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记得那次演习，后来的虹口之战，几乎就是那次演习的一次流血的复制品。

　　　　在那次演习中，杜聿鑫上校率领的机步300旅被分配成日军的角色，称为东军，他们负责防守模拟的虹口地区，董介生少将的第136步兵师及加强的特种兵扮演西北野战军，称为西军，他们负责进攻。由于当时西野的装甲力量有限，机步300旅分成了两部分，坦克营划归西军，其他部队均归属东军，东军的装甲力量由装甲运输车扮演。

　　　　演习的第一阶段是铁路公路结合的长途机动，演习导演部在他们机动的过程中，都制造了各种特殊情况，如遭遇空袭，难民堵塞道路，桥梁被炸毁等，参演部队都出色地完成了特殊情况的处理。只有136师813团出了一个状况，在铁路机动过程中，他们没有按照规定给装有弹药的敞车作好防雨措施，那时候正是五月份，在演习进行的河西走廊，这还是个干旱少雨的季节。可是这个细节被演习部发现了，在后来演*结会上，西北边防军司令部的许谨生副参谋长把813团参谋长杨威好一顿撸：“演习设定的作战地域是上海，在这个季节，上海正是暴雨台风季节，你从长安一路机动到上海，弹药车连防雨布都不盖，到上海你拿什么打仗？向敌人借弹药吗？”看着个子高大的西北汉子杨威低着头被瘦瘦的许副参谋长狂训，这个情景警告了所有在场的军官，在西北野战军，一切训练都是不流血的实战，不能有丝毫马虎。

　　　　我有幸跟随刘琨上将前往西军指挥部去审核指导作战计划。这次演练是在华北形势紧张的时刻进行的，西北边防军司令部奉刘琨上将命令，第一次投入包括坦克、装甲车的机械化建制部队进行演习，故此特别重视。这不像以前的例行师级城市攻防对抗，是为了训练各师的城市攻坚战术运用，而是作为未来反侵略战争城市攻防战的预演，希望检验西北边防军的南风行动计划。故此司令部参谋局全程参与，比如西军的作战计划的制订，就是先由作为西军指挥部的136师师部制订，随后由司令部参谋局审核指导的。

　　　　西军司令部配置在一片树林里。师领率机关的指挥员们在一个大帐篷旁站好了队。森林里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口令：“立正！”只见一个军容整齐的将军迈着正步迎着刘琨上将走来。他用宏亮的声音作了报告。这就是西军指挥员董介生少将。他是陕西人，1901年出生，中国著名的黄埔军校的一期生，刘琨上将的学生之一。作为西北汉子，他比一般的中国中等身材略高，身子站得笔直，自豪地仰着漂亮的、长着浓密黑发的头发。董介生将军在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前是陕西省立第三中学的毕业生，他的整个外貌给人某种特别文雅的感觉。白白净净的脸，两道弯弯的黑色细眉，用刷子梳理过的小黑胡子……显得举止潇洒，讲究礼仪。有人告诉过我，董介生才智过人，是个有经验的指挥员，他参加了黄埔军校西北服务团，跟从刘琨将军从广州一直到了西北，参加了几乎所有重大战斗，一步一步地升到了步兵师师长的职务。

　　　　刘琨上将带领着许谨生、李兴中将军及作战处参谋们一起参会。大家走进挂满地图和要图的帐篷。司令部参谋局人员起初不插话地听西军司令员报告，但后来提出了异议。争执的起因是突破地段应如何配置使用坦克和炮兵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西北边防军1936年野战条令草案规定，主要突击方向每公里突破地段至少应集中三十至三十五门火炮；至于坦克，由于西北边防军刚刚引入坦克，当时是按照苏联红军的条例规定，要求每公里集中十五至二十辆坦克。但是苏联红军后来在1936年-1939年参与西班牙内战和更晚的苏芬战争卡累利阿地峡的作战经验表明，这样的密度已经明显不够，至少需要增大一倍。当时的136师制定的作战计划草案却对配属的火炮和坦克作了平均分配。许谨生副总参谋长立刻用他富有特色的语言指出了这一点：“你们给三个进攻方向平分火炮和坦克，尤其是坦克层层向下配属到各连，你们这是过年分排排坐分果子吗？”他瞪着136师参谋长惠钧上校说：“我西北边防军军战术原则的一点两面在西北陆军参谋学院教材里引用了刘司令的讲话，是怎么写的？”惠钧是黄埔二期工兵科的，他一向对于许副参谋长是当大师兄看待的，而对于黄埔的战术学教授刘上将的战术文章也真是倒背如流：“在战术上是选择敌人弱点实行坚决突击，例如一般突破点，均选择于敌人凸出部，接合部，敌人阵地的侧后，地形便利我接近之点等地方，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之，而不是无重点地到处乱攻乱突，把头碰在敌人钉子上。”许谨生又好气又好笑：“许司令后面紧接着的一段话你怎么不记得了：因此我们必须绝对集中兵力、火器痛歼一个敌人，不是平均分配力量，不痛不痒地打击几个敌人。我集中兵力、火器的程度，必须完全达到优势于被打击的敌人，必须完全达到消灭打击对象有绝对把握，即是有了九分把握，还有一分没有把握，也必须集中满足十分的把握。突击正面不要拉得太宽，应是窄狭的正面使我火力能完全掩护压倒敌人，使打出去的力量是纵杀不是横砍，根据历代战争经验，采取攻击方法，大部是楔形突击。”惠钧不敢吭声了，董介生师长显得很无奈：“可是许副参谋长，我们集中了呀，无论是按照我军还是苏联红军条例要求，我们每个方向都有足够数量的坦克和火炮呀。”许谨生忽然向着正听翻译介绍对话内容的我笑了笑：“苏军野战条例还是请苏联红军顾问给你们解释一下吧。”

　　　　参谋局的腹案是我和许一起主持制定的，虽然许副参谋长灵活跳脱的个性与我有些合不来，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在工作上的有效合作，实际上我觉得参谋工作需要把独创性和灵活性与精确的计算和计划结合起来，而往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素质很难在同一个人的个性里统一起来，这就要求参谋团队成员之间有互补的个性，许和我就是这样互补的一对儿。于是我开始向136师的司令部军官们介绍参谋局的思路。我力图简明地判断进攻地带的情况，指出了城市攻坚中面对坚固建筑物和复杂街道时可能发生的困难。并按战役各阶段将攻防双方兵力作了对比。按照国民革命军136师的计划，我军在主要突击方向的数量优势明显然不足。我们发现突破地段比参谋局考虑的地段宽得多。这里最多只能达到一倍半于敌的优势。因此，我建议在较窄的正面实施突破，并在此造成兵力近三倍于敌的优势，而且要划分主攻方向和助攻方向，向主攻方向大量集中兵器与火力。

　　　　有关炮兵的集中使用，我说道：“

　　　　简要概括进攻者在世界大战中最成功的突破经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1915－1916年在东欧战场条件下，防御的平均密度为每个步兵师防守10－12公里，对防御者战术配置的突破要求进攻者在一系列战役中保持以下密度：每个帅负责约3公里正面，每公里正面不少于20门火炮，对每公里被冲击阵地消耗15000－20000发炮弹(在其他条件有利时)。

　　　　2．在防御密度高(每个师防守约4－5公里)、纵深大的情况下，特别是像1918年法国阵地战战场那样拥有大量机枪时，英法联军和德军在一系列战役中为了实施战术突破，要求每公里正面配置70－100门火炮，在实施突然袭击条件下每公里冲击正面消耗炮弹35000－50000发，法国战场的各次战役表明，在达不到突然性的情况下，以那样多或更多兵力兵器实施的冲击不会成功，因为防御者能及时采取对策。]。进攻布势密度为每个步兵师2－3公里。

　　　　如果对于我们为本次演习预设的上海战场，西北边防军司令部预计日军在虹口北部防线2公里正面上可能投入五个营（大队）的兵力，那么我们该集中多少门火炮在突破地段？”

　　　　随后我尤其介绍了苏联红军的对于坦克在突破中使用的原则，反对把坦克分散配属于步兵，为了更有说服力，我引用了苏军著名指挥员曾经任莫斯科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装备部长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1896－1937)的论述：“

　　　　如果注意到步兵的现代装备是步枪、*、重机枪，那么坦克无论是小型的还是中型的都有装甲防护，即便上述各种步兵武器使用*，也不会被毁伤，因此它们是对付步兵(掩体内)和骑兵的可怕武器。

　　　　与步兵和炮兵相比，坦克是集中强大火力的平台及广泛进行战术和战役机动的工具。

　　　　一个编有300人和30辆坦克的“维克斯”坦克营所拥有的火力强度，相当于30门57毫米或75毫米加农炮和150挺机枪的火力，也就是说，它的火炮等于步兵师整整一个炮兵团的火炮，外加150挺机枪构成的强大火力。如此密集地集中火器的30辆坦克可在一公里正面分三波使用。这种迅速移动的、带火力和机械的大碾子会产生什么结果，是十分清楚的事。”

　　　　为了让他们更清楚参谋局对于抗日战争中坦克使用的研究结果，我引用了参谋局、西北陆军参谋学院、西北边防军摩托机械化管理局联合研究的成果：“根据对日军的研究，在步兵师团防御中，日军在一线8公里正面至少有8个中队，这样每个中队就负责1公里正面。在防御前沿，每公里正面可能配置的主要火器数量如下：轻机枪8挺，重机枪2－3挺，小口径火炮或大口径反坦克机枪1－2门(挺)。这样，要同时压制这些火器，至少需要15辆坦克，计算方法是：每辆坦克对付1件步兵火器，每2－3辆坦克对付1件反坦克火器。按此法计算，每个军(三师制)在8公里正面冲击时，我们要有：15×8＝120辆坦克，或是8个装备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的坦克连，这些坦克不成纵深梯次配置，因为它们应该成一线(一波)冲击。”这里可以插一句话，这个研究成果后来不仅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得到验证，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中也同样成立。“所以，董介生师长可以看到，在苏联红军和西北边防军的最新研究中，我们都有集中使用火炮和坦克的依据。”

　　　　我说完了，许谨生副总参谋长笑了：“看苏联老大哥连每公里火炮坦克密度计算的数据都给你们了，你们服气了？”董介生心悦诚服地点了点头：“我们心服口服，立刻改写方案。”许谨生说：“别急，司令部对你们的意见还没提完呢，下面请负责炮兵、装甲兵的李主任提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