的景教，依附蒙古人与色目人而存在，不在话下。即使天主教的传教事工，也是依附朝廷的势力而存在。孟高维诺的约翰就是因着王族的支持，才得以在北京站稳脚步；研究也发现，在一三一三年修建于泉州的一所天主教堂，是因为一位亚美尼亚人(Armenian)捐献才建成的。当朝廷的支持消失后，教会也就无法站立了。除此以外，景教教徒与天主教教徒之间的竞争，也削弱了福音事工的力量。孟高维诺的约翰初到北京时，就一直面对着景教教徒的排斥，几乎无法立足。而更为关键的是，汉人一般上对蒙古人、色目人并无好感，对这些人所热衷的宗教信仰，自然采取排斥的态度。元朝倾覆，也里可温也只得随之消失了。与唐朝的情境一样，元朝在信奉耶稣的人中，汉人不多，也里可温同样没能在中国生根。即使没有外来的逼迫，这样的教会至终也只能成为历史的凭吊对象！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元朝灭亡后，取而代之的是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由于当时处境上的需要，明朝采取了闭关的政策，强烈地排斥外来文化。基督十字架的信息，从此在中国土地上沉寂了两百多年。此时欧洲的社会与教会，却进行着惊天动地的变革。十五世纪末年，葡萄牙人(Poruguese)成功地到达马来西亚(Malaysia)的马六甲(Malacca)地区；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德成功地推动了宗教改革；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进一步地租占了澳门，作为他们在东方贸易的基地。这些事件，都是在明朝统治中国时期发生的。欧洲天主教的教士，趁着欧洲海事技术发达之利，于十六世纪开始到东方亚洲传教，然而当时明朝奉行“海禁”政策，所有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一经发现，皆被驱逐出境。对宣教事工来说，中国如同一块坚硬的磐石，无从开启福音大门。到中国传福音的教士，只能停留在澳门而已。然而这些教士毅然坚持到底，并且努力学习汉文。由于当时中西贸易的需要，中国急需翻译人才，这些教士因为通晓汉语，而获准居留在广东的肇庆。其中耶稣会的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终于成功地突破此一僵局，而让耶稣基督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利玛窦获准居留之后，于一六○一年抵达北京，同时也取得国内传道的许可。他凭着学贯中西的本领，从中国文化入手，向中国人介绍一位超越儒家思想的基督。由于利玛窦本身通晓汉学，同时又精通西方的思想与科技，因此获得了中国朝廷的信任，也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接纳。他抵达北京，即向明朝皇帝呈现世界地图(而且将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央位置)、自鸣钟、西琴以及圣母像等物。在获得皇帝以及士大夫的认同后，即行撰写《天学实义》等书，阐释天主教的教义。利玛窦的传教事工非常成功。其他教士也陆续到来，强化了传教的工作。教士也开始参与中国的修历事务，并且在朝廷中任职诸如气象局局长之类的官职。及至一六四四年，崇祯皇帝自缢、明朝覆亡时，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已经超过十万，而且还包括不少皇族人士、各级官员与知识分子在内。清兵入关之后，由于新的统治者也是外族人，因此清廷对留在北京的西洋教士，信任有加，并且让教士继续任职于朝廷。就连康熙皇帝本人也对天主教信仰颇为接纳。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因而继续增长。只恨好景不长，康熙晚年之时，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之间，为了祭祖的礼仪、应否向先人叩首等事情，出现了纠纷。康熙皇帝一怒之下，于一七二○年下令禁止西洋教士在中国传教。不过，康熙在位期间，禁令一直未有严格执行。及至雍正登基之后，由于怀疑教士参与反对他的派系，因而严格执行禁止传教的措施。只是天主教经过这些年来的经营，已开始深入民间。估计十八世纪结束时，中国的天主教信众以达到二十一万人之多。不过禁教之举，却也从此一直施行，直到清末为止。因着禁教的缘故，天主教的人数也逐步萎缩。基督教的教义第三度莅临中国，却仍可谓以失败收场。事实上，朝廷的态度仍然是关键性的因素。在明末清初时期，由于朝廷的接纳，天主教得以拓展事工。禁教命令一出，事工就得停顿。这方面的光景，与之前的景教、也里可温可说极为相似。然而，有一点却是与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看到天主教并没有因此而从中国消失。天主教在中国本地的信徒人数，对比之前的景教等，大幅度增加。这种根植于人民当中的信仰，发挥了一份自我再生的力量。即使在禁教的岁月中，天主教在一些地区中，仍然得以继续生存。天主教的成功，固然得之于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从利玛窦开始，教士即努力将信仰与中华文化结合。例如他们努力将耶稣基督描绘为一位不排斥孔孟，却超越孔孟的救主。这种策略为天主教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课题。问题研讨一、教会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影响着福音事工的进展。你对这方面的体会如何？你认为两者之间应当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二、福音必须生根于本土文化，教会的生命方有延续的可能。你认为我们如何能促进这件事呢？三、明末到中国来的教士之所以成功，固然出于他们对信仰的热忱，也因为他们确实学问渊博，能以赢取人心。今日的教会可从中学习到什么功课呢？【##第56课从锁国到开门##】前言踏入十九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信徒，开始积极思想怎样到东方诸国去履行宣教的使命。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国家的海事实力逐步提升，且与东方的接触也因贸易而大幅度增加。这些发展与接触，为宣教事工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尤其是日益强大的英国(UnitedKingdom)，其信徒更积极地思想踏入中国宣教的门路。但由于中国奉行传教禁令，加上闭关自守的国策，外国人根本无法进入。中、西惟一的接触就只有在广东进行的贸易而已。只是统筹英国与中国通商的机构东印度公司，从商贸稳定角度着眼，也尽量阻止宣教士到中国去，以免影响贸易的进行。向中国宣教的计划几乎无从着手。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上主兴起了一位福音勇士，开拓了中国的福音事工，而他就是英国伦敦教会的宣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Morrison)在困境中开始的宣教事工(1807年～1842年)这位定意要将福音带给中国人的宣教士历经艰辛，克服重重难关，终于在一八○七年顺利抵达了广州，只是无法以宣教士的身分留在中国。不得已之下，他只好加入东印度公司，充当翻译员，以此身分开始中国的宣教事工。马礼逊在中国一面修习汉文，一面翻译和印刷圣经，同时也把握机会，向身边的中国人传扬福音的信息。马礼逊所面对的环境，其实相当困难。一方面，他要躲避中国官方的检查，以免暴露其宣教士的身分；同时，他也得面对东印度公司方面的压力，才能够继续留在中国，进行他真正想要从事的任务。马礼逊竭尽所能地排除各样障碍，努力开展福音事工的空间。到了一八一四年，他成功地带领了第一位中国人归信基督。这位名为蔡高的信徒，是协助他印度圣经的一名助手。伦敦会接下来继续差派宣教士米怜(WilliamMilne)到中国，协助马礼逊拓展福音事工。米怜后来将其事工的重心转移到海外，在南洋华人聚居的马六甲(Malacca)开展事工，并且带领了第二位华人梁发信主。这位梁法后来成为了第一位基督教的华人牧师。受到马礼逊等人的感召，英国、欧陆、美国(U.S.A)等地的宣教士开始陆续前往中国宣教。他们在各种限制下之，竭力地展开福音事工。惟碍于环境所限，福音事工的成效，在数量上并不怎样突出。然而，这些先锋人物却为福音事工打下了美好的基础。他们主要从事文字工作，诸如：编写福音单张、小册子、翻译圣经等；同时也把握各种机会，向华人介绍十字架的福音。既然居留在中国的限制很大，这些宣教士只好在马六甲等地，建立福音的据点，透过教育及医疗事工向侨居外地的中国人传福音。宣教士期盼这些海外华人，在回归祖国之时，能够将福音的种子带进中国。这段期间的中国福音事工，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然而这些可敬可佩的宣教拓荒者却从未气馁。大家都坚心地等待中国福音大门的开启，也深信上主的作为必成就这事。条约保护下的宣教事工(1842年～1860年)马礼逊抵达中国三十五年之后，一个颇具争议性的机会终于在一八四二年出现。当时英国与中国因为鸦片买卖而产生贸易纠纷，闹得沸沸扬扬，最后竟开打闻名中外的“鸦片战争”。中国在战争中失败，事后不得不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沿海的五个港口作为通商口岸。一些英国教会的人士，看准了满清政府将会接受宣教士在各海口的活动，因而趁机在条约中加上所谓的“传教条款”，要求中国准许宣教士在这些通商口岸自由传教。满清政府无奈之余，只得接受。中国福音的门，从此大开！事实上，自《南京条约》之后，西方各国列强无不争相效尤，在和中国签订的各个不平等条约中，皆加附此等传教条款。条款内容包括准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居留，并建造房屋、学校、医院、教堂等。而且自一八四五年开始，中国正式取消了天主教传教的禁令(基督教因而连带受惠)。西方教会终于透过本国的船坚炮利，将那些由康熙颁布，并经雍正与乾隆来执行的禁教政策彻底摧毁。从此，宣教士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沿海的口岸，在不受限制的环境下宣扬福音；传扬事工因而自由并大规模地在中国一展宏图。此番局面确实为福音事工带来不少方便。从前必须偷偷摸摸进行的事工，如今可以公开进行；以前无法顺利进行的计划，如今在充分资源配合之下得以有效推展。然而，在看似顺利的表面迹象之下，却暗藏着难以想象的逆流。当初要求在条约中加入传教条款的人，万万没有想到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的“福音”，到头来对宣教事工的损伤更远远大过所得的益处。虽然传福音的外表环境得到了改善，但从此耶稣基督的福音却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结下不解之“缘”。这对福音事工无疑雪上加霜。不少人甚至武断地认定：宣教事工根本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之一！这种观点的负面后果，实在难以言喻。事实上，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基督教在传教过程中，经常与中国传统文化磨出火花。康熙禁教的前因后果就是最佳的例子。当时因着文化的差异，引致了礼仪上的争执，至终导致禁教的后果。让人看出部分强烈维护传统文化的人，一直将基督教视为“蛮夷之道”，并大加排斥。而今，“传道条款”更为这些人提供了“口实”，令基督徒百词莫辩。除此之外，《南京条约》的签定，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之民族优越感饱受打击。基督教岂可仗列强战胜的机会，将传教条款强加于中国人民？！我们不难想象，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势必转嫁到宣教士及信徒的身上。另有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地方官绅等人，既是一致排斥基督教，自然对福音信息丝毫不感兴趣，甚至还会运用各人的影响力，尽量阻碍、抗拒福音的传播。结果宣教士的福音事工每每事倍功半！藉传教条款打开福音大门，到底是祸是福，答案其实相当清楚。看来昔日决策者未经深思熟虑所酿成的问题，着实令人扼腕！大事扩展的宣教事工(1860年～1900年)随着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往日渐频密，满清政府的无能也显露无遗。除不平等条约有增无减之外，所允许的传教范围也随之扩大。及至一八六○年《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宣教士的活动范围已从沿海口岸，延伸到内陆各个省份，而且教会也可以按着条约“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从这年开始，中国的宣教事工在多方面大肆开展，且全面性地受到条约的保护。基督教宣教士开始大举进入中国，事工范围也逐步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到了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工场，不论宣教士人数或所投注的宣教资源，中国都占了第一位。当时的宣教事工，大致上依循四个方向开展，即布道、教育、医疗和慈善救济。即使官绅一直抗拒，宣教事工在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资之下，倒是略有成效。中国教会的雏形慢慢被建立起来，受洗的人数也缓步增加。为了配合教育与医疗等事工，宣教士也从事文字出版的工作，努力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一八七四年开始发行的《万国公报》(报章)及一八八七年成立的广学会(出版社)就是典型的例子。教会开办的学府，如北京的燕京大学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等，亦先后获得相当的认可与地位。基督徒人数之增长虽不很理想，但宣教士在促进中外交流和中国迈向现代化等方面，所作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宣教事工的力度越大，招致的反弹也越大。加上传教条款在执行上仍存在许多漏洞，摩擦就无从避免了。一方面，宣教士努力拓展传福音的空间，但官绅阶层的人则要压制这些活动。在如此对峙的关系中，又有西方外交人员的因素，将各样纠纷弄得更为复杂。西方列强的外交使节，一方面要尽其职责保障其本国宣教士的安全，同时又企图在纠纷当中谋取外交上的利益。结果，这三方面的互动与矛盾，引发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冲突。这些称之为“教案”的事件，往往导致西方以“武力”来威胁中国，而中国却只能百般无奈地退让、赔偿了事。其中一类典型的案子，涉及的就是有关归还教会产业的传教条款。天主教在康熙时代，曾经拥有大量的教产。禁教之后，这些产业多被政府充公改作其他用途。及至清朝末年，许多这类的产业甚至已成为某些官绅世代相传的祖业。而今一时之间，祖业竟变成教产，而且还得归还教会，其中涉及的利益纠纷实在不易厘清。然而，无能的满清政府却不得不屈从西方外交人员的索求，把官绅人士激得怨气沸腾，于是就投射到教会人士的身上。一再出现的教案，更进一步让官绅人士对教会有所不满，也严重打击了教会的形象。福音事工的进展因此变得更加困难。不但如此，即使在归信基督的人士当中，教会事工的成效不过差强人意。正如之前所述，福音信息原本就与中国当地文化互不调和，加上官绅、士大夫阶层的人从一开始便抗拒这个信仰，故信徒的数目虽然有所增加，却颇为缓慢。由于知识分子多数持抗拒态度，也一直显出信徒的知识水平严重偏低。加上教会往往以福利、慈惠事工作为接触点，许多人仅仅只是为了物质的好处而加入教会。基督教圈子中因而出现大批单为图利而入教的人士(当时这种行为被称为“吃教”)，教会素质低落自然不在话下。如何改正这种现象，不仅是当时宣教士热烈讨论的课题，也因而引发了宣教路线的争议。一些宣教士坚持以直接布道的方式来建立教会，并认为信徒素质低劣的原因是因为入教者动机不纯，而非福音的能力不足。若假以时日，在真理教育的薰陶和培养下，高素质信徒的比例定能提升。这个阵营的宣教士因而注重个人布道、灵性栽培等事工。另一方面，其他宣教士则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应当采取间接布道的方式。他们指出：中国人的世俗思想浓厚，对福音背景有关的事情一无所知，以致影响福音信息的传达。因此，这些宣教士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意识，透过引进世界新知和普及教育等不同途径，企图使福音信息拥有一处能够发芽生长的环境。这两条路线，其实各有千秋；虽然方向不一，终点倒是一致的。这两派的人士，虽然各走各路，到头来却是相辅相成，使中国教会仍然可以缓步向前。这基础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到了第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在前人所奠定的此一根基，经历了突破性的发展！问题研讨一、福音藉着“不平等条约”传入中国。你对这件事有何省思？二、在传福音的“直接布道”与“间接布道”两条路线之间，你的选择如何？你认为有可能两者兼顾吗？三、教会的素质如何可以提升，一直是值得关注的课题。你对这个课题的看法如何？【##第57课复兴潮涌中华##】前言在第十九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教会，力量微弱，素质低落，是个不争的事实。掌管历史的主对教会的眷爱，也同样是事实。就在世纪交替的时刻，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烈火般的试验，福音事工也因此大步向前。严格说来，中华大地在十九世纪末只有中国宣教事工，并没有中国教会可言，因为所有教会的相关事务，包括行政、牧养、教导与其他附属的机构(如医院、学校等)，都得依赖宣教机构的领导和支援才得以生存。然而一九○○年的庚子之乱，遂使这局面开始改观。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开始出现复兴气象。这股复兴与振作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下半部。布道增长时期(1900年～1919年)“庚子之乱”，就是“义和团之乱”。当时的暴徒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肆意攻击北京的外国使馆区，杀害洋人。由于针对外交人员的行动不易得手，暴徒的目标遂转向教会的宣教士及信徒。在清廷支持之下，暴乱蔓延到北京以外的地区。西方宣教士被杀的固然不少，更多的中国信徒也在这场动乱之中殉道。这些基督徒仅仅因为信奉基督而丧命，但他们在死亡威胁之下毫不动容，死难的信徒因而不计其数。教会在设施与人员方面的损失虽然极其惨重，然而“庚子之乱”也让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难得的清洗。那些一心只想吃教的人，从此对教会却步。留下来的信徒反而更加坚定。而且，殉道者的血也为教会赢得了美好的名声。教外人士不禁要问：这个信仰的威力为何如此了不起，那些信徒何故竟然能为信仰从容就义，宁死不屈？教会内部也作出反省：一场针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动乱，为何会波及信仰基督的群体？在痛定思痛之余，教会觉醒过来，明白到必须珍惜上主的保守，竭力为福音打美好的仗，建立名副其实的中国教会，方能避免重蹈覆辙。于是，教会在一九○七年召开的百年纪念大会上(纪念福音自1807年经马礼逊传入中国)，认真地探讨了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就是所谓的“三自”理想)的课题。教会的事工开始有了清晰的方向。许多中国信徒也更愿意挺身而勇于承担福音使命的重任。教会内部也开始出现更新的气象。吃教的人少了，积极的信徒又认真了，教会事工也就火热起来。上主的手也开始施行奇妙的工作。一九○八年，中国东北的地区，乃出现了闻名中外的“满洲大复兴”。一些堂会的聚会人数，突然增加两倍、三倍。祷告会中认罪的人比比皆是。讲道的人大得能力，信主的人直线上升。开始的时候，一些西方差会怀疑这仅是短暂的现象；到后来不得不承认，这一波的复兴确实是出于神特别的作为。复兴的火花也蔓延到东北以外的地区。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大规模的布道运动。中国教会首度力图振作，勇敢地为福音作见证。这个刚经历了义和团事件洗礼的教会，从而也饱偿了上主赐下的丰收。本色化运动时期(1919～1927)庚子之后的复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又获得了额外的动力。满清皇帝逊位之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诞生了。然而，“共和”始终是新鲜事物，而且是西方政治体制。许多人在不明究竟之下，不得不向身边的宣教士询问一些相关的细节。福音则与共和体制同样属于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结果一时之间，基督教也成为颇受欢迎的时尚信仰。福音信息因而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支持。但是好景不常，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割据，很快便让中国再度陷入混乱。国人在探求出路的过程中，再度认定帝国主义是元凶。基督教始终无法摆脱与帝国主义关连的阴影。结果教会再度因为其西洋色彩，被国人视为阻挠中国进步的因素。这个不幸的发展，起因是当时出现“新文化运动”。自从一九一五年左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定，中国的出路在于文化的改造。虽然他们提出的方案五花八门，但却普遍认定：与科学不符的及有违民主的事物，皆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学生示威，使这新文化运动的诉求达到了高峰。当日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正是与科学不符的典型代表，况且宗教讲究权威而贬抑民主，因而开始敌视基督教。这种反基督教言论，到了一九二二年演变为非议基督教的风潮。接下来，有规模、组织的“非基运动”(即非议基督教的运动)就从北京与上海爆发，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非基分子抗议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反对基督教的势力左右了国人的生活，甚至组织游行示威，吓阻基督徒不得到教会聚会。其后，反基督教的言论，甚至将教会与帝国主义之间划上等号，令教会的处境日趋艰难，信徒的情绪更加低落。面对这股风潮，教会有识之士乃奋起维护信仰的真谛。一方面，他们进行护教的工作，向国人解释清楚，为什么基督教信仰与帝国主义无涉。同时，教会领袖也致力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会，务求让中国的基督教会，尽可能与西方色彩脱钩。中国教会因而展开大规模的本色化运动。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事情。另一方面，这运动承袭了上一阶段的三自理想，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教会的本土色彩从此逐渐加强。再者，这运动也是一种教会自我振作的努力，力求在压力底下克服困难，以使教会的生命力可以再度呈现。因此，“本色化”运动其实也是另类的复兴运动。这个阶段的复兴努力，让教会熬过了非基的困扰，为接下来的大规模奋兴作好了准备。奋兴振作时期(1927～1937年)到了一九二七年，中国国情有了新的面貌。国民政府瓦解了北洋军阀，结束割据的局面；并且在南京定都，把中国带进一段相对稳定的阶段，开始了所谓的十年建设时期。政府的领导人对教会的态度也转趋友善，使过去的非基气氛顿时一扫而空。中国教会的领袖决议把握时机，拟议了一个五年奋进运动。计划从一九三0年开始，企图在五年之内，使中国教会在数量与质量方面能够倍增。运动的主题口号是“求主复兴教会，先复兴我”。五年运动，由统筹全国基督教事务的基督教协进会推动，涵盖的范围遍及整个中国。协进会也为此而提供了各种各样需用的资源、材料、方案等，有计划地分区推进。教会的气氛立时改观，信徒的生命力也果然发挥出来。虽然在一九三五年的检讨中，数量倍增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教会的素质、信徒的水平，却肯定有所提升。与此同时，在组织性的复兴运动之外，上主也在中国教会当中，兴起了许多自发性的复兴事工。最为人乐道的，就是著名的“山东大复兴”。这波复兴从一位欧洲宣教士简单而又扎实的信息开始，从山东地区的教会延伸到周边地区，尤其是华北、华中一带。圣经的话语深深地激动了中国人的心灵，赢取了许多人归信基督。同一时期，其他个别的团体也被主大大使用，使福音信息在许多地区，引领大批群众悔改，也挑旺了大批信徒的灵命。源自上海的伯特利布道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领导人计志文，连同宋尚节等，将基督的福音铭刻在国人的心中。复兴的火焰炽烈地席卷整个中华大地。这些自发性的复兴运动，加上协进会有组织的五年运动，为中国教会的历史，写下了美丽且又光辉的一页。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归主，服膺于耶稣基督的名下；更多的基督徒重新立志，誓要为天国至死尽忠。复兴的火焰甚至也燃烧到海外地区。宋尚节所带领的复兴事工在南洋一带的教会中，留下了美好的足迹。在一些信徒当中，其影响历久不衰，直到如今。灵命深化时期(1937～1949年)主赐给中国教会这般的复兴，用意何在？许多人后来才体会到：上主的心意原来是要透过复兴，使教会作好准备，以面对接踵而来的苦难！中日之间的冲突，因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泸沟桥事件”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展开了长期抗战的安排，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政策之一就是号召全面追随政府一同往中国内地迁移，藉以保存实力，与敌人对抗。许多沿海居民也无意成为日本占领区的百姓。结果大批国人就搬到中国的内陆与西部地区，当中也包括不少基督徒在内。内地的教会因而获得大批生力军。战乱之下的生活，生灵涂炭，朝不保夕，人心空虚，福音信息正好为这些人提供了生命的意义与保障。结果到了抗战的后期，大规模的复兴又再度出现在中国的后方。复兴浪潮在大学生中尤其显著，也借此带动了个别教会的复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战乱并未就此结束，因为中国的内战几乎立刻登场。战事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才停下来。期间教会的事工，基本上沿着抗战时期的不稳定光景。但是，信徒的属灵生命，却因而得到操练的机会。上主也在这个时期兴起许多工人，喂养这些信徒的属灵生命。除了三十年代的奋兴家如计志文、宋尚节之外，其他如王明道、倪柝声等，都是今日信徒耳熟能详的人物。中国教会因而在这个时期，逐步建立起牢固、坚韧的灵命，为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需要作出贡献。华人教会的近貌(1949年之后)共产党政权统治中国大陆之后，华人教会就分成两个部分，各自发展。在大陆的教会，从此就面对一个以无神论、马列思想作为意识取向的政权。由于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上与国策相悖，遂成了要接受改造的对象。坚持信仰立场的基督徒，在无神论的冲击之下，一再面对种种逼迫。宣教士碍于中国的政策，不得不陆续撤离大陆。中国基督徒只好独立面对这个崭新的局面。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之后，中国教会逐步销声匿迹，似乎已渐渐萎缩，甚至已经不复存在。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更让海外人士担心，教会如何能够熬过这般折腾。然而，当中国再度开放之后，大家才惊叹上主作为的奇妙。祂不单保守了中国教会，胜过那火炼般的考验，而且信主的人数，急速上升。到了二十世纪结束时，一些估计认为：过去五十年来，中国大陆教会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一百倍，达到六千万之多！由于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大批国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移居海外。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许多基督徒在内。海外的华人教会因而获得充沛的人力资源。复兴的浪潮也扩展到这些海外地区，教会的生命力因而大幅度提升。到了八十年代，许多定居海外的华人，经过多年的耕耘，开始积累起较为丰厚的人力及财力资源。因此，香港、台湾、新马、美加等地的华人教会，在二十世纪的后半部，皆经历了相当蓬勃的发展。这些教会也开始建立起较具深度的神学培训事工，并且开始投入普世差传的行列。华人教会的活力有效地发挥出来，成为了普世基督教会的一股新兴力量。随着中国的开放政策，海外华人教会也与大陆上的教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可以预见，这两股分割了二十多年的力量，一旦结合起来，必能为耶稣基督的国度结出更为佳美的果子。复兴运动催生了宣教运动，宣教运动则推动了中国教会的建立。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可说是复兴浪潮下的教会。我们今天所继承的，原来是如此伟大的源流。先贤的心血，已为整个华人教会留下了美好的基业。如今，书写教会历史的笔，正握在你我手上。惟愿接下去的华人教会史更加璀璨，更荣耀上主的圣名。问题研讨一、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从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一再遭遇困难。然而，这些遭遇却为教会带来祝福。从中我们可以学习怎样的功课？二、教会成长需要坚定的灵性来应对风浪，也需要真理的掌握以辨证福音的真确。这对今天在成长路上的信徒有何提醒？三、海外与大陆的华人教会可以怎样整合，以发挥整体力量来服侍这个世代？阅读建议一、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一九六六年。二、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三、魏外扬著：《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台湾：宇宙光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四、赵天恩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湾：中福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