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7月7日夜里，我办公室坐下喝酒的五位里面，没有周平。当时周平已经是正师长了，正在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所谓庐山“军官训练团”，是1933年7月～1937年8月常凯申在江西省庐山举办的训练中初级军事干部的组织。庐山军官训练团由是常凯申亲自领导，以陈城（后为王俊）为团长，罗卓英、刘绍先、柳善分任团副，羊杰任总教官，并聘请独意志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该团1933年7月18日正式开学，9月18日结束，先后举办三期，每期半个月左右，共轮训7600余人。以前的两期西北边防军都没有派人参加，这次是陈城打了招呼，说老头子（常凯申）问了，刘越石那边有那么多皇浦生，怎么一个也不来培训班受训？我多少得给点儿面子，就干脆把六个师长都派了去。

　　　　不过就是周平在，这厮也不大喝的，他最多看着老许喝。那天我们坐好了开喝已经是十点多了，窗外憋了一天的雨终于落了下来，电闪雷鸣的，雨下得很急很大，雨点用力地砸在很快积水的路面上，砸出了一个又一个大水泡。室内这四位也连喝带聊，热火朝天。

　　　　陈常捷最兴奋，这次他陪同徐次宸、俞大卫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表团沿着玉童童线（从玉门关到童关的铁路，其中兰州到童关的部分其实是陇海铁路的西北部分，而兰州向西直到玉门关的那部分也被称为陇海铁路延长线。这是西北边防区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十大工程之一）参观了张掖炮兵学校、张掖航校、山丹军马场、酒泉兵工厂等西北边区的战备设施，获得了代表团的一路惊叹和称赞。

　　　　徐次宸其人很值得介绍一下。在真实历史上，就是他代表诸夏国政府，在花旗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接受大日苯帝国向盟军投降，历史*地记录道：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八分，於东京湾上，为花旗合众国，诸夏民国，大英联合王国及红色露西亚联盟，暨与日苯处于交战状态之其他联合诸国利益，接受上项降书。

　　　　联合国最高司令官

　　　　麦克阿瑟

　　　　花旗合众国代表尼米兹

　　　　诸夏民国代表徐次宸

　　　　大英联合王国代表符立则

　　　　红色露西亚联盟代表狄弗扬科

　　　　以下依次为澳，加、佛、荷、纽、各国代表签署。

　　　　九月七日永昌向常凯申主席报告代表受降经过後的几天之内，常公曾两次与他谈到战犯问题。他建议除九一八、七七事变当时及屠杀无辜之首恶实不可恕者外，不必多所株连，深获常公嘉纳。

　　　　盟国在东京湾签字之日苯降书，由华盛顿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寄来，永昌收到後即送商震（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转呈常公。并将其签字所用之钢笔，刻上“诸夏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签字日苯降书之笔”，装入镌有“万邦咸宁”之盒内，於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献之国府，以结束他由战争到和平的使命。

　　　　在我这个时空的1937年7月7日，徐次宸担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关键职务。所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是诸夏民国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御机关，大家老听到三四十年代电影里称呼常凯申为委员长，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机构的委员长。

　　　　和历史上一样，徐次宸是辞去了晋省省主席的职务后，投奔老常担任这个职务的。徐次宸生于1887年，比我大十岁，他是诸夏国陆军界一个传奇，他的故事非常励志。他是晋省人，幼年贫苦，他十四岁又遇到庚子拳乱，有老者可怜他，把他收入大清武卫左军做杂役。就是这么个苦人儿，居然在当杂役后十年内，发奋学习，民国五年从北洋政府的最高军事学府：中央陆军大学毕业。老徐和我是民国24年发生交集的，我当时带领皇浦军校工作队去北方国民二军准备建立西北革命军，而老徐当时是国民三军的台柱子，他们国民三军进军长安，我们曾经有过一番合作，为后来我统一西北作了很多准备工作。后来国民二军被镇嵩军在函谷关一带阻击，彻底溃散，当时我和邓宝珊等在五原建军，很多国民二军的官兵逃到了晋省，我们想把他们收拢到五原来，可是晋省是阎百川的地盘，老邓就是托老徐跟老阎求情，让我们派了办事组去晋省招揽队伍，这才把很多国民二军失散的官兵送到了五原。可以说，徐次宸对于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的建立，是有功的。后来国民军南口大败，徐次宸自己也投了晋省，他为人宽厚，军事素养高，能文能武，阎百川从此倚为干城，他也确实给阎很大回报。中原大战后，阎百川被迫下野，徐次宸反而主政晋省，但是他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多方斡旋，总算说通了常凯申让阎百川回到晋省，老徐把晋省军政完璧归赵。

　　　　正是由于老徐有这种优良品质，常凯申对他印象也很好，1936年底，老徐和老阎闹了些意见，就辞了晋省省主席的位子，去了石城，老常在37年初，请老徐接了病重的朱培徳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长的职位，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老徐一向温和，与阎百川没有翻脸，而是成为了阎百川和常凯申的沟通渠道，常凯申也利用老徐与阎百川和我的多年关系，这次在对日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常凯申想整顿兵工，就派徐次宸带领兵工署的一帮子人先到太原，考察了太原兵工厂，然后再和太原兵工厂的人汇合，一起来西北考察酒泉兵工厂。

　　　　与徐共同来访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卫，他生于1897年，比陈寅恪小7岁，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是表兄弟，陈的母亲是俞的姑妈，唯一的嫡亲姑妈俞明诗,嫁给戊戌维新时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有子衡恪、隆恪、寅恪、方恪。俞明颐之子俞大维,又娶了陈三立的女儿陈新午,俞大卫在国外很多年，先在花旗国哈佛大学，后来又在独意志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7年。这期间，年轻一些的俞大卫把持不住，抵挡不了西方的美*惑，与一位独意志国小姐相恋，珠胎暗结，弄得不堪收拾。最后是陈寅恪帮着出主意，将私生子交给自己妹妹陈新午抚养。未婚的陈新午是俞大卫表姐，后来成了白头偕老的妻子。

　　　　俞大卫算是我的校友。他的本行不是理科，是文科，这让我很意外。出国前，古文庭训家学，学过独意志文，学过英文，学过逻辑学。19岁考入交通大学，学了半年电机，因肺病休学，跟着表哥曾昭权学习微积分，这位表哥是花旗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学了不久，又考进春申市圣约翰大学，直升三年级，学习哲学，我当时也在圣约翰大学，只不过我和他不是同一个系的，当时没有太多交往。

　　　　俞大卫的本行，竟是很深奥的哲学，那年头，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哲学为何物。

　　　　俞大卫在哈佛攻读的还是哲学，他又一次表现出聪明人的特质，十二门功课全优，到哈佛两个月，已尽通数理逻辑学，吴宓眼里的“当时哲学最新颖而为时趋之部门”，在俞大卫手上完全小菜一碟。只花了三年时间，他便拿到了博士学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成就，当时哈佛的哲学处于黄金时期，学界的地位非常高。

　　　　这以后因为成绩优秀，俞大卫拿到了哈佛的奖学金，又去柏林大学深造。他继续学习哲学，学习数学，学习梵文，学习物理，还旁听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家伦对他十分佩服，用“天才横溢，触手成春”来形容，意思是说，像俞大卫这么绝顶聪明的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俞大卫当年的志向是想当个通才，西方显然并不缺乏这样的大师，譬如达芬奇，譬如莱布尼茨，譬如罗素，既通文，又通理，哲学、历史、数学、物理，无所不能，没有一样不精。在独意志国期间，俞大卫还研究过音乐，学制乐谱，存心要让别人惊叹他的不可思议。

　　　　不过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俞大卫身逢乱世，在一个战乱不断的年代，他的发展注定要受到种种限制。为了报效祖国，他成了一名弹道专家，成为国民政府制造兵器方面的领军人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苯侵略诸夏的野心暴露无遗，诸夏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整军备战，这样装备生产和采购就成了急中之急。诸夏国从十八世纪起，抱残守缺，错过了科技和工业的革命，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常凯申的所谓国民政府掌权后，对民族工业和科技研发根本没有给以扶持和重视，工业基础很差，兵工厂产量少得可怜，靠自己生产满足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抗日军队无异于痴人说梦。被日苯人在东北、夏北（也称华北）、春申打得鸡飞狗跳的中央军只好寻求外购武器装备，当时的独意志国就成了诸夏国的重要武器来源，作为在独国留学的博士，俞大卫参与了几宗重要的军购案，他清廉正直，业务精通，善于斡旋，出色完成了任务，得到常凯申的青睐，于1933年担任了兵工署署长兼任兵器教官，是陆军中将。大家都知道，夏民党军队中，最高军衔也只是上将。

　　　　这一次石城国民政府派这二位军事委员会的大员率代表团来访，目的是了解西北的兵工实力，确定中央军下一期采购目标。为什么说是下一期采购目标？因为中央已经在今年年初紧急采购了一批西北制造的重型*炮和山炮了，部队装备后好评如潮，军事委员会乃再派大员，准备追加更多采购。在这个采购案中，俞大卫起到了很大作用。

　　　　原来是这样：西北兵工厂对外叫西北机械公司，是由西北开发总公司投资的，厂址在酒泉市附近。兵工厂的炮厂对外称西北第一机械厂，这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开始谈判引进全套的独意志克虏伯公司设备，1932年设备到货安装，32年下半年正式生产75毫米山炮，1933年正式量产150毫米*炮。炮厂生产的*炮和山炮也都是由克虏伯的协作工厂斯威泽兰王国的博福斯炮厂做的设计原型，由酒泉兵工厂提出特殊需求修改后，1932年出的样炮。西北边防军制式武器中，75毫米山炮的原型是博福斯75毫米山炮，150毫米*炮的原型是博福斯1931型150毫米*炮。当然了，西北军工的一切情况都是军事机密，当时向博福斯采购的炮厂机械设备都是以机器加工设备的名义购入的，而山炮与*炮的知识产权及技术转移也是绝密。一直到1937初，西北边防军的装备和编制即使对于石城中央政府也是严格保密的，这没什么奇怪，在我原来银河系地球的那个时空里，阎锡山的晋军也是不让中央军得到他们编制装备的哪怕一点点消息，直到1947年，晋军还把一个泄露部队编制给南京政府的军官给毙了，罪名嘛当然是很幽默的通共。

　　　　而博福斯的山炮其实后来也被常凯申看中了，也想拿来博福斯山炮做他炮队的万能主力火炮。他从来是奉行造不如买，就在我们自己开始量产的时候买了一百三十二门原厂货，问题是原厂货有些设计不符合诸夏国的实际情况，不好用，常凯申又好面子，就悄不言声地把博福斯山炮废了。

　　　　而西北边防军则静悄悄地以修改过的博福斯1930型山炮（民20山炮）为师属炮兵主力,而且在训练和使用中取得了好评如潮。虽然西北严格实行保密制度，但是石城兵工署的俞大卫还是通过某些渠道得知了西北边防军的制式山炮就是博福斯山炮，他就很眼红，很想搞清楚为何被中央军炮兵百般诟病的博福斯山炮却在西北大行其道，因为他也是以采购博福斯山炮起家而获得常凯申青睐的，他的声誉可是与博福斯山炮息息相关。

　　　　可是由于西北边防军一直对民20山炮技术细节保密，俞大卫百思不得其解。终于1936年末，在福州事变（我这个时空的西安事变）时候，西北边防军精锐陆军师进京救驾，俞大卫派专家掺和在中央军将领里，跑到我们的炮兵那里偷师学艺，这才知道酒泉炮厂把博福斯山炮原版不合理的很多地方改过了，效果非常好。于是一等危机解决，他就撺掇了中央军一些炮兵将领，吵吵着要常凯申拨款，向酒泉炮厂为中央军买民20山炮。常凯申呢，正为了中央炮兵的主战装备悬而未决而发愁，就干脆派俞大卫组团来西北考察下单。

　　　　西北自从1926年起，一直奉行广积粮搞工业不打仗的政策，虽然全民全军都进行了抗日就亡、保家卫国的核心价值教育，但是各项抗日战争准备工作都是低调进行的，这是为了不让日苯军方对西北产生警惕，1937年前，西北边防区政府的对外（区外包括其他军阀和世界各国）政策可以总结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我很清楚石城国民政府那边鱼龙混杂，日苯的走狗间谍众多，只要是涉及能源、军工等方面的敏感信息，都是根据保密法规，对石城严格保密的。但是张杨兵变之事后，常凯申迅速转向了对日强硬路线，诸夏与日苯的战争一触即发，面对新的形势，西北军政公署决定改弦更张，公开表明支持抗日的态度，并开始与石城中央政府全面展开抗战的准备工作合作。于是我下令为国民政府的兵工考察提供各方面协助。

　　　　1937年1月国民政府第一期西北兵工考察采购团在俞大卫童鞋带领下来到了酒泉，他们看到了琳琅满目的装备，最吸引他们眼球的是民21型博福斯150毫米*炮（原版为M1931）。这种火炮各种参数比日苯人当时吹嘘的九六式*炮毫无逊色，这里抄录如下：

　　　　博福斯150毫米*炮

　　　　Bofors150mmModel1931

　　　　口径：150mm

　　　　初速：580m/s

　　　　炮弹重：42kg

　　　　重量：5.6吨

　　　　水平射界：45°

　　　　高低射界：-5°to+45°

　　　　炮管长：3.6米24倍口径

　　　　最大射程：14.6千米

　　　　俞大卫从介绍得知，西北第一机械厂从1933年开始量产此炮，年产72门（20小时换班生产），他眼睛珠子都快掉出来了，150毫米*炮堪称1930年代兵工行业王冠上的明珠，制造难度之大非同一般，事实上，在银河系地球的历史上，直到二十一世纪，能自制这种重型*炮的国家不到十个。当听到西北对中央的重*炮报价每门六万六千大洋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因为他刚经手的采购独意志150毫米*炮案，一个24门炮的炮团连车辆等采购下来是2000万法币（600万美元）！如果按照西北的报价，同样的一个团连车辆采购下来，才350万大洋！俞同学捡到了便宜货，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除了决定买60门民20博福斯75毫米山炮，还请示了常凯申决定再增购48门民21*炮。民21*炮就是博福斯150毫米*炮M1931。每门炮附带一千发炮弹，山炮每门附带采购驮马20匹，原厂驮具挽具各一套；*炮采购牵引车等摩托化车辆共400辆；这个采购当时轰动东亚的，总价1000万大洋。由于酒泉兵工厂有现货储备，很快就在37年3月交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