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89日，陈纳德在登机的时候被空军基地的副官拦住了，他带来了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蒋宋美龄女士的命令，要求陈纳德去九江和她见面。

　　　　陈纳德刚参加完那么震撼的国防会议，兴奋的他8日清晨便飞回了南昌空军基地，基地正是热火朝天大搬家呢。中央空军正在向开封集中，支援河北抗日作战，为什么支援河北作战要去河南的机场呢？因为整个河北除了平津那些落到日军手里的机场，中国空军没有任何机场设施。陈纳德随中央空军主力行动，却在登机的时刻被拦了下来，结果他的行李去了开封，而人却去了九江。

　　　　蒋宋美龄一直在庐山避暑，直到立秋才回南京，可是在她回京前，她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上海要开战了。

　　　　看着穿着绿色马球衫和咔叽布短裤的陈纳德，宋美龄顾不得挑剔他休闲的穿着，她火急火燎地告诉陈纳德：“根据确切情报，日军将挑起战争以便占领上海。上海是长江流域和整个中国的门户，它的沦陷将造成巨大的战略损失。一旦日本人在上海挑起战端，中国必将竭尽全力进行反击。常凯申已经命令新式的德械部队开赴上海。你必须马上前往上海，通知美国方面立刻转移领事馆和其他财产。否则，就太晚了。””

　　　　陈纳德心里一动，昨天在南京国防联席会议开始前，刘越石上将曾经与他长谈了一个小时，就是为了一旦上海开战，请他能充当西北陆航与中央空军之间作战行动协调的桥梁。陈纳德在西北陆航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俯冲轰炸的训练科目，也参与过西北陆航作战计划的各种预想作业，其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有关东进京沪杭作战的。难道刘越石能未卜先知吗？

　　　　不过那是后话了，眼下陈纳德得先应付了这个新任务再说。陈纳德说道：“常夫人的信任令我很感动，可是我已经准备随空军指挥部前往开封，连行李都运走了，我随身就这套衣服，总不能穿条短裤去见总领事吧？人家好歹是政府外交人员。”蒋宋美龄听了，眉头不眨，跟变戏法似的从随身小包里拿出一沓钞票，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陈纳德说：“拿这个钱去买新衣服，速去速回，南京航空委员会需要你帮空军从新制定一个作战计划。”陈纳德更为吃惊了，刘琨在南京说过蒋宋美龄会依靠他来组织中央空军的作战，没想到这么快就兑现了，于是，他投桃报李地说：“我接受任务，不过常夫人既然准备委托我制定作战计划，我希望常夫人能允许西北陆航队的指挥班子参与其中，因为南京方面还缺乏有经验的空军参谋军官，而西北陆航却有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而且我了解西北陆航队的实力，中央空军仅仅有91架驱逐机，而西北陆航队有二百架美国最先进的驱逐机，我想请常夫人作为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去和西北野战军的刘司令协商下，能否成立一个临时联合指挥部，由中央派人做总指挥，西北陆航的柳队长可以做前敌指挥，我做顾问。”说完，陈纳德偷偷观察着蒋宋美龄的脸色，他知道刘越石上将和蒋宋美龄关系形同亲姐弟，他也隐约感到刘越石上将布置由他这个外国人来提议联合指挥部是有深意的，常凯申虽然伉俪情深，但是在政治大事上，他可是只信自己。张汉卿为了给常凯申保住面子，在释放常凯申的时候，陪常凯申夫妇飞回南京，可是常凯申却把他抓起来交给法庭审判，对这种行为宋家兄妹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常凯申却一意孤行，要不是蒋宋美龄大吵大闹地反对，估计毙了张汉卿都可能。就是这样，张汉卿还是被无限期地软禁起来。

　　　　现在西北野战军是宋母的干儿子亲外甥刘越石统帅，控制空军的航空委员会是蒋宋美龄作秘书长，大家都称她为空军之母，宋子文又手握税警总团，如果再由刘越石提出西北陆航队参与联合指挥中央空军，那简直是要告诉常凯申宋家要夺权了。可是如果由陈纳德这个局外人来提出并且作实际的参谋长就不一样了，陈纳德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他是个聪明人，刘宋二人都是赞赏他才能的恩主，他们的这个想法，也能把陈纳德放到他梦寐以求的能实现他空战理论的位置上，他为何不助他们一臂之力呢？

　　　　蒋宋美龄点点头，她说：“你立刻随我的专机返回南京，然后便去上海，请你把你刚才的建议写成一封信，我进程委员长批示。”陈纳德欣然同意。

　　　　就在陈纳德去上海的几乎同时，日本内阁委托的民间和平特使，设在上海的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于8月7日赶到了上海，他带来了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的“日中邦交调整和停战方案”。这个方案非同小可，是日本内阁奉裕仁的圣意攒的，1937年7月30日，裕仁召见首相近卫文麿，直接谕示：“这件事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如何？”7月31日，日本唯一的战略家石原莞尔觐见天皇裕仁，石原莞尔是当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也是参谋本部实际控制人，他直接建议天皇：“与中国谈判停战。”他甚至曾经明确主张：“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华国界，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华间根本问题。”（《大本营陆军部》第1卷，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452页）。与“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尔向日本陆军、海军首脑疏通，坚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残局”。于是以石射猪太郎为主，会同陆军省当局人员，作出了日中“全面邦交调整方案”和“停战条件”。这个方案获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省一致同意，首相近卫文麿也立即表示支持。

　　　　由于当时日本官方与常凯申已经彻底闹僵了，双方均不好意思先提出妥协，石射猪太郎把这一方案委托于船津辰一郎，让后者将方案秘密地透露给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试探中方态度。8月9日，船津与高宗武在上海进行会谈，同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与高宗武也作了一次会谈。据这个日本方案，中日双方军队停战线划定为河北省永定河及白河右岸以东、以北各地区及察北六县为非武装地带，日军除战前驻屯军原有兵力外，新增部队一律撤退，中方则将中央军撤出河北省，实行停战，同时废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以及《淞沪停战协定》。所谓调整邦交，日方承认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河北、察哈尔，撤销冀察政务委员会及伪冀东自治政府，日本对内蒙、绥远不加干涉，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及河北经济协定。中国则对东北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或者默认，日方则考虑对华经济援助及撤废治外法权等等。日本这个方案，是通过回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换取国民政府对东北伪满洲国的正式承认。从日本方面看，这是他们‘宽宏大量’的表现，因为非武装地带的平津是中国军队无论如何无法通过战争夺回的，现在日本愿意从平津撤军，中国方面仅仅是不能在平津有正规军驻扎，而且中国军队可以重回上海，中国政府可以直接治理平津河北，日本等于是出让了一二八和长城事变夺走的大部分权益。这几乎就是常凯申要求的下限：日本止步于长城不再南侵。

　　　　完美倒是很完美，所以日本方面希望不扩大的一派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唯一的缺陷是，日本方面的信誉有问题，这么多年来，日本一直靠背信弃义为生，他们刚刚把宋哲元用同样手段忽悠了一把，假和谈真增兵，等你信了撤兵了，他的兵也增到位了，然后就杀你的人抢你的地。这活生生的例子在眼前，常凯申怎么去信任日本人？

　　　　帮常凯申解开这个套的，还是日本海军。配置于中国方面作战的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在此前的8月3日向军令部提交了“考虑到华中作战的必要事态，不仅最初需要航空部队的突袭，而且也绝对需要同时考虑陆地作战的突袭”这样的长篇意见书。于是，8月6日，军令部向长谷川发出增派联合舰队所属的第八战队、第一*战队、第一航空队归其指挥作战的命令。7日，长谷川命令增派部队在佐世保等待时机，第一联合航空队进入台北和长崎的大村基地。8日，基于已经计划好的第三舰队作战计划方案开始兵力部署。根据军令部的强烈要求，长江流域汉口下游的日本侨民撤到上海和日本的行动于8月9日顺利结束。

　　　　得知政府和陆海军的首脑下决心采取调停方案，并期望通过外交交涉取得和平之后，海军中好战的一伙儿人加速了在华中、华南发动全面战争的步伐。于是，在川越茂与高宗武进行第一轮会谈的8月9日傍晚，发生了大山事件。对于需要发动全面战争来提振日本海军地位的第三舰队来说，必须想方设法阻止和平交涉发展为达成停战协定。于是，很有必要出现一个事件作为发动战争的“正当”借口，一般情况下，日本人总是找同样的借口：有个日本军人被中国人杀了。日本人从不觉得创新是必须的，他们酷爱作重复劳动。

　　　　反对日中战争扩大化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察觉卢沟桥事件以后当地海军和军令部的动向，明言：“海军必定在上海挑事。那种场合，陆军应坚持不派兵的方针。即使出现万不得已的状况，必须要出兵保护日本侨民，数量也只能限于一两个师团。”日本玩弄阴谋的老手，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已经察知到海军将在上海制造阴谋事件，发动第二次上海事变。

　　　　被第三舰队选来送给中国人杀的义士的是日本驻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中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