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陈存仁在跑马厅路的育婴堂伤脑筋的时候，黄梅兴刚刚心满意足地搬进了他的新指挥部，持志学院水电路校区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在他的坚持下，通讯无线电台被放在指挥部里，本来邓洸想安排无线电台班到另一栋建筑里，因为那个天线好几米高，太显眼了，但是旅座要随时看到电报，他甚至不能忍受五分钟的时差，没办法只好将就了。这栋小楼是学院教研组的楼，居然有电话线路，通讯排忙活儿了一阵子后，居然可以与师部通电话了。黄梅兴很开心，还狠狠地夸了有线通讯班长高志远一下，说以后要给他记功。

　　　　电话一通，事儿就来了，师长孙元良亲自打来了电话，显然师长对电话现在才接通不大满意，他半开玩笑地说：“刚才找不着你，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黄梅兴赶紧汇报了自己旅的进展和计划打算，孙元良对黄梅兴的能力是信任的，他说工兵营给黄美兴两个连，尽量多带*，不够的立刻向军政部要，当听说黄梅兴把指挥部移到了持志大学的时候，孙元良楞了一下：“敬中啊，日军炮火猛烈，指挥部安全重要，你不要大意。”黄梅兴说：“我的团长都已经在火线上了，我不向前岂不是要被他们鄙视吗？师长放心，这里是坚固楼房，一般野炮无法击毁的，而且室内也有沙包掩体防弹片。”

　　　　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是由大川内传七少将指挥的，1886年9月2日生，出身地：佐贺県，海军中将勲一等功二级。1906年11月24日入海军兵学校，1910年12月15日海军少尉。1936年11月16日担任日军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

　　　　大川内并不是陆战行家，他的本行是炮术，在二次大战中途岛海战以前，海上霸主是大炮巨舰的战列舰，大川内就是典型的海军炮术专家，他昭和7年（1932）12月1日任海军炮术学校教头，昭和10年（1935）8月1日比叡舰长，比叡是日本金刚级战列巡洋舰中的一艘，1940年初改装工程完工，标准排水量32350吨。经过改装后，比睿号与其姐妹舰一样变成了高速战列舰。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比睿号大出风头，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它装备八门十四英寸主炮，16门（改装后14门）152毫米/50倍口径副炮；12门76毫米炮，改装后12门双联装127毫米高射炮，活像一座充满重炮的水上堡垒。

　　　　所以对于陆军作战用的那些轻武器，大川内是不屑一顾的，他认为用枪打仗那是土匪黑帮干的活儿，一万米距离用巨炮互轰那才是男人的战争，真的男人就算是阵亡，也要死在十四吋以上的炮口下，随着巨型炮弹爆炸的蘑菇云化为尘埃，这才是男人的死法，总好过被重机枪打得肚破肠出，再长蛆烂掉要壮烈的多。

　　　　对于指挥上海的陆战，大川内少将真觉得没劲儿，不过好在他手头还有两个中队的重炮，可以让他发挥下炮术专长。四门150毫米*炮是陆地上能找到的最重野战火炮了，他布置在了新公园，还有四门120毫米*炮，布置在了北部支队的海军第一用地。为了保护这些重炮，他也部署了高射炮部队。主要的高射炮阵地选择在六三园，那里园林优美，当然了这是废话，从军事上讲，就是树林密布，容易伪装和掩蔽。

　　　　日军在几个市内制高点设置了炮兵观测点，其中之一就是陆战队司令部的塔楼，这里是整个闸北的制高点，虹口和闸北一览无余。而且最重要的是，观测结果可以利用这里众多的通讯设施传到炮阵地去，立刻执行炮击。

　　　　在十三日和十四日晨的战斗中，日军炮兵屡次成功地实行了拦阻射击，甚至炮火反准备，密集冲锋的中国军队往往被重炮轰击抹平。现在中国军队学精了，没有敢再发动攻击，日军炮兵的任务就由覆盖面目标变成了寻找有价值的点目标并击毁之。

　　　　下午三点，日军司令部塔楼上的炮兵观测所注意到了二点二公里处水电路边的持志学院有大量骑兵和自行车兵往来，还有无线天线出现，另有持电话线架的通讯兵多人，估计为中国军队高级指挥部。观测所立刻将一应参数通知了新公园的炮兵阵地，考虑到该处为砖木结构的房屋，比较坚固，日军炮兵指挥官决定用第七中队的150*炮和八字桥警备队的四门150毫米迫击炮联合进行炮击，经过五分钟确认参数和炮击准备后，两个日军炮兵群各进行了试射和效力射，三发急促射后，观测所报告目标摧毁。

　　　　廖龄奇听到旅指挥部被击毁，旅长阵亡的消息的时候，正在爱国女学观察日军阵地。日军用重炮多次命中旅指挥部，打平了那座小楼，黄梅兴、邓洸、旅通讯排全体还有负责留守持志学院的一营二连长王继增等均阵亡。听到这个消息，廖龄奇第一感到的是一阵冰凉，这感觉他很熟悉，当他汀泗桥中弹，鲜血像箭一般射出的时候，就是这种由衷的冰凉，虽然现在是盛夏，他还是感觉到了寒意。

　　　　能让廖龄奇佩服的长官不多，黄梅兴无疑是其中之一，廖龄奇是一员勇敢的战将，他曾经多次负伤，身上疤痕累累，无论比学历比战功比伤疤，他都不输于任何人，然而黄梅兴却用他的公正和真诚及对部队的热爱感动了他，黄梅兴的死，让廖龄奇觉得失去了一位兄长。而邓洸则是全旅有名的智囊，他制定计划井井有条，又有实战经验，经常上第一线了解情况，是难得的参谋野战型人才。

　　　　站在廖龄奇旁边分享这个噩耗的是一营长邓竹修，在这场炮击里，他不仅仅失去了敬爱的旅长，还失去了二连长王继增这个得力部属，这是今天十二个小时内他失去的第二位连长。一营仅有的三位步兵连长已经阵亡了两个，九位步兵排长阵亡了五位，重伤两位。而邓竹修知道，二营和三营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呆呆地看着团长廖龄奇。

　　　　廖龄奇咬了咬牙，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作为全旅的临时指挥，千万不能软。他瞪着邓竹修：“发什么呆？继续作战准备，按旅长的吩咐，晚上打残了这帮狗日的。”邓竹修咬牙而去，廖龄奇回头望着持志学院方向满眼的硝烟和火焰，眼睛红红的，他骂骂咧咧地说：“狗日的烟太刺眼了。”一边掩饰着，一边抹去了夺眶而出的泪水。

　　　　黄梅兴是淞沪会战中阵亡的第一位中国将官，他的士兵们在废墟中挖出了他的遗体，身体已经被弹片切得四分五裂了，军医把遗体拼凑了起来，用一面国旗包裹好，又用包扎了他头部的伤口，送回南京，举行了葬礼，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国殡仪馆设灵堂悼念,追授黄梅兴为陆军中将。“马革裹尸还,是男儿得意收场;可怜母殁半年,瞑目尚多身后事。鹃声啼血尽,痛夫子抬魂不返;最苦孤生匝月,伤心犹剩未亡人”。这幅挽联,写于1937年8月15日,是他妻子给阵亡丈夫的泣血之作。

　　　　廖龄奇被任命为264旅代旅长，他按照黄梅兴生前的计划，组织264旅在夜间七点四十五分和第二日凌晨两点十分，先后发起攻击，以伤亡一千二百多人的代价，狠狠地动摇了日军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