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一战风波第一七七章悲催的中国

　　袁世凯之所以这么快的改变主意，同意与日本人再谈判，甚至不惜答应一些“卖国”条款，虽然与日本方面出兵行动有关，但更多的是被孙大炮和日本人的一些秘密协定气到了。就在十月三日，袁世凯接到秘密情报，在南方的孙大炮等革命党人，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该协议是孙大炮以写信的形式向日本方面提出的。

　　在日本方面对中国政府提出之后，原革命党、包括很多国民党的重要人士纷纷提出放弃与袁世凯政府作对的做法，提出“一致御侮”的主张。熊克武、程潜……等十一人，联合发表公电，提出“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之说；而在美洲的林森、谢英伯、钟荣光等亦联合致电孙大炮，请示“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等要求。而在九月二十五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也联名发出通电，总结民国建立以来的政治经验，鲜明地提出“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反对’假借外力‘的做法”。

　　可惜的是，面对党内众人的意见，孙文等人对此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另外一种主张。早在今年四月，奉天城事件发生之后，孙大炮、陈其美就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和山田纯三郎见面，代表中国同日本订立了一份所谓。满铁株式会社是什么性质的存在相信孙大炮心知肚明，它不是一般的企业，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支柱，是日本侵华的桥头堡。但就是这么一个企业，孙大炮竟然与其订立条约。在这份草拟的里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而在经济领域，从事关经济命脉的金融到矿山和铁路、航运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而后就在十月三日，营口事件发生的第三天，孙大炮再次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信，寻求日本政府的对他的“提携”。在信中，孙大炮写到：“不肖等经常确信，东亚之安全与福利全赖于日本之提携。因此，日中应‘有巩固之同盟’，所以提出这个”。同时他还写到：“昔日，贵国政府曾向敝国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对其详细内容，固然无法窥知，但其主要内容必定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目标。与敝人倡导之主张一致，不胜欣喜”。

　　历史挺会捉弄人，作为代表中国政府的袁世凯，正在庆幸力争幸免的条款，却被孙大炮主动送给日本人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袁世凯就觉得自己和一帮大臣这一段时间全部白忙乎了！自己一行人似乎也被孙大炮的革命党给愚弄了。既然这样，我还在乎什么卖国不卖国的，那就答应日本人的条款吧!好歹我才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总统，你孙大炮算什么！

　　返回济南的赵天一，严令香港、广州和日本的暗影系统全力活动，调查袁世凯电报最后所提到的孙大炮和日本人密约的事情。来到这个世界，接触很多人，看到很是事情，和自己在历史书上所读到的大大不同。没有想到莫理循这样一位外国人会真心的为中国服务，也没有想到孙大炮之流是如此爱国的；一个人思考了大半个晚上之后才休息。第二天上午，他还是决定要去北京一趟，不过不是去见袁世凯，而是去见王士珍和陆征详，和他们两个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最后再和莫理循见个面，和这位热心于中国独立的外国人沟通一下，看他能否从英国那里寻求一些帮助，看看英国人对中国远征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

　　为了赶时间，第二天早上赵天一亲自驾驶了一架战斗机，在三架飞机的护航之下飞到了德县十里铺机场，然后再搭乘火车，经天津、廊坊赶往北京；就算这样，到底北京王士珍的家里时也已经是当天晚上的八点多，北京已经天黑了。原本赵天一不想在家里和王士珍等见面，怕事后会影响王士珍，连累到他；在天津火车站用电话联系王士珍时，王士珍却说到：“国家已经到这个样子了，我个人还在乎那么多干什么”！一定要赵天一到他家里来找他，他和陆征详从袁世凯那里出来就结伴到家里等候了。

　　几个人见面之后，王士珍直接将赵天一带到饭桌上，准备边吃边谈；他知道坐了一天火车的赵天一肯定没有吃饭。因为事情急时间紧，赵天一这次并没有带随从，只是在德县远征军司令部带了几位警卫人员就北上了，一路上自然是顾不上吃饭，只能用水凑合，这时间还真是饿了。顾不上客套和斯文，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赵天一三五两口扒拉下两碗饭，随便吃了几口菜以后就抹抹嘴巴笑着说到：“这么多人看我一个人吃饭还是头一遭，现在吃饱了，我们谈正事吧”。

　　王士珍和陆征详知道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几个人马上来到王士珍的书房，让人送上茶之后就开始了商谈。“聘老、陆总长，远征军上下已经准备好了，我说的是先期的那十个师的部队。不管总统如何应对，只要日本人敢派军队进入东北，我就敢对他们开战；至于事后总统如何处置我，那就等这件事彻底完了之后再说吧”。

　　对于赵天一的果敢，王士珍是体会过的，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但陆征详就不同了，他虽然对赵天一早有耳闻，并且赵天一任参谋次长那段时间还有过几次接触，但对今天赵天一的言行，仍觉得有些骄傲自大和不切实际。和日本人打，说的很轻松，日本人要是那么好打，总统还会这么难做吗？“赵将军，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等候总统的决定，等候英美各国对日本的干涉，不能冒然同日本开战，毕竟还没有到最后的一步，赵将军还是不要那么冲动”。

　　陆征详本来是想说不要那么自以为是的，但考虑到赵天一和袁世凯的关系，以及山东战役是人家亲自指挥的，所以把到口的“自以为是”改成了“冲动”。年轻人有冲劲固然很好，但不识时务就不好了，那就是无知。

　　“总长在外交部门做了这么多年时间，和各国政府打交道也很多年了，什么时候看到过一个国家只凭外交干涉就能让一个国家屈服的？没有！国与国之间只有*裸的利益关系存在，就像现在的欧美各国与日本，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大于中国，所以对他们的干涉就不要抱太大希望。当然，他们也是也群见利忘义的家伙，如果发现中国对他们的利益大于日本时，肯定也会转向我们的，这是利益驱使。但最终能彻底解决所有问题的，仍然是我们自己。

　　今天让总长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商讨，是基于总长卓越的外交能力和斡旋手段，以及丰富的外交经验，让我们的国家在取得某些优势的时候不止于得不到该有的东西。我就这么给总长说吧！我和我的军队有能力打退日本的这次所谓的进攻中国行动，让他们在军事上占不到一点便宜。军事上日本人失败了，必然会回到外交谈判上来，我的要求就是：总长要在我们军事上取得胜利之后，在外交是借此良机也能有所突破；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完全取消、取消日本在中国的驻军、取消日本在东北设立的巡警署。

　　做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要要求日本人撤销在旅顺的满铁株式会社，将南满铁路收回国有，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狮子大开口的条件，但我们就是要这么做。取消，这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日本方面并没有损伤什么；但从中国撤走所有军队，归还南满铁路，那就是要真的从日本人身上抢东西，这就要看总长的外交谈判功力了”。

　　从清末到民初，日本政府在奉天、吉林设立二、三十处由日本人把持的巡警署；这些巡警署取代了中国政府在各地的警察局的作用，强迫中国人接受他们的管理，随意逮捕驻地的中国居民，把那里当成了他们日本自己的国土在管理，赵天一当然要取消。

　　看着赵天一侃侃而谈的表情，陆征详有些石化的感觉，就连王士珍也觉得即兴奋又不可能。叹了一口气，赵天一接着说到：“不这样做不行了，昨晚我接到了南方来的一些情报，还真有革命党人在跟日本政府进行勾结，准备以出让满洲和蒙古的利益来换取日本在资金和武器装备方面对他们的支持，这简直是丧心病狂！据内线人员透露，革命党头目孙某人对其成员讲：‘袁世凯政府和日本人在谈，让日本人获得满洲以及其它地方的特权，政府可以做我为什么不能做？与其让袁世凯这个独裁者霸占总统的位置，还不如让对我们友好的日本获取满洲的利益，这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这些人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正在利用政府的难点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政府绝不能答应日本的条款。而不让总统点头同意，光凭外交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军事上的巨大支撑，总统迟早会同意日本人的条件。所以，我没有得选择，必须对进入中国的日军展开反击。

　　日本人这次很聪明，只有从朝鲜这一个方向出兵，我取胜的把握更大了一些。这就是我今天和两位见面的全部目的----打掉日本人伸进来的爪子，让他们不敢对我国再生出野心。另外我想通过这次的军事胜利，让英法美看到我们的力量，重新审视他们对日对华的关系；看他们到底还重不重视中国欧洲远征军！需不需要我们远征军去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