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6日的军事会议对淞沪会战及抗日战争初期的中方战略起到了关键性的转折作用，彻底改变了淞沪会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
在真实历史上，常凯申是对淞沪会战的指导犯下过严重错误的。
他先是在前期把中国陆军兵力集中于华北，在淞沪仅仅留下薄弱的警备力量。根据8月7日召开的国防联席会议中何应钦部长及刘光副主任所报告的军事部署，这时国民政府是把军事重心放在华北方向。经常凯申核准，全国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军80个师，“使用于河北者共约五十个师，正源源向沧州、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弹药储备亦在黄河以北囤积三分之二，而在江南仅囤积三分之一。当时已划分的4个战区之兵力分别为：“一、冀鲁等地-六十个师。二、晋绥察-十五个师至廿个师。三、上海、杭州、乍浦十个师。四、福建、广东等地--十五个师。”
随后又在日本于上海挑衅后对淞沪会战的意义有着错误判断，耽误了会战的正确展开。
淞沪战争爆发后几天，在常凯申、汪精卫、冯玉祥、龙云等人一次谈话时，汪问蒋道：“这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北方，怎么上海也打起来了？如此岂不成了两个战场，我们的兵力够使用吗？”蒋答道：“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
8月31日，常凯申对路透社记者谈话：“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干涉之必要”，并宣称“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整个之安全”。中国不仅在外交上有所动作，而且对九国公约国家布鲁塞尔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
这才是常凯申开战上海的真正目的：在华北的战争远离美英列强的利益核心区，列强对于介入调停没有兴趣，最终只能同日本单独谈判。而同日本单独谈判给常凯申带来的，从来只有如《何梅协定》般的难堪。
也正因为发动淞沪战役的目标是这些，常凯申最初批准的淞沪作战的计划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战役计划，并非开始就设计成了百万人规模的大会战。
“八一三”抗战爆发时，常凯申虽然批准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先发制敌”的建议，下令对上海日本驻军进行围歼，但他并无一个在淞沪地区举行一场大战役的计划，也未组建一个足以适应指挥一场大战役的领率机关。他的策略可以说是走一步看一步，作战指导方针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8月11常凯申下令张治中部向上海围攻线开进，准备发起淞沪之战。这时，由最高统帅部命令规定：由张治中指挥直接参加上海围攻作战的部队，只有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和两个多炮兵团；另外在龙华、虹桥、吴淞以及南翔、浏河、浒浦等地担任警戒的也只有一个师、两个旅和上海警察总队与保安总团。张治中就是使用两个师和两个多炮兵团发起上海围攻战的，这可以说是淞沪战役的起始阶段的规模。
淞沪战役开始时的作战企图和目标，也不若以后那样广大，而是以围歼上海市区（虹口和杨树浦）之敌，守备海岸，阻敌登陆为作战目标。这样的战役企图，在当时看来是适当的。张发奎曾指出的：“战争初期，我军以巩固首都及保有经济策源地上海之目的，迅速围歼上海市区之敌，并打破其沿海登陆之企图，允属至当。”
也就是说，这仅仅是牵制为目的的一场次要方面的小规模战役。
但，就是这样一个“打给列强看”的目标，也没能完成。
上海战事最初因中国军队兵力上占据优势，一度进展顺利。尽管常凯申对日本政府17日宣布放弃此前所定对七七事变“不扩大方针”，进而对张治中不能迅速围歼数千日军，夺取实地颇为不满，但当得知英、美、法三国政府已提出将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出上海的建议后，仍不免深感庆幸。他当即命令张治中暂停进攻。他乐观地估计：“敌或有退却可能”，并认定“倭军恐慌万分，其国内陆海军意见纷歧，政府内部不能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考虑“英国提议调解，可运用之，使俊得转圈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乎？”
常凯申在上海开战，试图引发列强调停的计划似乎就要实现了。
但日本人并不配合，随着日军一步步向上海增兵，常凯申不得不逐步提升了淞沪战役的地位，一步步扩大其规模，战略企图也日趋明晰和扩展。8月18日前后，南京统帅部获悉日本陆军二至三个师团增援上海。18日常凯申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援，并决定正在浦口至苏州间待命的第十八军进入淞沪战场。20日、常凯申接受陈诚的扩大沪战以牵制华北日军进攻的建议，并于同日颁发《第三战区作战计划》，正式提出淞沪战役“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8月21日，常凯申任命陈诚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此前，张治中统率的京沪警备军改编为第九集团军，继续担任围攻上海市区之敌；张发奎统率的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8月23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和第三师团开始在川沙口和吴淞登陆，陈诚指挥第十五集团军担任攻击登陆之敌。至此，战局已从虹口、杨树浦扩大到吴淞、宝山、罗店一带，遂真正演变为“淞沪”战役。8月25日，常凯申调任顾祝同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秉承蒋的旨意统一指挥淞沪战役。这时，中国参战部队已扩展到三个集团军以及空军和炮兵的主力，一场大战役的局面已初步出现。
同时8月21日晚，常凯申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已经拒绝英国调停。这一消息传来，又让蒋极为沮丧，“优心倍增”，他不得不马上找到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对方中方决定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立即签约，以换取苏联对华提供军事援助物资。
这也意味着常凯申试图依靠列强调停的计划范围画饼，面对亲手揭开的上海战幕，常凯申不得不硬着头皮奉陪越来越多的日军，将更多兵力投入到淞沪会战中去。
日本参谋本部鉴于在8月下旬至9月间调派了陆军两个师团又一个支队进入淞沪战场，但攻势进展不大，战局呈现胶着状态，于是决定再次调派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空军一个团前来参战。这些部队在9月中旬起分批在上海登陆。至9月20日前后，日军除在上海附近的海军部队外，在长江和黄浦江沿岸集结有陆军五个师团，另十五个大队，共约12万人，拥有战车两百余辆、飞机两百余架、火炮三百余门。
随着日军再次增兵，南京政府也不得不相应增兵。9月21日，南京统帅部改组第三战区领导机关，由常凯申自兼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陈诚分别继任副司令长官和前敌总指挥。参战部队组成右翼集团、中央集团、左翼集团三个方面的作战军，左翼集团辖第十五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中央集团辖第九集团军和第十八、第六十一师等，右翼集团辖第八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总兵力约为五十余个师和五个炮兵团。
到10月间，淞沪战役真正演变成为全国的主战场和作战重心，。至10月上旬，日军的兵力已增加到近20万人。中国方面，常凯申在10月间又继续增调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十一军团、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二十五军团等部队。至10月底、11月初，中方在淞沪战场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师上下。淞沪会战终于由一个几万人围攻几千人的小战役，经双方不断“添油”发展成一场交战双方兵力过百万规模的巨大会战。
由于淞沪会战从一开始就在军事因素之外的因素上考虑过多，导致淞沪会战打成了一场更关乎颜面的政治仗。
1937年8月下旬，日本第一批增援部队陆续抵沪，并于23、24日大举在浏河、川沙口、张华洪等处登陆，上海战场的形势迅速开始发生逆转。检阅战报时，常凯申常常怒火中烧，对负责第三战区的陈诚和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颇多斥责和痛骂。其忽而痛斥“张治中指挥无能”，忽而指责何应钦用人不当，忽而大骂空军主将“愚劣怯懦”，且常常发起脾气来“责骂（下属）不留余地”。
妥协既不可能，军事上又无胜算，常凯申这时自然更加看重外交干预的可能性了。虽然各国无意介入中日战争，蒋还是在暗中设想派宋美龄赴苏，派胡适赴美，派蒋百里赴德、意，采取主动，或可促进各国政府出面干预。只是，人尚未如期派出，中国军队在上海的阵地已数处被日军突破，弄得蒋一日数惊，逞逸不能终日。其虽一再为自己打气称：“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但他已经不能不开始考虑张发奎等将领的提议了。此前，张发奎主张，沪战应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而蒋则力主：“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这时，常凯申也开始在暗自反思：“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以为长期抵抗乎？”
9月23日，上海罗店守军在日军反复进攻下发生溃退，常凯申终于决心部署撤退了。虽然他注意到部队仍有一定战斗力，相信“沪战尚可相持”，但他已经意识到继续坚持上海抗战并不能造成国际干预和日本让步的局面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常凯申终于明白，经过一连串的误判，他的计划只能失败了。
9月27日，常凯申开始研究如何转换战略方向的问题：是“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呢，还是集中主力“击其一点”好呢？或是利用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督促山西方面主动出击，使敌被迫分兵好呢？抑或现在就采取“持久”战略好呢？？思来想去，蒋并未能提出十分明确的军事战略。当然，蒋始终不能忘怀他发动淞沪抗战的初衷，即以夷制夷。他因此反复考虑是否应将大战的战场从华北转向黄河以南地区，即我“外交重点在英俄，如何运用之？引敌深人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远东战争，可乎？”
10月1日，眼看自七七事变以来种种战略策略均告失败的常凯申，暗自反省了对日关系及政略问题。其检讨最后确信，对日战略策略之无效，根本上不在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日本侵华野心之不可遏制。
10月26日，战略要点大场镇被日军攻占，中国军队中央作战部队的侧背暴露于日军攻击之下，导致中方全线动摇。常凯申此时已心灰意冷，仅自勉道：“大场失陷矣，尽人事，听天命，勿慌急！”“沪战本未列人整个抗战计划之内，且一时与局地之得失，无关全局之胜败”。且自定此后之和战原则道：“国际调解则可，单独交涉则不可”；“抵抗到底，决无妥协余地”。既然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蒋不能不暗自鼓励自己称：“有我在世，中国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实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余何自惧乎？”
时至于此，整个上海抗战已告失利。常凯申再无办法推动各国干涉和阻止日本进攻了。
常凯申为了以“打”来“促”成国际干预，否定了不少高级将领提出的沪战应当贯彻“持久消耗”原则、适可而止的建议。在9月间的松江军事会议上，张发奎等主张沪战应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逐次抵抗消耗敌人兵力而保存国军实力，以利以后之长期作战”。
在当时担任最高统帅部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也并不认为集中全军主力于淞沪战场作战是适当的。在回顾淞沪会战时，他曾说道，“如果'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我军为向国人交待，只作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由沉着之将领指挥，敌人的海空军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虽南京终久必失，但抗战效果一定较大，敌人之损失也更大。”
先是张发奎和张治中，后来又有白崇禧和刘斐，都向常凯申提出不同意见；李宗仁也向常凯申进言，但都遭到拒绝。张发奎回忆道：“最高统帅部否定了这个建议，他（常凯申）的意见以为上海是军事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来确保这个地区。”
但常凯申认为，“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
正是常凯申的这一误判，在淞沪战役的中期和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的原则，没有适时调整部署，保存有生力量，而是在敌陆海空军便于协同作战、重兵器极易发挥威力的上海近郊一片平原地带，进行旷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与敌军拼消耗，以致遭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惨重损失。陈诚在淞沪战役结束后不久谈到此战的经验教训时也指出，“这次战略受政略的影响很大，乃是国家的不幸”。
周恩来后来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谈到常凯申抗战初期的战略方针时指出：“（常凯申）他们觉得，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所以他们就打阵地战，把一二百万军队都调到上海，拿去拼，牺牲极大。”
正如周恩来所说，作为误判的代价，常凯申嫡系的中央军在此战中“牺牲极大”，基本全部精锐都在淞沪抗战的血肉磨盘中消耗殆净。
在开始的《重读抗战》中，我们盘点过抗战开始时的中国军队。抗战爆发前中国军队庞大的整军计划只来及进行了一小部分，原计划至1938年底国民党军“共计调整、整理各六十个师，统计为一百二十个师”。然而此计划实施仅半年，即因战争爆发而中止，仅调整野战师15个，整理野战师24个。
实际由于整军时间太短（原本定于1938年底完成60个师的整编工作），自产武器无法满足需要，外购的德式武器也没有全部到货（开战以后，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逐步取消了军事合同），最终只有87、88、36师3个德械师和1个中央教导总队基本达到了赛特可将军关于轻步兵的要求，其中87、88、36师的重武器完全没有到货，只有中央教导总队成为唯一一个真正完成调整的德械步兵师。其他师的由于装备不全，训练有限，更是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这个39个师已经算是常凯申能拿出的最精锐的部队了。
淞沪会战，常凯申毫无保留，将这些精锐悉数出动。
4个德械师首当其冲，87、88师是战役最初就用来进攻上海租界日军的主力，36师和教导总队也紧紧跟上，与它们一同参战的，还有陈诚“土木系”的老底子11师、14师、67师、98师，胡宗南的起家部队1师和78师。后来得享大名的74军的主力51师、57师和58师在这个作战序列中，都已经被排在不起眼的后端了。此外，桂系精锐第7军48军也投入战场。可以说此时除了在南口奋战的汤恩伯部、在河北阻击的卫立煌、关麟征部外，常凯申中央军的精锐基本全投入了淞沪战场，并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据参战官兵回忆，部队光补充士兵就有五六次，开战前的老兵基本换了几遍，部队除了番号，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部队了。
典型如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经历此战后即一蹶不振，战力大打折扣。
换句话说，自四一二政变常凯申掌握政权以来到抗战开始，常凯申手中积累的那批有限的精锐部队，在淞沪一战中，因蒋自己的误判，已经葬送得不剩多少了。
淞沪抗战以“血肉磨坊”闻名于世，在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抗战勇气之外，也暴露出了常凯申误判带来的巨大损失。
在我的这个时空，经过这次1937年8月16日的军事会议后，国民政府于8月18日（比原来历史提前两天）以大元帅蒋中正(即常凯申)的名义下达了大本营训令第一、二号，颁布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和《国防作战指导计划》。
在《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中指出：“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国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方案》规定了大本营的组织系统。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军政、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划为六部，分担任务。各部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连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之最高原则。”《方案》将全军分为5个战区：河北省和山东省北部为第一战区，蒋介石兼司令长官；山西省、察哈尔省、绥远省为第二战区，阎锡山任司令长官；江苏省长江以南和浙江省为第三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福建省、广东省为第四战区，何应钦兼司令长官；江苏省长江以北和山东省南部为第五战区，蒋介石兼司令长官。《方案》中指出：“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预期第一期作战到1937年10月下旬为止。对此期间内各战区、海军、空军、各预备军及直属部队、后方勤务部队的作战任务以及政略、财政、经济、宣传、民众组织训练都作了规定。
判断日军进攻的重点(也即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在华北方面。而“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规定第一战区的作战任务是：“近迫该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以吸引其主力，俾我第二、第三战区之作战，得从容展布。但如敌军企图（以）真面目与我决战时，则应毅然尽全力以防制之。”第二战区的作战任务是：“打破敌军惯用包围行动之企图，使其对我第一战区不敢放胆施行正面之攻击，同时牵制热河以东之敌军，使其对青岛、淞沪之作战不能转用兵力。”中国统帅部对平绥铁路线十分重视，认为“平绥路为第二战区之生命线，亦中苏连络之生命线，更为我国军旋回作战之能实施与否之中枢线，应以南口附近为旋回之轴，以万全、张北、康保等地方为外翼。要固守南口、万全，国军作战方有生机；要攻略张北、赤城、沽源，国军方能展布。如南口、赤城、沽源之线始终为国军保有，则平、津方面之敌，决不敢冒险南下，故本战区之作战任务为：第一步，以该战区现有之兵力，最低限度必须固守南口、万全之线，以俟第一战区转移兵力之到达。第二步，第一战区转移兵力到达后，向赤城、沽源之线转移攻势。第三步，依战况之推移，对于山西东北方面，厚积兵力，以期永久固守。”
1937年8月20日颁布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中“指导要领”中关于第三战区指导要领，在考虑了西北野战集团军群的建议后，与原来历史中有了很大改变：“敌国为牵制我国军兵力之转用，及从政略上威胁我国军根据地起见，将以一部攻我淞沪，窥伺我首都。第三战区对于原驻扎虹口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对于后继登陆侵入淞沪之敌，应节节抵抗，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后逐步退至国防线，并利用积极防御以确保在京沪防御战役中大量消耗敌人，吸引侵华敌军主力至东部战线，迫使敌军将由北向南之攻击方向更改为从东向西之进攻，为持久抗战创造条件。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