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一离开参谋总长，成为北方五省区的巡按使之后，国内政坛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就连国外，一些国家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中国在西亚远征军的变化就更加的大。准备围攻巴库油田的远征军主动停止了进攻，从高加索山脉退出，退到了库拉河以西，远离了巴库地区，预备攻击重点也由向东改为向北。之所以说是“预备攻击”，是因为远征军接到了新任参谋总长冯国璋的命令，似乎是远征军好像要撤回国内，不再准备留在西亚了。没有了赵天一，远征军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军火消耗，冯国璋是没有办法搞定的；据说英国政府对此非常着急，英国公使朱尔典也多次拜会袁世凯以及段祺瑞、冯国璋等军方高层，希望中国远征军能够继续留在西亚。
对于中国军方更换参谋总长，开始的时候英法并未对此有多大的关心；英国公使朱尔典和法国公使康德虽然有些担心，但也只能对此表示关注。按照他们在中国多年的外交工作，中国官场是那些变幻莫测的东西，真的还是让他们不能理解中国官员的想法。在多次拜会的袁世凯和段祺瑞之后，中国方面也只是模糊的表示暂时不会撤走远征军。虽然没有下令撤军，但军事方面的行动却明显减弱了；对此，英法两国，特别是两国驻华公使开始怀念最先的参谋总长赵天一了。因为中国远征军不行动，最直接的压力就是他们两人，谁叫他们是驻华公使呢！在多次拜会新任参谋总长冯国璋，不能得到肯定答复之后，朱尔典开始设法叫人联络在欧洲大陆的莫理循。
战争爆发后，莫理循是以中国驻欧洲观察员的身份留在欧洲大陆，负责协调英法等同中国关系的；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担任此职位，也算是头一份了。此时的莫理循，虽然任担任总统政治顾问，但主要的工作，却已经变成了中国军方，其实也算是赵天一派驻欧洲的中国军方观察员。他要负责传递欧洲战场的变化情报，这其中也包括了战场是新武器的情报，有些类似情报搜集工作；不过这一点，莫理循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而已。赵天一提供给英国军方的坦克战车，并没有第一时间出现在战场，而是进了英国陆军“陆地巡洋舰”小组，作为样车使用；这个情报，就是莫理循提供的。
朱尔典希望通过莫理循找到赵天一，或者劝说中国军方新的参谋总长，能够像以前一样。只是他不清楚冯国璋之所以要撤回远征军，最大原因是因为后勤问题。冯国璋可没有赵天一那么财大气粗，又拥有远洋运输船队，连德国海军都不会袭击的运输船队。所以在接到远征军需要补给时，没有解决办法时，只能这么做。当然，冯国璋并非没有想过让英国人来负担这些，可英国人，自己都得勒紧裤腰带，哪有能够兼顾中国远征军。
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正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从西亚急匆匆赶回来的段芝贵，为段芝贵面授机宜的袁世凯，突然感自己身体有些不适。在段芝贵离开，袁世凯回到后面屋中休息，但不适感却越来越严时。莫名其妙的，袁世凯想到了自己家族的那个“诅咒”----活不过六十的话来。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不足四十岁便去世，叔祖袁甲三五十七岁时死亡，生父袁保中活不过五十一岁，嗣父袁保庆四十九岁时散手人间，堂叔袁保恒仅活到五十二岁。四代人下来，关于“袁家人活不过六十岁”的说法成了许多人知道的秘密；老袁今年已经五十八岁，接近六十这个大坎了。所以自己身体一不舒服，马上就想到了这个事。
不过在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起来，袁世凯的身体又恢复如初。在怀仁堂又一次接见了前来拜会的朱尔典等外国公使以后，袁世凯一个人在办公室想了近两个小时之后，给四川的王士珍去了一份电报。也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王士珍回了袁世凯电报，在看完王士珍的电报之后，袁世凯也不多停留，命人找来了段祺瑞、梁士诒、陆征祥、徐世昌、冯国璋等人。等人到齐之后，袁世凯就开口到：“之前国家零乱，政出无门，政府之大总统只有我一人，并未设副总统一职。先今我国已基本平定，国家正是需要大发展之际，政府需要加大领导和全力促成。故我决定增设一副总统职位，平日协助我工作，分担我的一些事务，行使大总统的部分权力”。
说到这里，袁世凯停下了话题，看了一眼部下那些有兴奋、有不解、有疑惑、有平淡的眼光，继续说道：“当然，这个副总统，必须要和总统、也就是我一条心，否则，对国家政府无益”。见众人陷入沉思，袁世凯再次说到：“我的意思是，这个副总统由芝泉来兼任。一来芝泉和我配合多年，很多方面我们都有相同的看法意见，对以后国家政策取向减少很多麻烦；二来芝泉在政府高层工作多年，熟悉各部门职能，担任以后能够尽快融入工作，便于工作的展开”。
屋里众人听了袁世凯的话，从第一句开始，都感到很是意外，包括段祺瑞本人。不过老袁没有给吃惊的众人什么机会，接着就任命段祺瑞的理由说出来了，让大家想反对也不好再开口。不过众人不出声，不代表冯国璋不出声。他刚刚有地方爬到中央，成为和段祺瑞差不多的参谋总长，眼看再过几年、不，或许几个月，他就可以追上段祺瑞，甚至超过他。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又让段祺瑞官升一级呢！所以见其他人不开口，冯国璋自己就开口了。
“嗯，总统，这个、这个副总统人选由芝泉兄担任最为合适。不过按照惯例副总统必须要经过国会的讨论，眼下我们.....”。“华甫，我知晓你的意思。国会通过那是正式选举的事情，眼下还不到正式选举的时候，国家的建设也不可能等到选举的时候再来。我们可不能因小失大，诸位说如何”？不等冯国璋把话说完，袁世凯马上出声打断了他的话，如何开口询问其他人的意见。
袁世凯如此说了，屋里的众人那里还不明白他的意思，纷纷点头同意。梁士诒开口说到：“总统说的对，非常时候行非常之事，段总长一直在政府工作，对政府各部门非常熟悉，又于总统配合默契；任副总统以后，一定能够和总统一起担负起国家的领导，我个人举双手赞成”。外交总长陆征祥也点头同意，国务卿徐世昌在考虑了一下说到：“如果总统这个时候选助手，段芝泉也算是合适人选”。见众人都没有意见，袁世凯最后说到：“那么芝泉就回去安排一下陆战总部的工作，陆军的事情，你还要兼任一下，过一段时间再说。还有华甫，你离开之后，江苏将军的位置就空了下来，各位可以考虑一下人选，有合适的就顺便递上来”。
四月二十八日，北京政府对外宣布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为政府副总统，同时调整了江苏、湖北、奉天等省的军政人员。根据冯国璋的提议，袁世凯任命陈调元为江苏将军，接替冯国璋驻守南京。另外任命奉天民政长杨永泰为奉天省巡抚，同时将远征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王占元调回，任命他为湖北将军；历史上王占元在这一时期就是湖北将军，封庄威将军。此时因曹锟的长江上游巡阅使，被袁世凯更多的用于对南方各省的监督，任务过于繁重，袁世凯只能将自己在小站练兵时的将领调出来使用。而王占元在国外也待了几年了，早就有心回国，于是在袁世凯的召唤下迫不及待的从西亚赶回来赴任。
就在这道任用令发出几天之后，也就是五月二日，江苏发生了一件事，让袁世凯非常生气，只担任江苏将军五天的陈调元，马上被袁世凯下令解职。在将冯国璋这个新任参谋总长批评了一顿之后，老袁重新任命原江西将军李纯出任江苏将军，并着手解决江苏发生的事情。江苏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袁世凯连冯国璋都要批评，还要将一个刚刚上任的一省将军解职呢？因为有人造反了，而且还是一个军官，带领冯国璋原管辖的一支部队宣布起义。这个人就是江苏水上游击支队司令何嘉禄。
何嘉禄，字子钧，江苏松江人。孙大炮领导的同盟会成员，亦是革命党成员。早年曾任江苏飞划水师管带，后任松江水师帮统；冯国璋任江苏将军时，此人为松江水警总指挥。松江并非江河名称，而是指松江县，为沪海道所辖，位置位于现在的上海市松江区一带。由于一直在水军中担任官佐，何嘉禄在松江水军中威望比较高；后来水军改水警，何嘉禄继续在里面担任要职。二次革命时这家伙曾担任过讨袁军松江总指挥兼步兵团长，不过后来见势不妙马上又改头换面潜伏了下来。这一次军中强势人物、少壮派军官赵天一被调离军队高层，加上冯国璋有离开江苏到北京赴任，沉默许久的革命党人决定在这个当头闹一点事出来；因为孙大炮觉得好久没有活动，国人好像都把他给忘记了，这可不是他所希望的。
何嘉禄领导的松江水警起义，占据了兵力空虚的吴江县城，并对外宣称袁世凯政府残暴，他们是不堪忍受才起义的。对于这件事，国内各地的反响出奇的小，各地报纸虽然有报道，但国人并未对此有多大关注，也不知是处于何种原因。
李纯上任以后，马上联络长江上游巡阅使曹锟，两人一起从水陆两路进攻吴江；袁世凯任命的松沪护军使兼江苏军务帮办杨善德，也慌不着地的从上海方向派出军队包围；而苏常镇守使殷鸿寿，第一时间就将麾下人马派了出去，谁叫他距离吴江最近呢！
五月五日，吴江叛乱被迅速平定，何嘉禄负伤被俘后当场枪决。这是李纯下的命令，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立威，刚刚从江西来到江苏冯国璋的老地盘，李纯也要很小心行事。五月十日，副总统段祺瑞在国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因为新的工作比较繁忙，为了专心协助总统工作，决定辞去陆军总长一职，他推荐由四川将军王士珍接替自己出任陆军总长一职。这个要求很快就被袁世凯批准，五月十五日，王士珍从四川赶回北京，出任陆军总长。而新的四川将军一职，则由袁的另一位亲信、河北将军陆建章出任。历史上陆建章原本担任的是陕西将军，但因为赵天一出现，陕西将军一职被赵四明取走，陆建章在参加完平定白郎起义之后就到河北任职，不久升任威武将军，督理河北军务。
五月二十二日，在日本的孙大炮向袁世凯发出了一份类似于讲和的通电，在这封后世被称之为“养电”的电报中，孙大炮说出：“......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本党决定去除以武力解决之道，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共和之原，甚非野心妄人所得假借者也。文始意以为既已负完全破坏之责，故同时当负完全建设之责，愿意与总统共担此责任。今兹异情，则张皇补苴，收拾时局，当世固多贤者。苟其人依约法被举，而不由暴力诈术以攫取之，则固与国民所共承者也......”。
这份电报发出之后，确实也让国内的民主之士高兴了起来，一些人纷纷出言劝慰政府，接受孙大炮的请求。当然，反对者也有之，列出孙大炮之流最近几年所做的事情，提醒政府拒绝。于是支持者和反对者开始了互骂，民国政府在这种争争吵吵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九一六年的下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