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能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哪怕是不管对错，对于孟海公这种级别来说，都是听着很有道理的。

　　但是说着说着，从农说到吏，再从吏说到官僚说到制度，就有点不对味了。

　　从曾国藩的角度来说，要求的是自上而下的改变。官方态度重视，中层官吏清明，然后才能让下层农民富裕起来。

　　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是曾国藩作为能臣站在国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从本质上来说，以制度自上而下的去推进，本身是没毛病的。

　　但是有一点却是自古以来永恒不变的真理，那就是制度都是正确的，落到腐朽的人手里那就腐朽了。

　　甚至不用说腐朽，纯粹是法制之外的人情就足以让制度的初衷发生很大的转变。

　　按照曾国藩的理念就是，上层英明，吏治清明，下层农民的地位重要性自然就表现出来了。

　　说夸张一点，当初孔子还说大家都是道德圆满的圣人，那天下都太平了呢！然后这种思想整出来有啥意思？

　　你曾国藩是厉害，你还大公无私，你大佬还以身作则，一心为了国家强盛。

　　但是！关我啥事？

　　虽然天下官吏不可能都是那种损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但是恐怕有些时候还要更甚之，反过来盘剥百姓的不在少数。

　　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少不了的。

　　可以说无论是孔子的理想国度，还是孟海公所知道的，所谓杀贪官杀的最狠的朱元璋，都不是在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矛盾的方式。

　　孔子的理想境界不说，压根就不可能彻底做到的事情，你还不如直接说共产按需分配算了。

　　至于说刑法，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对贪污官员的打击力度来看，朱元璋绝对是最狠的，对贪污官员采取剥皮抽筋等极刑，而且在位期间杀了15万贪官，但是，效果微乎其微，贪官们仍前赴后继的进行贪污，反而越杀越多！

　　明朝的贪污不断的另一个理由是官员的俸禄过低，当时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一千元左右。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所以即使杀人无数，明朝一朝始终在贪污的笼罩之下。

　　这个就比较过分了，毕竟在封建社会谈什么公仆没意义，归根到底还是要他们去做事，总归要先把他们养活了才有后面的事情。

　　所以只能说是多方面相互配合最好。道德培养当然需要，不管怎么说，积极向上的思想道德培养总比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类的要靠谱。如果说这种功利的思想成为主流，那很多事情就彻底完了。

　　而生活保障却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以隋朝旧制来说，还没有朱元璋那么夸张的套路，生活费什么的还是很多的，这一点曾国藩也不准备反对，不养活自己还谈道德的并不一定就更有用，很多时候对百姓来说吃饭比道德重要，如果官员是那种清谈道德的大佬，反而会坏事。

　　在然后，警戒线也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朱元璋那种酷刑加上各种密探机构都搞不定的事情，什么样的警戒线才有用？

　　一般来说，谈到这个问题，就会拿雍正来和朱元璋做对比。

　　雍正皇帝，未登上皇位之前就被人称作是冷面王，登基之后更是大刀阔斧改革，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将官员的薪酬俸禄一减再减，虽然引来了无数的骂名，但是却充实了国库，将大清王朝从败亡线上拉了回来。

　　雍正在位时诛杀贪官不计其数，在追查贪官时，就是死也不放过他，让他的子孙做穷人。雍正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万万不行。

　　雍正的招数相比朱元璋印痕的多了，相比朱元璋狠辣的诛杀，雍正的招数更是诛心之举，雍正打击贪官的办法分三步：

　　1、首先罢官，然后再索赔，这样就堵死了贪官继续鱼肉百姓的可能。

　　2、索赔，所贪欠金额一经查实，无论地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必须全额如数赔偿。如果部门亏空，所在部门主管官员要负相应的经济责任。

　　3、抄家，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一方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就是赃官死了，也要向他们的子孙们追赔。

　　而且后来还发明了让官员围观行刑的观斩，血淋淋的场面对在场官员起到的震慑作用不言而喻，所以雍正一朝，在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后来从雍正反腐倡廉开始后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理腐败的肯定。

　　真要说起来，孟海公攻破城池之后实行的做法也是如此，当然孟海公针对全体官僚审核的不仅仅是贪污问题，在其位不谋其政，损公肥私之类的也在其中。

　　而且还有充丁入伍作为赔偿的手段，杀伐起来没有那么凶，说起来这两位比孟海公是狠多了。

　　但是，反过来说，自上而下从来不是从本质上解决吏治问题的办法。

　　孟海公多少有点觉得，这个事情还需要自下而上的贯穿配合。

　　比如开民智，开言路，提高生产效益等等各种手段直接提高农民的地位，进而倒逼官僚群体奉公执守。

　　古代虽然也有所谓告御状，景阳钟之类的东西，但是说白了都是装饰意义大过实际意义。真当京兆府是包大人的开封府啊？还是康熙微服私访记看多了？哪有那种事情？

　　相对来说，现代舆论倒逼政治的案例倒是可以作为参考。就孟海公来说，就看到过一些小说里面安排各种清谈之士到处探访民情的说法。但是这还不够，百姓自身也需要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能力，才能起到制衡官僚的作用。

　　当然，这就是很遥远的事情了，甚至连曾国藩都不能保证能做到孟海公所想的情况，只能先走上层吏治的路线。

　　不管怎么说，这方面还是先让曾国藩配合着上官婉儿去做，等这次出征以后看看能不能召唤更多人一起1共同推进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