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湖广田亩数，历来是史家争论的焦点。争来争去，变成整不清楚的一桩公案。

　　《明会典》载：万历六年，湖广田土数为二百二十余万顷，达到了全国的五分之一。这个数字今天也达不到，目前鄂、湘两省合计耕地为一百五十万顷左右（为此洞庭湖的面积还缩小了不少）。万历十年张居正清丈后，湖广仍有九十多万顷。

　　关于以上疑点，史家的解释学说层出不穷，大致有标点符号打错或笔误说、小弓丈量说和山塘入田亩说三类。

　　标点符号打错或笔误说首见于某日本史学家。

　　响木窃以为，此说不值一驳。因为这个二百二十万顷不仅是个上报的数字，还是个要分解到各府、州、县、里的具体征税额度。

　　标点符号打错了，那么地方的数字一累积，就会清晰反应出来。可惜的是，许多的证据都表明，明朝在万历十年前就是按照二百二十万顷这个数字征的税，还征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老百姓并没有造反！苏松重税区的单位税赋高得吓人，但老百姓同样没有造反，而且苏松直至明末，依旧是大明朝最富庶的地区。有人说，苏松大面积偷税漏税欠税，国家征不到干脆就不征了，所以苏松重税区没有代表性。响木则认为，偷税漏税欠税是一个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苏松的商品经济和外贸型经济极为发达。一句话，有钱任性！

　　小弓丈量说也缺乏证据，而且已有证据大都指向了反面。在实际土地丈量中，为了减少纳税土地，官吏士绅往往勾结起来，偷偷使用大弓丈量！

　　山塘入田亩说，很可能是唯一接近于真相的解释。

　　如果能将明代田亩数理解为一个纳税标准，而不是实际土地或者耕地面积，再想想洞庭湖、洪泽湖有多大便脑补成功了。要知道，明代湖广的湖泊面积比今天大很多。山塘入田亩说还得到了大明律法的支撑。明廷关于丈量的法令中明确规定，田亩数包括“田地山荡”，将能够产出鱼虾的湖、塘面积一并统计在田亩数中，分别征税。这样一来，征税的田亩数就会比实际的耕地面积大很多！其实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今天的湖、塘一样要征税收费，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另外响木注意到，史家大都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湖广的官田数占比为全国第一，约占全省田土总数的七成八，甚至远超苏松重税区。为什么官田比例高得这么离谱，以至于一省田土大部官有，比今天中国的国有土地占比还高得多？

　　响木推测，明代藩封，湖广最多，这是第一种原因；明代中叶在官府主导下对湖广进行移民大开发，这是第二种原因；湖、塘、河流作为自然资源入官，且面积很大，这是第三种原因。但以上这三种原因，都可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还需要从大明朝的开国历史中去寻找答案。苏松重税区的形成，与当地百姓支持张士诚有关。那么以湖广为大本营的陈友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