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田铁山和石原莞尔是非常互补的一对儿。永田铁山得到裕仁信赖，是为裕仁从长洲藩阀手中夺回陆军控制权的大功臣。永田铁山一向认为：要树立国家总动员体制，单靠军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要得到议会、政府、新闻界、甚至劳工界的协调、鼓吹、合作，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对于交际应酬烟酒女色一概不辞，在军人以外的社会各界人士中，譬如近卫文磨、木户幸一、原田熊雄、平沼骐一郎、伊泽多喜男、石渡庄太郎、池田成彬等贵族重臣政客官僚财阀都和他有来往。当时了解政情的日本人也都知道：永田铁山是左右国家命运的要人，是权威集团（陆军）中的权威者。在陆军内部，永田长期把持人事权，把统制派的同僚和党羽遍布全军。而石原莞尔在军事上的天才无人能比，他的战略眼光在日苯这个盛产鼠目寸光领导人物的国度更是五百年头一份，但是天才永远是孤独的，虽然九一八事变后石原莞尔从边缘人一跃成为国民偶像，然而这没有改变他一向的孤傲和孤立。只有和永田铁山这样上有靠山，广交军政大佬，下有党羽拥戴的人搭档，石原莞尔那套复杂不为人理解的战略才可能实施。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石原莞尔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那天，永田铁山少将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在办公室用刀砍死。杀死了统制派大哥永田铁山后，皇道派军人们又发起了“2.26事件”，石原莞尔与统制派在天皇支持下镇压了这次兵变统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虽然不是统制派，但是在事变中表现不错，立场坚定的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1937年3月晋升为少将，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1937年1月广田内阁垮台，天皇让陆军元老宇垣一成大将组阁，就是说“大命”降下来了。可是石原等所谓“军内革新派”就是看这个元老不顺眼，1925年宇垣在加藤高明内阁当陆军大臣时曾经主持过一次“宇垣军缩”，裁过一次军，一下子裁掉了四个师团十六个联队。你说如果宇垣要是当了总理，石原那个倒霉的五年计划还能指望？所以石原拼了命也不能让宇垣一成出任总理。
天皇都已经下了“大命”了，石原莞尔还有能耐让天皇收回成命？能，他只要逼得宇垣向天皇请辞就行了。日苯有一条“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规定，就是规定陆军海军两大臣必须有现役军人担任。这条规定是这些军国主义分子的老祖师爷山县有朋在1900年规定下来的，后来1913年的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算是把“现役”两个字去掉了，就是说虽然实际上出任这两个大臣职位的全是现役军人，但在理论上预备役军人也是可以担任的，所以刚刚下台的广田内阁又把“现役”这两个字给加上去了。
这两个字就那么重要？回答是很重要，有了一个现役的限定，只要军部愿意，随时可以让内阁垮台，或是组阁流产，方法就是不出人当大臣，要知道日苯当时是统帅权独立，军人就只听他的上官，政府管他不着。1911年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就是由于陆军大臣上原勇作中将的突然辞职而垮台的。这次石原莞尔串通了寺内寿一、杉山元和小矶国昭三位陆军大将，向宇垣一成通告陆军将不派人参加内阁。宇垣一成只好乖乖地去向天皇辞组阁的差事，什么天皇陛下，看起来不如石原大佐阁下。
宇垣组阁失败，由那个原来有点倾向于皇道派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来组阁。石原莞尔本身没有派别，皇道派统制派什么的对他意义不大，再加上满洲事变时如果没有“越境将军”林铣十郎的全力支持，石原莞尔是不是有那个勇气赌一博也只有石原本人才知道，所以石原没反对林铣十郎出来组阁。当然林铣十郎也不是傻瓜，他知道什么人有实力。在选定内阁人员选定时林铣十郎大将很谦虚认真地去征求了石原莞尔大佐的意见。石原的方案是让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当陆军大臣，结果是由于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不能容忍陆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陆相（梅津当时是陆军部次官）而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石原莞尔不仅仅插手政府组阁安排，还狗拿耗子，去插手宏观经济了。事情是这样的，红色露西亚当时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钢铁产量在1929年已经恢复到了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37年预计能够达到年产1772万吨的水平，是沙皇时代的三倍半。而日苯的钢铁产量在9.18事变的1931年是166万吨，在石原进入参谋本部的1935年是年产444万吨，只是苏联的四分之一。按照石原的计算，露日军队实力的对比是步兵为10：3，空军是10：2.3，因此如何对付红色露西亚是石原的首要问题。石原是日苯陆军里目光全面的人，他不仅仅关注一般性的战术问题，而是把目光放到了国力比较的水平，这就惨了，他研究的结论是日苯根本没有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独立国家，换句话说，就是根本没法支持一场战争。就说军工装备制造的基础材料钢材吧，日苯的钢产量不仅仅少，更要命的是日苯主要采取进口废钢重新熔炼的方法，而且废钢主要来自陆海军的假想敌之一：花旗国！至于燃油、橡胶这些更别提了，也都靠从米英鬼畜进口，既然如此，还怎么能妄想跟米英交手呢？
为了让日苯能自给自足，多少打场像样的仗，石原找来了在满洲时认识的宫崎正义搞了个有点像思想库样的机关叫做“日满财政问题研究会”，也被人称作宫崎机关，搞了个“重要产业五年计划”。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是一个包括工矿、农牧、交通和移民等门类齐全的综合性的计划，投资额最初定为25亿日元，后增加到28亿日元。其中工矿业是计划的主体，占投资总额的55%，工矿业中又以突出发展煤、铁、液体燃料等重要基础工业和兵器、车辆等有关军备的机械工业为主。计划拟定在五年期间各种重要工矿产品的生产能力，分别扩大两倍到十几倍，有的产品将实现零的突破。比如，煤炭预计扩大2倍多，钢铁约为3倍，稀有金属约为5～10倍，汽车、飞机、机车及车辆等突破零的生产能力，达到一定规模。农牧产品方面的重点是尽量增产大米、小麦、棉、麻等与军需工业有关的农业资源，以及马、羊等畜牧业的增产和改良。交通通讯业在原有计划基础上，也要进行相当规模的扩建和新建，为其他工业的发展奠定相应的基础。移民事业也要有较大的发展。铁一样的数字告诉石原莞尔，只有当这个五年计划切实完成了后，日苯才有打一场对强国战争的能力，也就是说，好的话1942年才能怼英米。其实这个产业计划的研究过程也是石原莞尔自己一个学习的过程，他通过参与制定这个产业计划，真正对日苯的战争潜力和能力有了更好的了解，也正是这个计划，让石原莞尔认识到，继续扩大侵华战争是得不偿失，还是用钢铁生产做例子，当时诸夏国已经发现的大铁矿基本都在满洲，就是不在满洲的，比如汉冶萍的铁矿，也已经被日资企业收购。而诸夏国80%以上的煤炭业也是日资的，现在就算满洲的煤铁资源日苯也得用十年时间才能开发利用，又何必去关内再打仗呢？
石原是所谓“行动派”，一当上作战部长以后甚至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新成立了一个“战争指导课”，把原来总务部所管的仅限于对具体战案所行使的动员和编制机能扩充到对未来战争的动员和编制规划，使之具备了货真价实的“战争指导”机能。这样的改组以后，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石原部长成为了实际上的参谋次长（当时的参谋总长是皇族闲宫院载仁亲王，只是挂名，实际行使权力的是参谋次长）。石原又重新主持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帝国国防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日苯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露米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露米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红色露西亚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红色露西亚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红色露西亚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应该说，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那个《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红色露西亚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红色露西亚谈判，不与其交恶。起码从现实的工业生产和军事兵器实力来说，立即和红色露西亚交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石原看来，红色露西亚南下的路线有三条，分别是满洲、内蒙和新疆。但是因为地理的因素，红色露西亚人肯定会放弃后两条而选择满洲，所以要北极熊打消南下的念头，首先就要经营好满洲国。
对花旗国则是“努力与花旗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苯和满洲都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玩艺全在花旗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花旗国人翻脸。只要不和英米翻脸，石原认为英米会默认“满洲国”的存在，因为有一个日苯人控制的满洲，正好为英米消除了共产主义南下的忧虑。
对诸夏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也就是说：挑动诸夏国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露西亚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花旗国进行“最终战争”。
可是七七事变发生后，石原莞尔的一切计划都被打乱了。日苯陆军内部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共识：诸夏国不堪一击，历次对华作战，日苯陆军都根本没啥值得一提的伤亡，就以最近的热河作战（华夏方称为长城抗战）为例，日军总共伤亡392人，全取热河，把中央军赶出了平津冀省，日苯陆军的中下层军官无不指望着打诸夏国来刷战绩，升官发财；陆军上层则指望着打诸夏国多抢地方多争取一些预算，听说那边出事儿了，大家高兴还来不及，最典型的是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时，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抱怨：“让人头痛的麻烦事还是发生了。”立在一旁的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却冷笑着说：“是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石原莞尔是功成名就的陆军掌舵人，他无需考虑挑起一场新的对华战争来让自己升官发财，正相反，作为一个从全局来思考的陆军高层领导人，他不能容忍贪图小利而乱大谋。1937年7月8日下午6点42分，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九一八事变”主谋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授意发布了参谋本部第400号临时命令，要求驻扎华北的日军“为避免事态扩大，应避免主动行使武力”。作为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对事态处理握有实际上的决定权。在他看来，日本理应集中力量巩固在伪“满洲国”的势力，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威胁，不应再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此外，石原认为中日开战还会影响“东方王道（日苯）与西方霸道（米国）间的世界最终战争之准备”。
1937年7月21日下午，石原莞尔突然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停下了踱步，他那把祖传的军刀太长了，刀柄碰到了墙壁，咚的一声，把安坐在沙发上的部下第一部第二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吓了一跳。七月的东京也宜风雨也宜晴，参谋本部门口就是皇宫的护城河河湾，沿着河岸种的都是樱花，开放时节色彩鲜艳，风景如画。一条有轨电车道也在这里弯道转向，在这条线路上跑的都是属于東京都交通局5000形電車，1930年(昭和5年)投入使用。昭和5年编号5001－5012的12辆，车身下半部漆成绿色，上半部是黄色，而顶部是灰色，多变的颜色从侧面看与路边的树荫和灌木融为一体，而从楼上看，又与路面颜色类似。石原莞尔望着窗外驶过的电车，突然问道：“听说第二部（情报部）的永津说过，只要日本的大部队乘坐运输船队出现在塘沽湾，不需要登陆，津门和燕都就会认输。和知鹰二也悄悄从津门跑了回来，去陆军省见了大臣，他说，如果给予北上的中央直系军强力一击，常凯申也会举手投降。”河边虎四郎反应过来，这是在说第二部支那（中国）课长永津在七月八日发表的奇谈怪论，这种见解一般被称为“对支一击论”。石原作战部部长认为就算做出让步，也要通过交涉谋求事件的早期解决，对向当地派兵极为慎重。与此相对，永津支那课课长在对当地交涉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同时，对出兵却非常积极。据说永津认为如果给二十九军以强力一击并驱逐之，就像之前关东军从热河越过长城线那样，兵力能迅速撤回。以参谋本部支那课为首，支那通大多是出兵论者。其实对支一击论真是陆军上下的主流，陆军大臣杉山元就认为真打起来最多三个月而已。
河边虎四郎大佐的哥哥现在正是诸夏国驻屯军旅团长河边正三，就在暴风眼的平津与诸夏国军队对峙。石原莞尔提到的和知鹰二也正是河边正三的间接属下。河边虎四郎相貌和他的名字倒是一样，虎头虎脑的，浓眉大眼，高鼻大嘴，是个貌似憨厚然而极其聪明另类的人，另类在外貌上的表现就是没有留成为了那个时代日苯军官标准配置的卫生胡子。他知道自己这位顶头上司正在为了如何制止陆军走向对华全面开战而孤军奋战，河边虎四郎本人就是和石原莞尔一样反对扩大事态派，只不过他不像石原莞尔那么孤傲，把一切不同意见者看成狗屎，河边的群众关系正经是不错的，他止不住要为自己同僚说几句话：“听到卢沟桥事件的报告后，据说永津支那课课长当时的直觉就是，可能是二十九军的下层官兵失控了。他和课员商议的情势判断如下：如果不给作为事件根源的二十九军以强力一击并将其驱逐至黄河以南，“满洲国”的防卫和华北的安定均无可能，如果此刻日本让步后退，反而会使二十九军更加自大妄为，诱发今后各地的冲突事件。类似永津课长的支那通对中国的军事力量普遍抱有不足挂齿的印象，但也并非全部如此。比如，矶谷兼介曾在支那事变发生大概一年前的演讲中，提醒大家注意国民政府军正在充实以的军用飞机为首的武器装备（《在支杂感》）。前驻南京武官、在陆军省新闻班工作的雨宫巽也曾在《陆军画报》的附录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军备近代化的状况。永津也注意到了蒋介石沿黄河构筑了坚固的防卫线。他提出把二十九军赶至黄河以南后就应该迅速撤兵，正是为了避免在防卫线遭遇常凯申直系的中央军。这样看来，似乎支那通也不是完全轻视中国的军事力量。可以认为他们对军阀军的军事力量大概是轻视的，但是对中央军的实力绝对不能轻视这一点，他们似乎还是十分明白的。至于和知鹰二嘛只不过代表了下层意见，您知道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石原莞尔终于停止了欣赏街景，他转过头了看着河边虎四郎，脸上带着嘲讽的微笑：“支那通们也认为中央军的实力决不能轻视？如果开战的话我们只需要担心支那的中央军？河边君，你虽然和我一起努力压制事件的扩大，恐怕你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吧？”河边对这位上司是很了解的，知道他不好糊弄，与其被他看破，倒不如把真实想法摊給他，他老老实实地说：“皇军对诸夏国军队的自信不是空中楼阁，是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打出来的。就说热河作战中喜峰口支那二十九军3月12日凌晨的夜袭战吧，这被支那吹嘘为大刀队偷袭成功，被支那报纸广为传播，其实此战是皇军全胜。3月12日凌晨0200，用兵3000名从潘家口出发，涉冰渡过滦河来到长城北侧，先夜袭了位置于营房村的我乘马讨伐队，后袭击了三家子的我山炮兵中队宿营地。两队克服连日作战的疲劳，有数十倍与我之敌奋斗善战，打退敌数次突击。不仅步兵，连没有格斗训练的炮兵，也以局部白刃格斗为手段进行反击，我军直接参加作战的只是乘马讨伐队的110名，工兵中队的58名，山炮兵中队的63名，步兵炮小队的22名，第26联队重火器队（约两小队）的30名及松野尾预备队的约50名（一小队步兵，一小队机枪），27联队重机枪小队20名共约353名。结果是我军合计死17，伤46名，天明后，敌遗弃尸体730具退去。事实证明我军对支那军可以以一当十，交换比也是一比十。既然如此，属下以为万不得已皇军向当地派遣三到四个师团，予敌一击，旋即敛戈收兵。只要派遣大军攻击一下作为恐吓，诸夏国马上会投降。即可防止事态扩大。”
石原莞尔脸上的笑意更浓了：“杉山元陆军大臣阁下和你想法一样，他奏对天皇陛下说对支那作战只需要三个月，当然大臣阁下不会傻到认为三个月就能灭亡支那，他是认为皇军优势太大，以一当十，至少三个月可以逼和支那没有问题。”石原莞尔笑意浓到了忍不住格格发声：“如果对华战争还是一场类似一二八事变的局部速决战，你们无疑是对的，可是，河边君，你懂不懂，你们的错误在于你们只懂得陆军大学交给你们的战役学，可惜任何大学里没有战争学这门科目。你们只懂得分析我军一个师和诸夏国军队十个师的战力对比，你们不懂得分析日苯国与诸夏国两个国家之间的战力对比。你们最大的错误不是对诸夏国抗战能力的轻视，而是对其抗战意志的轻视。即，你们的致命错误是做出了只要日苯以出兵的方式表现出强硬的意志，不仅冀察政权，石城的国民政府也会立即接受日苯的要求这样的判断。”
石原莞尔大大咧咧地坐到了办公椅上：“更何况，支那现在已经有了一支战力不下于皇军的精锐野战军：刘越石的西北边防军。”河边虎四郎一听到石原莞尔谈起刘越石的西北边防军就不禁皱起了眉头，石原莞尔对西北边防军的提防已经成为他的病态标签，这话在日苯陆军中央部是个禁区，石原莞尔为了抓紧对西北边防区的情报工作，侵犯了参谋本部二部的权限，私自委托陆士同学仪我诚也向西北边区派遣谍报人员，被揭发了出来，弄得一部和二部差点儿决斗。一向敬佩上司的河边认为这种冲突其实是由于石原莞尔的思想太超前的结果。1932年1月当日苯举国为了九一八事变能独占满洲而欣喜若狂时，石原莞尔却对应关东军邀请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满洲是日苯的生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只不过是个脚手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这些年，石原莞尔一直怀疑西北边防区已经开发出了大油田，他千方百计搜集有关数据，可是西北边区极力保密，反间谍工作十分出格地成功。而且日苯情报机构因循守旧，也不会为了石原莞尔一个人的直觉去大动干戈，迫不得已，石原莞尔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结果日苯情报机构对付西北边区不行，对付内部跨界玩家倒是有一手，揭发了石原莞尔的越权行为，差点儿惹下大祸。
石原莞尔没关心河边的想法，他继续说道：“今年内能动员最多三十个师团，可是受到对露西亚作战准备的牵制，只能投入十一个师团到诸夏国关内市场，一旦全面开战，诸夏国可以动员近二百个师的军队，独立旅还没有计算进去，就算皇军可以以一当十，这十一个师团要取胜也是不够的，那么战争必然会延长成为持久战，这就是个大陷阱，皇军就会像拿破仑在西班牙战争中一样，陷入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