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闭目思考着眼下的局势。7月28日日军对29军南苑总部的攻击，彻底把二十九军赶出了北平。这也决定了中日两国走向了大规模战争，当天，日本国内的战争动员震动了全国，
而国民政府也迅速做出了反应，28日当天，汪精卫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发表了抗日讲话，同一天，苏州法院将七君子以取保释放，二姐宋庆龄亲自去苏州作保并迎接他们，七君子的领袖沈钧儒一出狱，就表示将与中共合作，并。29日夜，就在西北国民参政会通过一系列战时状态法规的时候，常凯申在南京召开了重要的作战会议，部署了下一阶段的作战。并以答中央社记者问的形式，向国内外宣示了与日军在华北大战的决心：“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余在庐山谈话会曾切实宣告：此事将为我最后关头之界限，并列举解决此事之最低立场，计有四点，此中外所共闻，绝无可以变更。当时余言我不求战只在应战。今既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国人须知我前次所举之四点立场，实为守此则存、逾此则亡之界限，无论现时我军并未如何失败，即使失败，亦必存与国同尽之决心，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总之，我政府对日之限度，始终一贯，毫不变更，即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是也。我国民处此祖国之存亡关头，其必能一致奋斗到底!余已决定对于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国民众沉着谨慎，各尽其职，共存为国牺牲之决心，则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也。”
根据常凯申在7月29日军事会议上的部署：决定派徐永昌为保定行营主任，将平汉、津浦铁路北段划为第一战区。蒋介石自己兼任战区司令长官，统辖5个集团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担任任丘县以东、惠(丰桥)保(定)线阵地防御；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担任平汉线方面作战；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担任胶济路方面作战；白崇禧集团担任浦口以北、兖州以南、砀山以东至海州地区的防务；顾祝同第5集团军担任鲁西运河以西至黄河南岸的防务。令刘汝明所部和高桂滋所部合编为察省守备军团，以刘汝明为总指挥，负责收复绥东、察北；汤恩伯军向宣化、怀来集结为预备军。以上察省守备军团和预备军统归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骑兵第6师归马占山指挥，集结于大同。骑兵第3师与骑兵第7师合编为骑兵军，何柱国为军长，使用于察北地区。
一时间全国陆空军都在向华北集中，但是我心里知道，最大的危机在上海。
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后，努力向西方学习，可惜当时的西方自己实行的也是野蛮的帝国主义政治，所谓西方工业文明，依靠的是对外剥削殖民地资源，对内剥削工人农民而完成的原始积累，随便举个例子，在被某些人尊崇为皿煮灯塔国的美国，妇女的投票权是1920年才有的。
日本的老师们尚且如此，而这个不守规矩的学生就更是印证了：学坏容易学好难。日本人把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和君主专制学了个十足，最后变成了一个有国家的现代军队，而不是有军队的现代国家。更糟糕的是，这个国家被两支军队共享：陆军和海军。这二者一向势同水火，争夺预算、资源、人力不遗余力。日本陆军挑起九一八事件后仅仅五个月，日本海军便挑起了一二八事件。
我很担心，在日本陆军得意洋洋地游行于北平街头的时候，日本海军忍得住诱惑吗？日本海军在中国能够建功立业的地方不外乎：青岛、上海、广州三处。如果想与日本陆军争功的话，夺取青岛对大局无足轻重，不是什么重量级砝码，可是上海就不同了，从上海出发，可以对中国首都南京发起攻击。
日本朝野并不想把战争拖长，他们一直在寻找能够一剑封喉，逼中国屈膝投降的战机。
7月29日前，日本朝野认为夺取平津，给29军以致命打击，就可以逼中国议和；当时很显然的，平津的失陷不仅没有吓倒中国人，反而把举棋不定的南京政府逼到了非抗战不可的地步，就在常凯申对中央社讲话的第二天，西北边防区国民参政会和西北边防军分别于7月30日通电全国，宣布西北边防区进入战时状态，将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令，抗战到底，西北边防军通电里写道：平津的沦陷，不是抗战的结束，而是抗战的开始。
这是军阀诸侯林立的中国里第一个站出来主动实行抗战的地区，给全国渴望抗战救亡的民众点起了第一把火，也帮助顾虑重重的的南京中央政府下定了最后决心。
长安作为中华民国三十年代工业化之都，吸引了大量美欧公司的实业投资，也因此吸引了西方公众和媒体的大量关注。7月29日的国民参政会抗战宣言，得到了欧美苏联媒体的广泛报道，当天参会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爱泼斯坦、美国合众社及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都是当年的文宣圣手，上海最著名的美国记者，纽约时报的哈雷特阿班用我演讲的结尾作为他报道的标题：“Theymaytakeourlives,butthey'llnevertakeourfreedom!(他们可以夺走我们的的生命，但是他们永远无法夺走我们的自由！)”
这句话的中英文版本就像烈火燎原一样风行世界，成为了1937年7月30日-7月31日世界各大报纸（除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标题。哈里森福尔曼快手拍摄了林徽因与呼延兰绮高举国旗的照片，背景是沸腾的西北国民参政会会场，也被英国泰晤士报采用，标题为自由女神带领中国抗战。这张照片居然在后来的八年抗战期间被国际媒体一再引用，成为了中国抗战的象征。
美国名记者郝富纳称：
中国人士深知苟不欲使祖国沦为日本之殖民地，则抗战始为不可免之事实……全国不论老少，均决定不问其代价若何，决不对日本有所屈服，日本此次挑衅，就物质而言，中国虽尚未达到准备完美之境，然就心里上言之，则每个爱国人民，均已充分准备。
法国诗人、外交家，前驻日、美大使，曾在驻华公使馆任职多年，后在裴伽罗报发表一文，评论中日争论：
日本对华乃武力与政治手段并用，务欲攮夺中国北部而后已，吾人倘在亚洲大陆划一直线，而以中国北部为出发端，必有一日可循此直线，自天津取道蒙古，西达西北利亚……至北平地方，以政治言原系中国首都，以地利言则又偏处一隅，其为中国政治中心，为时甚久。
过去虽曾迁移数次，终能恢复首都地位。彼侵略国用意所在，乃欲利用此种地位，以便私图，抑知称霸于中国者定必遭莫大障碍，尤其是中国文化与精神、力量整体划一，实无法予以击破，日本定必遭受无形之抵抗。
而欲克服此种抵抗，则非以极厚之兵力，极大之战事不为功……任何人凡曾与中国相经过者，无不稔知中国人赋性之明敏，及其消极抵抗力之巨大。他日全世界各国，若果一致为之声援，其抵抗力量之大，自更不言而喻矣。
英国报刊指出：
日本侵略中国，有如磐石上山，暂时前进，终必自坠。
国外尚且如此，国内更是群情激奋，7月31日刚出狱的七君子通过上海救国会发出号召，在8月1日要举行十万人抗日游行；7月底就接到中央政府邀请参加国防会议的各路诸侯，也抛去了最后一丝犹豫，他们本来最怕中央政府是假抗日真削藩。西北边区的抗战呼声和实际行动引发的国内国际排山倒海般的抗日声浪，让各路诸侯放下了畏惧，阎锡山和我是第一批来南京的，白崇禧四日就到，后面还有刘湘、龙云、韩复渠、冯玉祥、蔡廷锴……。西北的抗战决心，促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历史上后来把西北国民参政会的这次会议称为长安呼声。
中国的抗战浪潮超出了日本朝野原有的预料，平津的沦陷不仅没有结束战争，反而开启了全面抗战的又一个阶段。卢沟桥的武装冲突演变成了中日在华北的全面大战，这就给了日本两个选择：一见好就收，真实历史上裕仁就指示近卫寻找外交解决方案，近卫也确实组织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搞了一个日本方面自认为宽宏大量的解决方案，派遣民间人士船津作为特使去上海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高宗武交流；二扩大战争。
如果第二个选择成立，那么最有可能让中国屈服的作战方向就是京沪（南京的京）。日军如果在上海大举登陆，则可以攻占南京，有什么比攻占敌国首都更能迫使对方屈服的呢？真实历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任何国家是首都被敌人攻占后还不投降的，无论是轴心国还是同盟国，首都被攻克后，都是立刻投降：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或者我们从四五年倒过来数，大德意志帝国、意大利、匈牙利……。
1937年的日本陆军，打破脑袋也想不出战史上哪个国家是首都被攻克还能打八年的，不过他们忘记了翻中国战史，西晋首都洛阳被刘渊攻占后，东晋还活了一百年，而刘渊的前赵在攻克洛阳后十七年就灭亡了；北宋首都汴梁1127年被金国攻占后第107年，南宋军队砍下了金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脑袋。华夏正统就是比较能熬的，无论熬17年还是107年，它总要能到敌人先咽气儿，事实证明，日本帝国比前赵和大金帝国都差着档次，日军攻克南京后的第七个年头就投降了。
不过这是我这个穿越公才知道的，在1937年8月1日，即使是石原莞尔这样的战略家，一样无法看穿前面的战争迷雾，而日本朝野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不扩大派都觉得攻占中国首都是迫使中国屈服的最好方法，那么对上海的入侵势所难免，尤其是日本海军，恐怕早已定计了。在真实历史上，淞沪抗战后来演化成中日双方共计一百多万大军早期的决战，由于日军可以在沿海平原地带发扬其舰炮、飞机的远程打击优势，中国陆军的全部精锐完全耗尽，淞沪会战结束后一个月后，日军轻松攻克南京，随之而来的就是南京大屠杀。面对这个沉重的历史宿命，我该怎么办？
阎锡山的呼噜声貌似比飞机发动机的声音还响，我示意他的副官给他把毛毯拉一拉。窗外，飞机下方，已经是中原大地了，阳光照在东流不息的大河上，波光粼粼，田野上，零星的农人看护着自己的田地，祖国壮丽的河山无论在什么时空都是如此美丽，爱好和平的同胞永远是那么善良，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捍卫吾土吾民，但愿我能做得比历史上好一些，愿伟大的中国人民给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