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来自苏联元帅巴格拉米扬的中国战场回忆录《烽火中原》
1937年8月16日夜，李兴中参谋长带领西北野战集团军群前进指挥所部到达南翔，根据南风行动计划预先的勘察和安排，我们把指挥部设在沪西中山大道五十一号桥附近。在南翔站已经有西北野战集团军群的后勤运输局特遣队负责安排卸车，西野这次动用了重炮和坦克部队，有大量车辆，需要专门卸车工具或者平台的。前指这次就带来了几辆ZLS25改装的装甲指挥车ZLZ25，使用了西北运来的卸载平台，很快我们就坐上了指挥车，为了防空，用红布蒙上了大灯后，车子缓缓开动了。我和前进指挥所所长李兴中参谋长、炮兵首席顾问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沃罗夫同志同车，李兴中参谋长曾经在列宁格勒炮兵指挥学院深造，他是西北野战集团军群的炮兵总监和摩托机械化主任，由于他年龄较长，西野上下都很尊重他，我也是，李兴中中将是中国保定军校一期炮科毕业的，1937年时候已经四十七岁了，然而他却像个年轻人一样朝气蓬勃，炮兵出身的他和骑兵出身的我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马。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我们亲近起来。我们可以长时间地谈论马的体态，谈论这些可爱而聪明的动物的奇妙习性。
当时的西野炮兵在师以下还是实行骡马化，尤其是民20型博福斯山炮是采取驮马或者马匹挽拽的形式，西野苦心经营的山丹军马场就是用中国青海的河曲马与苏联顿河马混血培育的，在37年春季大演习结束后，李兴中中将曾经邀请我一起去参观这个军马场。山丹军马场位于张掖祁连山附近，靠近西北野战军的炮兵学校。山丹军马场地势平坦，水草丰茂，夏季绿草如茵，冬季一片金黄，是马匹繁衍、生长的理想场所。早在三千多年前，这里就已养马。李将军和我各自选了一匹骏马，在草原上纵情奔驰，李兴中将军介绍说，这个马场是中国汉代名将霍去病开辟的军马场，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汉阳（大马营）大草滩，直达祁连山西端。击败盘踞在焉支山、大马营草原的匈奴各部，败退的匈奴族凄然回首，发出千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从那时候起，山丹这里世世代代为中国各个王朝的骑兵培养了无数良马。尤其是隋代，隋炀帝大业5年（609年），炀帝杨广西巡张掖、御驾焉支山，会见突厥及西域27国王公使者，亲临大马营草滩，并领昭下令在大马营草滩设牧监，牧养官马。李兴中将军在马场告诉我这些中国历史的时候，我极目远望，白云蓝天之下是祁连雪山，从那里到我脚下，是草原辽阔，无数骏马优游其间，我忽然想到，两千年前那个中国的少年将军和他同样年少的士兵们是不是也站在这里，曾经极目远望，体验这汉民族从未到过的广阔天地，或者在思念远方的长安？这美丽的草原，是否还记得那些痴痴远望的大汉少年们？百年后，如果这片土地有知，它会否记得我这个来自亚美尼亚的异乡人呢？那我也有些想家了，这一刻在异国他乡，普希金的诗忽然进入了我脑海：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在无望的忧愁的的折磨中，
在喧闹的虚幻的困扰中，
我的耳边长久地响着你温柔的声音，
我还在睡梦中见到你可爱的面影。
许多年过去了。狂暴的激情
驱散了往日的梦想，
于是我忘记了你温柔的声音，
还有那天仙似的面影。
在穷乡僻壤，在囚禁的阴暗生活中，
我的岁月就那样静静地消逝，
没有神性，没有灵感，
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
如今灵魂已开始觉醒：
这时在我的面前又重新出现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我的心狂喜地跳跃，
为了它，一切又重新苏醒，
有了神性，有了灵感，
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爱情。
人类的感情是想通的，我身边的李将军这时脱口而出中国的诗歌：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
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现在我已经不是在祁连山畔春风试马了，坐在敞篷的指挥车里，听着沉闷的马达声，我昏昏欲睡，驱散睡意的是远处红红的天空和闷闷的雷声。虽然离开上海前线还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但是火光和炮声还是让我很容易搞清了方向。作为军人，嗅到前线的气息的那一刻，全身都紧绷兴奋了起来。
我是第一次在夏天来到上海，闷热的天气对于来自寒冷苏联的我真有些不适应。好在除了烦人的热气和蚊子，上海的夏夜还是很特别迷人，有无尽的蛙声，青蛙们并没有不习惯红色的天际线和远处闷雷般的炮声，它们在似乎是没有边际的稻田里旁若无人地歌唱。水稻是中国流传几千年的作物，中国东南湿热雨水多，特别适合这种植物，这里的食物也以大米为主，和苏联及中国西北的饮食习惯完全不相同。
不知道车行了多久，终于停车到地方了，军官们纷纷下车，循小河边西行，约三里处走过一座小桥，在竹林中茅屋几所，就是我们的指挥所了。
实际上，我还是错了，茅屋只是容纳了指挥所的一小部分，为了安全，指挥所各部门主要是在茅屋附近几个隐蔽的极好的土窖子里。我的位置，在一个摆满了桌子的大土窖作战处。我担心缺乏经验的读者不清楚作战处在集团军群司令部的使命和地位。我想尽量概括地讲一讲这个问题。
作战处（在高级司令部称作战部）是集中和研究关于我军状况和态势的资料、敌情及整个作战情况的中心。它要根据这些资料准备司令员考虑决心所必需的战役战术计算。司令员定下决心后，由作战处以战斗命令或个别号令形式将决心传达到各兵团，并监督其执行情况。整个这项巨大工作，当然是与司令部其他处及各兵种、勤务首长的司令部和领率机关密切协同完成的。由于作战处的作用特别重要，作战处长经常要兼任副参谋长。1937年8月我顾问的西北野战集团军群淞沪前进指挥所作战处，由十五个军官，即处长的助手和主要助手组成。他们中间很多人还很年轻。抗日战争爆发后，西野飞速发展，组建了很多军、师级的司令部，以致连高级司令部都不得不用昨天的中尉来补充。只有时间加上刻苦学习，才能使他们成为有经验的作战参谋。
指挥所的作战处长是阎尚奎上校，他当时三十三岁，是黄埔一期生中比较年轻的一位，陕西佳县人，曾经在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担任团长、师参谋长、旅长，他投考黄埔军校前就是榆林中学学生，在当时的中国算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因此1929年被选派赴苏联，先是在捷尔任斯基工农红军军事技术学院摩托机械化系学习，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于1935年毕业，回到西北后，在西北陆军参谋学院和长安中山高级步校任教，1936年，他被大师兄许谨生副总参谋长挖到了西北边防军参谋局作战处任工作，这次淞沪作战，许谨生副总参谋长被刘上将留在了长安负责后方司令部工作，那边正在进行西北野战集团军群北上抗日的各项编组训练等准备工作，这事关对日作战大局，许谨生中将虽然满腹牢骚，也不得不答应留守，不过他成功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逼得刘上将承诺他一旦出征北上，就立刻让他去战斗部队带兵。这次南风行动计划是城市攻坚战，刘琨上将命令精通炮兵和摩托化作战理论的李兴中中将作为参谋长带领参谋局的精兵强将们来到了淞沪前线组建前进指挥所，而他本人则带着指挥所的屈经文副参谋长中途在南京下车，参加与层峰（我一直没理解这个中国词啥含义）的军事会议，但是明天早上他就将乘坐后继军列来进行指挥，据说还随车带着两位中央军的将军。
屈经文也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学生，他是西北政界大佬的于右任的女婿。其实，他还有一位苏联夫人，但是由于他曾经被苏联错误地逮捕，已经和他的苏联太太离婚了。这真是个悲伤的爱情故事。
西北野战集团军群的高级参谋军官都被要求学习一到两门外语，大部分要么是选了俄语，要么选了英语。如上所述，从1929年起，西北边防军便派遣了大量军官赴苏联学习从炮兵、摩托机械化到军事运输等各项军事科学，可是刘琨上将本人却是西方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高材生，他的军事教育完全是在苏联接受的，是著名的高级步校的毕业生，布柳赫尔元帅在华的军事助手，但是他的妻子和子女都是美国华侨，他的大舅子是美国著名的华侨金融家，西北开发集团公司在美国很早就设立了分公司和各种基金，吸引了大量美国资本投资西北，刘上将因此获得了美国很多大财团的全力协助，这对于西北的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刘上将的妻族在美国军政财界堪称长袖善舞，西北陆军参谋学院曾经请美国陆军马歇尔将军来教学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美国陆军的影响，有的人称西北边防军有俄国帮和美国帮，而这次的参谋班子都是俄国班，我想这可能与我和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沃罗夫都参与了此次战役有关。我将大力协助作战处的工作，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将协助李兴中将军指挥炮兵。
到达指挥所虽然已经是17日的凌晨了，但是作战处的同志们毫无睡意，在阎尚奎处长指挥下迅速布置完毕后，一群戴着上尉和少校军衔的青年人，正在铺满大幅地形图的桌子跟前忙碌着。一个人在图上标出最近的情况资料，另一个人把集司令员的决心写成文书，第三个人写例行的报告，第四个人在拟制号令，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干自己的事。
阎尚奎上校这才抽出些空来喝口藏在军用水壶里的烈酒，他倒在水壶盖里和我分享了一口，他是个瘦小精干的陕西人，他的眉毛稀疏而短促，眼窝有些深。据说他饮用烈酒的习惯是被苏联同学逼出来的，学习坦克驾驶的时候，经常冬天跑野外，苏联同学们皮糙肉厚，不怕冷，阎上校瘦小得很，裹在大一号的军大衣里，冷风从身体和大衣的空子里乘虚而入，没办法，只好靠伏特加暖身子。回国后作教授备课写教案，经常工作到深夜，又是靠烈酒提神。进了参谋局，更是特别繁忙，经常熬夜，这提神酒更不能少。
尤其是自从7月底开始总动员以来，从这天起，西北边防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便再无宁日了。遗憾的是一昼夜总共只有二十四小时。我们在完成野战军补充编组计划工作、的同时，还要起草六个步兵军和两个机步旅由原驻地向备战地区开进的全部作战文书。措施一个接着一个，真是太多了。作战部的窗口彻夜亮着灯光。阎上校和我都日以继夜地协助许谨生副总参谋长工作这就更需要借助酒神保佑清醒了。没办法，几十万大军的编组和作战准备，需要有条不紊而又刻不容缓（够矛盾吧？）地下达一系列命令：比如给我们的师和军补满员，从国民经济中拨给它们尚未得到的拖拉机、汽车和其他器材；把炮兵团和工兵营从军区靶场送回各师；再比如给军队下达以下命令：每个团的弹药携行储备量都要直接分配到各分队每一挺轻、重机枪，其中半数弹药要压进弹链和弹盘；*保存在仓库，但现在就要分配到各分队；要有半个基数的炮弹和*处于待装填状态，高射炮也照样；各种车辆的油料储备，不得少于两个基数：一个基数装油箱，另一个基数装油桶。最后，最大限度地缩短军队进入战斗准备的期限：步兵和炮兵部队要缩短到两小时，骑兵、摩托化兵和机械牵引炮兵部队要缩短到三小时。
要把和平时期正在进行训练和武器保养的十二个不满编师和数量众多的炮兵部队进行扩充和重新编组，组成齐装满员的十八个步兵师并加强地面炮兵、高射炮兵后组建六个步兵军，从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中抽走数十万劳动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困难的是指挥干部问题。在1929年到1937年间，创建了西北陆军参谋学院、长安中山步兵学校、张掖西北炮兵学校、西北航空学校、酒泉摩托机械化学校等新军校，全部军校的训练期限都由苏联标准的三年改成了两年。与此同时，还组织了为数众多的少尉训练班。所有这些，无疑对战争爆发前指挥人员的缺额有所弥补，但远远不够。我们把1937年的很大希望寄托在各军校5月份毕业的学员身上。但是年轻的中尉们是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才到部队的，他们当然来不及熟悉情况和研究自己的部属。我们得到的一个安慰是，大量预备役指挥员要在宣布动员后立即到我们这里。
最复杂的问题，是军队中各种武器，特别是新式坦克、飞机和火炮的装备。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十分重视这一问题。研制或引进了第一流的军事技术装备样品。出色的“博福斯系列火炮”、“西北鹰75”型飞机，最完美的M25中型坦克和装甲运输车，以及其他多种武器，就是在当时投入成批生产的。这是工人、科学家和工程师最伟大的劳动功勋。可是工业部门仍不能满足军队对技术兵器的需要。我们只好安于许多武器装备不足的现状，而寄希望于以后逐月增加。
而当接到启动南风行动的命令后，我们又增大了很多工作量，现在，终于我们可以专心致志地投入实际的作战指挥中来了。喝完小酒，我们又用冷水擦了把脸，振作了一下精神，布置后续工作。
后面的几天里，向淞沪参战的西野部队将一个梯队紧跟着一个梯队源源不断地通过京沪铁路开到。作战处将成为特殊的调度所，一切有关部队运行和状况的通报都送到这里。开来的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尽管部队长们抱怨中级指挥人员缺额，技术兵器、运输工具和通信工具不足，但是各部队都士气高昂，坚信胜利在握。
对任何一个指挥所来说，主要的问题是通信联络。西野一直很强调战场准备工作，自从制定南风行动计划，确定了前进指挥所开设的几个可能位置后，西北边防军通信主和他的属下做了很多工作。我记得他曾自豪地向刘司令员报告，由新指挥所通过电话、有线电报和无线电，既可同各前线部队，也可同南京、西安直接通话。通信是多路的，因而也是可靠的。但是他立刻遭到了刘琨上将的白眼儿和申斥：“和平时期与战时完全两样。问题在于，我们的通信基本上靠的是租界或华界的永备有线通信线路。这样的线路自然是众所周知的，日本人会雇佣汉奸去对付这些线路。及时排除故障的力量也会不足，因为大多数军、师通信分队，要在宣布动员后才组建；而战争的突然爆发会破坏了这些计划。另外，陆军航空兵可能的作战基地分布在江西、江苏、河南、安徽等地，上海的战役模式是空地联合作战，与陆航的顺畅沟通也是重中之重。”
而现在，当战斗开始后，中央军就惨遭刘琨上将预见的困难：常凯申多次与各集团军通话受阻，他气急败坏地把南京的交通部长大骂一顿，后来还逼着他到前线去解决通信问题，真难为死部长大人了。而西野则因为加强了无线通信器材和通信保障分队的力量，在淞沪会战期间，通信顺畅，全军如臂使指，配合完美，获得了虹口大捷。可惜的是，当时参加淞沪会战的我没有充分总结实战经验，后来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当昨日的基辅特别军区成为西南方面军后，方面军首长不时同军队失去联系。联结方面军指挥所和总部的线路还可凑合，而要同各集团军司令部联络，那就太难了。毫无疑义，在这样的条件下无论是情报部长还是我，都不可能向司令员提供使他满意的情报。那时候我想起了在中国从西野学习到的宝贵经验，可惜已经太晚了。
这是后话了，1937年8月17日，我和阎上校工作到凌晨三点，终于能和衣睡一会儿了，我迅速进入梦乡，甚至恼人的花脚蚊子也叮不醒我。我幸运地睡了三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