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全球正文卷第五百一十三章：河套之战任何危机的最终暴发，除了矛盾的累积以外，都会有一个导火索。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的爪哇地区，华人社群兴盛及衰弱的导火索，都源自于一个甜蜜的商品——蔗糖。在人类的食谱中，盐可以算得上是第一必须品。人类之所以需要食用盐，是因为需要盐中的钠离子，来保持细胞内外渗透压及身体的酸碱平衡。如果要找一个仅次于盐的调味料，应该就是“糖”了。

　　与盐相比，糖看起来似乎没那么必不可少。不过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刺激大脑中的多巴胺神经元。多巴胺是一种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的物质，很多行为都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除此之外，一些物质也能做到这点，比如毒品。毒瘾之所以难戒，根源上就在于毒品能够刺激多巴胺大量分泌，使人在生理、心理上产生依赖感。

　　除了毒品这种强刺激物质以外，我们的食谱中还有很多常见的物质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并产生一定的依赖感，比如咖啡因、酒精，以及烟草中的尼古丁。相比这三种物质所产生的“瘾”，很多人对“糖瘾”知道的就比较少了。其实人类之所以对甜食有着天然的喜好，很大程度就是因为糖能够刺激多巴胺的产生，如果过量食用一样容易成瘾。

　　多巴胺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如果没有了它，我们的人生才是一片灰暗。只是凡事都有个度，一旦跨过了这个度，打破了人体的平衡，就会反受其害罢了。毒品之所以可怕，在于它的强刺激性会使得其它刺激多巴胺分泌的手段，变得黯然失色。尤其是以海洛因为代表的，能让人一、二次成瘾的硬性毒品，使得人类几乎无法靠自身的意志力来逆转这一成瘾的进程。相比之下，糖、咖啡因等物质的摄入量就容易控制的多了。

　　之所以要对“糖”的功能做一个技术分析，是想告诉大家，从一定层面上看，“糖”的消费市场也是可以像19世纪的鸦片一样，被培育、放大的。类似的还有咖啡、茶的消费市场。与后两者比较，糖的市场前景还要更为广阔。因为作为一种高热量的碳水化合物，糖还可以起到迅速为人体补充能量的作用。

　　在大航海时代，就从阿拉伯人那里了解甘蔗种植技术的欧洲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更多的糖。这是因为，纬度偏高的欧洲并不太适合甘蔗生长，湿热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才是甘蔗喜欢的环境，这使得16世纪以前蔗糖在欧洲的价格，一度非常昂贵。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贸易流通，欧洲蔗糖消费市场在16中期-17世纪初得以迅速扩张。蔗糖与茶、咖啡等同样来自地理大发现成果混合在一起，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甚至生活习惯。同时，蔗糖还被加入到各种食品中，以至于今天我们一提到西餐，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总是各式甜点。

　　除了商品本身的品质以外，消费市场能否被刺激起来，产能的作用更为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产能支撑，那么消费习惯就会被引向其它方向。地理大现为不能自实现蔗糖自给的欧洲，补上的供应端的不足。作为最早在海外殖民地引种甘蔗的国家，葡萄牙人在得到巴西后，也将甘蔗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引入了这片新大陆。返销欧洲的蔗糖，对欧洲市场的培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巴西仍然是全球种植甘蔗最多的国家。

　　亚洲供应端的打开，也对欧洲市场造成了影响。之前曾经分析过，尽管甘蔗的原产地是在印度，但中国才是最早精练出白糖的国家。中国产的白糖，甚至销往印度，以至于今天在印地语中“白糖”一词的意思便是“中国的”。将中国产白糖大规模输往印度的，就是17世纪在亚洲称霸的荷兰。除了从中国大陆地区进口以外，荷兰人从亚洲得到的货源，更多来自其在台湾开辟的种植园。

　　由于巴西白糖在运程上有着显著优势。最初荷兰人的白糖贸易，主要是针对日本、波斯市场。不过一直挑战葡萄牙的荷兰，在切割葡萄牙的亚洲贸易蛋糕同时，同样也没有放过巴西。一系列针对巴西的战争，特别是对巴西海岸重要港口的占领，极大影响了巴西种植园的生产，及蔗糖的出口。尽管最终“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扩张并不成功，但新大陆的战争却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受益者。在巴西白糖供应不足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控制的亚洲白糖，迅速开始填补空间。

　　蔗糖贸易所产生的巨额利润，弥补了荷兰人因香料贸易衰退所造成的损失。然而一如香料贸易一样，荷兰人控制下蔗糖贸易也终会有衰退的一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市场的饱和。就欧洲市场而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培育，蔗糖消费在18世纪中增速开始放缓。与此同时，蔗糖供应端的竞争却愈发的激列。

　　在亚洲方向，中国人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链产生了重大影响。郑成功在台湾的登陆，使得荷兰人丧失了在东方最重要的甘蔗种植基地。也正是从那时起，以巴达维亚为核心的荷属东印度群岛，才成为了荷兰人重点开发的甘蔗种植区。基于中国人在甘蔗种植及蔗糖提炼方面的技术优势，荷兰人一直希望招募到足够多的华人，来帮助他们在爪哇重建蔗糖供应基地。

　　17世纪80年代，清王朝在解决台湾问题后的开放海禁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外“淘金”热，让让爪哇的制糖业迎来真正的高峰。据统计，18世纪初在巴达维亚的华人中，有85%都是服务于甘蔗种植园或者制糖厂。这种对单一经济的依赖，也让当地华人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旦荷兰人失去了对蔗糖贸易的主导权，这些华人何去何从将成为大问题。

　　需要提一下的是，虽然台湾问题的解决，间接帮助荷兰人解决了劳动力的问题，却也同时让荷兰人失去了日本市场。因为此后地理相近的中国蔗糖，重新占领了日本市场。为了弥补亚洲市场的损失，荷兰人瞄准了与爪哇地理相近的印度市场进行深度开发。今天印度人是如此的爱好甜食，说起来荷兰人也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

　　事实上，欧洲才是爪哇白糖深耕的主要方向。受益于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当时的消费水平要高于世界其它地区。在市场出现饱和之前，荷兰人的东西方蔗糖贸易也迎来了它的巅峰。然而不要忘记的是，从地理位置来看，只需横跨大西洋就能运抵欧洲的美洲蔗糖，才更据优势。随着巴西制糖业的复苏，欧洲市场开始面临西印度蔗糖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一直觊蔗糖利润的英国人，也将自己控制下的加勒比地区，打造成了甘蔗种植基地，并持续扩张产能。

　　在供给和消费两个终端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荷兰人的蔗糖贸易在18世纪30年代末，开始迅速走向衰弱，大量种植园主破产，逼迫荷兰人开始考虑，如何处置中国人的问题。荷兰人所想到的办法，是将这些华人分散移往其它荷兰殖民地，进行新的开发工作。

　　从商业角度来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做法似乎并无不妥。然而从自身的文化属性来说，中国农民几乎与荷兰商人是对立的，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对于商人来说，因为经济结构调整而进行资源的调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对于小农经济思维中国人来说，对熟悉环境的耐受性要强烈的多。上百年的磨合，已经让巴达维亚沉淀出了成熟的华人社区，华人并不愿意因为短期的经济困难，就再次背井离乡。去接受未知前途的命运安排。

　　公元1740年，在两种文明、两种理念的碰撞之下。爪哇华人社群与荷兰人之间的矛盾变得难以调和。试图反对迁徙的华人群体，与持强硬态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冲突的结果，导致上万巴达维亚华人，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遭到屠杀。由于事发地有一条叫“红溪”的河水，这一屠杀事件也被称之为“红溪惨案”。

　　在这里解读“蔗糖贸易”和“红溪惨案”的大背景，并非单纯的让大家缅怀历史。更多在于让大家明白，被动卷入全球贸易链中的海外华人社群，其实很难决定自己命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进入上层建筑又可保护自己的利益。然而纯粹追逐利益的荷兰人，并没有让华人社群帮助其统治殖民地想法。将华人单纯视作贸易链中一环的做法，使得荷兰人会在有尾大不掉感时，毫不犹豫的用强硬手段解除威胁。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海外华人群体，都没有看到过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呢？情况也并非如此。下一节，一个颇有些小清新味道的名字“兰芳”，将呈现在我们面前。拔开笼罩在它身上迷雾，也将成为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殖民帝国的形成也是如此。今天大家印象中的西方殖民版图，大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整合结果。不过虽然列强彼此之间磨合出了势力范围，但具体到对内部诸板块的统治形式，却也是千差万别。今天将要解读的，就是一个属于荷属东印度势力范围的奇怪华人组织——兰芳公司。

　　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做大，与地理大发现及后来对世界的瓜分有着莫大的关联。作为这场盛宴的缺席者，甚至是受害者。不少中国人在思考个中原因也，也希望能在历史中寻找到，中国人也曾有机会海外再造中华的证据。“兰芳共和国”就是诸多历史线索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然而历史上，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共和国吗？甚至能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仅比美国建国时间晚一年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呢？

　　单从名字来看，“兰芳共和国”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组织从来没有用过这样政治的名称。所谓共和国之说，更多是当时的西方观察考察后认为，其已经具备了“共和”及“国”的两个要素，在外交层面有将其归类为“共和国”和行为。这样做，更多是为了区别土著马来族群所建立的苏丹国或者更原始的部落体。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定，就是接下来的解读的了。

　　先来看看“兰芳”所在的加里曼丹岛的情况。加里曼丹岛是印尼人在独立后所取的马来语名称，中国人大都还是愿意称呼它之前的名称“婆罗洲”。尽管面积是南洋诸岛中最大者，但婆罗洲的开发时间及深度，远不如爪哇、苏门答腊两岛。相对较偏的位置及不够肥沃的土壤，是造就这一现状的两大原因。以至于中国人和荷兰人进入开发之时，岛上的大部分土地还是为原始森林所覆盖。

　　婆罗洲在开发上的滞后，还体现在它复杂的民族结构上。在一般人的认知中，今天以南洋群岛为居住地，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亚亚语族的“马来人”种族集团，除了在菲律宾北部的部分皈依了天主教以外，这一种族集团几乎能够与穆斯林划等号。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南洋诸岛上实际还存在部分没有伊斯兰化，甚至还保持原始宗教信仰及生活方式的同语族部族。尽管在数量上没办法与数亿“马来-穆斯林”相比，但在局部地区却可形成数量上的比较优势。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婆罗洲。

　　在马来西亚，马来族、华族、印度族是被认可以三大民族。根据2010年的统计，在2627万拥有马来西亚国籍的人口中，马来族的人口占比为54.5%，华族为24.5%，印度族则为7.3%。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三个数字相加不过为86.3%，还有数量高达350余万的其他“马来西亚公民”隶属于什么民族呢？

　　除了少量外部移民以外，这些没有被归类于马来西亚三大民族的民族，就是我们刚才指出的，生活在婆罗洲的那部分尚未伊斯兰教化，但在语言、种族属性上却与马来/伊斯兰群体相近的部族。在马来西亚的民族结构划分中，他们有一个尴尬的总称——其他民族。

　　对于已经成为穆斯林的马来族来说，婆罗洲**型性的“马来人”的存在，多少有些敏感。一方面马来族认为，这些婆罗洲土著天然应该成为穆斯林；另一方面，这些据守山林的婆罗洲土著，却认为已经伊斯兰化了的马来人，实际是入侵了他们祖先留给他们的土地。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些“其他民族”除了坚守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外，甚至会主动选择基督教等其它宗教信仰。另外，还有相当部分土著部族，认定自己的祖先是1500多年前从中国西南迁徙而来，华人才是他们失散多年的“远亲”。

　　出于分而治之的目的，马来西亚并不愿意给那些非伊斯兰信仰的婆罗洲原住民一个统一的族称。在不得已给予族称时，也是将之分别全名为伊班、比达友、乌鲁等名，但随着婆罗洲的经济，逐渐与马来亚差距越来越大，这些民族内部却有很强烈的愿望，形成一个更高层面的民族共识，以为自身争取更多的权力。

　　民族的划分本身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婆罗洲土著最起码可以分为6个民族，数百个支系。马来西亚的婆罗洲，土著所希望得到的更高一级的民族标签叫做“达雅”，具体的做法是在每一个部族前面，加上一个“达雅”的前缀。比如伊班族，就可以被称之为“达雅-伊班族”。

　　以“达雅”为标签的婆罗洲土著民族，并非只存在于马来西亚，而是遍布整个婆罗洲。与马来西亚规避“达雅”一名不同的时，在印度尼西亚，达已经成为了表列民族。类似对民族划分的不同认定情况，同样也存在于中国。比如对台湾原住民族的认定，暂时无需承担具体管理职责的大陆方面，给出了一个“高山族”的笼统总称。而台湾方面则列出了泰雅、阿美、排湾等14个族名。事实上，这个划分标准也没有得到学术上的认可。换句话说，在不同的专家看来，可供细分的民族数量是有很大商榷空间的缺乏可共同追溯政治历史，是这些台湾、婆罗洲土著难以整合到一起的重要原因。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了那么多年，每一个以血缘为纽带自然形成的部族，自身都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特点，甚至因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结下了世仇。将之实际整合在一起，本身并不容易。

　　在内部缺乏整合纽带的情况下，外部推进也是一种方式。比如曾经的苏联和今天的中国，在建国后都曾经对境内的民族结构做过一次梳理、整合工作。这其中就有基于简化管理的需求，将一些在文化上相近，但政治上没有共同历史的族群，整合为一个民族的案例。然而马来西亚方面却缺乏这样做的动力，因为尽管以伊斯兰教为凝聚点的“典型性马来人”，在整个马来西亚是多数民族，但在东马来西亚的沙巴、沙捞越两州，人口占据多数的却是有可能整合为“达雅族”的**型性马来人。

　　一旦东马土著得以整合在一起，并在政治上成为与前述三大民族并立的民族，其信仰上的非伊斯兰化将会被有意凸显出来。在西马或者说整个马来西亚，马来人维持自己在三大族群中统治地位的基础，在于其认定自己才是马来西亚的土著民族，而华族及印度族属于外来民族。由此马来人也可以心安理得的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

　　不管马来西亚的做法，是否公平，但在一个地缘结构破碎、多民族共存的国度里，这种做法客观上还是维持了各民族的微妙平衡。尤其是华人占据了经济优势。问题在于，这种外来民族的认定，显然是不能扣在东马土著身上的，东马土著也由此在理论上，享有与马来人同等的权力。如果“达雅人“形成了统一的意识和行为准则，即使不凭借人口的比较优势，将东马分裂出马来西亚联邦，也有可能与华人、印度两族形成联盟，共同对抗伊斯兰信仰的马来族。换句话说，马来西亚实际上并非是一个穆斯林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作为掌握政权的马来人，最需要防备的是非穆斯林族群有机会形成统一战线。

　　作为较晚接受“文明”洗礼的婆罗洲，达雅人的及其人口比例上的优势，并不只存在于马来西亚境内，也存在于印尼境内。依据所在方位，印尼所控制的加里曼丹岛部分，被行政分割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加里曼丹省”，其中除了最靠近爪哇的南加里曼丹省外，达雅土著在其它四个省份均为多数民族。整个婆罗洲可以被归类于“达雅人”的土著民族，据估计总数可能高达800万。

　　然而在印尼方面，对于达雅人问题的敏感度，并不如马来西亚那么高。这是因为，印尼部分的加里曼丹岛虽然有数百万达雅人，但放在印尼2.6亿的人口数量中，是非常不干起眼的。换句话说，爪哇、巽他等穆斯林民族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印尼，并不担心达雅人有机会分离出去。相比之下，反倒是亚齐这种更原教旨，并远离政治中心的伊穆斯林民族，更容易有分裂的倾向。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在南洋诸岛中，加里曼丹岛在地缘结构上的神奇之处，并不仅仅是因为马来、印尼、文莱三分天下的格局，还因为有个足以影响岛屿地缘政治格局的土著“达雅人”存在。从地缘规律上看，类似“达雅人”这种原本整体处在原始氏族状态的土著，将会随着外来民族和文明的入侵，逐渐缩小人口上的优势，直至最终被基本融合。时间已经推进到了21世纪，达雅人依然能够在婆罗洲的人口中过半，可以想见，在18世纪后期，中国人大规模踏上这片土地上时，达雅人在数量上有多大的优势。

　　人口数量并非是衡量竞争力的唯一标准，否则我们也不会认定，达雅人在婆罗洲的人口比例，将随宜着外来人口和文明的入侵，逐渐消亡。历史上，达雅人在文明层级上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以至于18、19世纪与之接触的西方人，会将他们称之为“猎头族”。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陆开发台湾岛时也曾经碰到。总得来说，越靠近山地的部族，所保持的原始习俗会越多。

　　有考古证据表明，在伊斯兰教席卷南洋之前，婆罗洲的一些沿海点也如南洋其它岛屿一样，接近过印度文明的影响。不过真正让婆罗洲为文明世界所熟知的，还是伊斯兰教的传播。整个婆罗州最早接受伊斯兰信仰的，是15世纪中的“文莱苏丹国”。此后自16世纪起，婆罗洲沿岸的各重要港口，尤其是能直接受贸易线辐射的北、西、南沿海，随之出现了一系列据港而兴的小型“苏丹国”。比如西加里曼丹沿海的三发苏丹国、苏卡达纳苏丹国；南加里曼丹的马辰苏丹国等。

　　鉴于婆罗洲本身的潜力有限，这些小型苏丹国本身在南洋地缘政治舞台上大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其统治范围也多是处在沿海的河口地区。至于说它们的建立者，是从马来半岛或是爪哇、苏门答腊而来的马来穆斯林，还是受穆斯林商人影响，而改信伊斯兰教的达雅人，倒是并不重要的。伊斯兰信仰及统治方式，足以将他们融为一体，并与原始达雅部族区别开。

　　对比达雅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及落后的生产方式，马来-穆斯林群体在婆罗洲拥有很大的优势。换句话说，在伊斯兰教的强大渗透力下，那些沿海苏丹国必将渐渐向内陆扩张，并一点点同化土著的达雅人。比如文莱就一度统一了包括文莱、沙捞越、沙巴在内的整个婆罗洲北部。而这三个地区也因此经常在地缘政治上放置在一起，被称之为“北婆三邦”，或者“砂汶沙”地区。

　　然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却对南洋的伊斯兰进程造成了重大影响。最显著的改变，是处在伊斯兰教传播链最末端的菲律宾北部，在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下，成为了天主教之地。在文明开化较晚的婆罗洲，类似的非伊斯兰外来影响也同样存在。除了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方力量以外，华人群体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并对婆罗洲的地缘结构造成了影响。

　　在达雅人的传说中，他们在婆罗洲的，或者说最初聚居地位于今天印尼境内的“西加里曼丹省”境内。巧合的是，以“兰芳公司”为代表的华人社团，所选择的登陆之地，也是在西加里曼丹省。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又造成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从轮廓上看，婆罗洲大体呈现为一个向东倾倒45度的等腰三角形。在地形图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自东北部顶点，向南偏西方向延伸的一条高大山脉。我们可以将之称之统称为“伊班山脉”。“伊班”之名，源自于东马来西亚境内最大的达雅人部族“伊班族”。

　　这条主分水岭承担分割印、马两国功能的伊班山脉，其实被命名为“达雅山脉”会更好。当然，达雅也好、伊班也罢，在婆罗洲也许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意味，但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标签来标定它。山脉和原始森林，往往是土著文化的最好保护者，这一特点在婆罗洲也有着充分的体现。接受这种“原始”地理环境保护的，并不仅仅有数百万达雅人，还有非常珍惜的“婆罗洲侏儒象”。

　　今天生活在婆罗洲的大象，总数量不足2000头，作为一个亚洲象的一个孤立亚种，这个数量已是非常稀少了。最新研究表明，婆罗洲侏儒象是一个本该因人类活动而灭绝的物种。它们的原产地并非婆罗洲，而是与之隔海相望的爪哇岛。与在亚洲大陆的亲属略有区别的是，生活在更低纬度地区的爪哇/婆罗洲象，体型要更小巧一些，即使是成年雄性，身高也不超过2.5米。

　　很显然，婆罗洲侏儒象这一特征是受气候环境影响而自然形成的。就像苏门答腊虎的体型小于孟加拉虎，孟加拉虎又比华南虎更小一点一样。大约在200多年前，几头“爪哇象”被当作王室之间的礼物引入了婆罗洲，并在婆罗洲原始森林的庇护下繁衍至今。不幸的是，在这次带有政治意味的物种迁徙之后不久，爪哇本土的大象便灭绝了。尽管有人认为荷兰殖民者应该为此负责，不过考虑到爪哇岛那恐怖的人口密度，这口锅一定要让某个西方国家背的话，由葡萄牙人来背会更合适

　　由于没有强大的陆地军事压力，婆罗洲侏儒像并没有如他们在印度和中南半岛的表亲一样被训练为战象，因此也没有机会在地缘政治舞台上露脸。之所以在这提一下这种看似无关的动物，是因为他们和达雅文化的存在，其实都依赖于婆罗洲的“原始环境”。如果有一天，婆罗洲的野生大象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达雅文化，也很有可能会随之消失了。

　　当然，即使环境发生了彻底变化，也不代表作为族名“达雅”会消失。适应新环境，为原有文化注入新凝聚点，是很多族群在延续并发展壮大时会做的事。达雅人或许也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不再依赖“原始”属性，还能够内部达成共识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数百年前那些引入伊斯兰信仰马来人，算是作出了一个成功表率。只不过，如果想保持自己的族群独立性，达雅人显然是不能做出同样选择的。

　　达雅人的这一困境，在16、17世纪婆罗洲沿岸纷纷建立小型苏丹国时期就已显现。很多数时候，先期已经接受其它多神信仰，并且建立相对完善统治体系的地区，在传播一神宗教时时会更顺利些。简单点说，就是文明开化地区的社群，更容易权衡利弊做出更现实的选择。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典型案例，是上世纪60年代起，基督教在韩国的爆发式传播。今天，韩国信仰各种教派的基督教徒，数量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在这个过程中，摆脱“落后”中华文明的影响，拥抱更有活力西方文明的想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韩国在文化因素上如果有些“复古”的做法，比如一定程度的重新接受汉字，也同样不足为怪。

　　对于2、300年前，那些占据沿海港口的马来/穆斯林来说，向内陆扩张的速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达雅人和客观地理环境的“原始”性，是造成这一困扰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没有足够的人力。人力资源，是地缘竞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日本，及至当时的朝鲜半岛，曾经在东北展开了一场移民大战，以期得到这片东亚大陆最后和处女地。尽管后两者，一个在政治/军事上占据了优势，一个地理距离上更具优势，但最终获胜的还是人口占压倒性优势的中国人。

　　如果有更多马来/穆斯林人口移民婆罗洲，势必加快岛上苏丹国的开发进程。然而相比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而言，婆罗洲无论在航线还是土地资源上，吸引力都不够大。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足够人口潜力，并且与南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华人”，成为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了解到，中国人进入南洋的历史可以说是非常早。荷兰人对爪哇的开发，掀起了一波移居南洋的新**。问题在于，无论是荷兰人还是婆罗洲的苏丹，引入华人的目的，本质都是为了让后者创造经济价值，而华人愿意背井离乡的跨海而来，也同样是为了“淘金”。如果说荷兰人吸引大批华人前往的利器是“蔗糖”的话，那么婆罗洲苏丹们靠的又是什么呢？答案是一个足以让你眼前一亮的矿藏——黄金。

　　黄金的价值和吸引力自不必多言。人们常常把华人出海谋生的历史，称之为“淘金”，以至于今天若有人出国留学，也往往被冠之以“镀金”之名。殊不知最初大量华人去往海外的目的，真的是去“淘金”。在华人海外淘金的历史中，最知名的地点应是美国太平洋海岸城市“圣弗朗西斯科”了。19世纪中叶，这一地区的河流中发现了黄金，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数以万计的人口前往淘金，这其中就有大量契约华工。圣弗朗西斯科也因此有了个中国式的名称——旧金山。

　　一开始“旧金山”前面并没有一个“旧”字，只不过在圣佛朗西斯科发现黄金之后不久，太平洋之南澳大利亚墨尔本也发现了金矿，并同样被前往中国招募华工的商人渲染为“金山”。为示区别，美国的“金山”就变成了“旧金山”。这段发生在19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华人所数千年积淀出来的“勤奋”基因，使之所能够适应的环境，决不仅仅限于种植园。今天的中国能够在跻身工业化国家行业，并有在互联网时代领先的态势，这一优良的文化基因同样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9世纪中叶，美国和澳大利亚并非华人海外大规模淘金的开端，追溯起来的话，黄金对华人的吸引力，在一个18世纪初的婆罗洲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需要说明的是，早在荷兰人觊觎这片土地之前，华商就已遍布加里曼丹岛各港口，并对当地的商业呈主导之势。事实上在荷兰人重点经营的爪哇，最初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相比种植业和采矿业，纯贸易活动所能沉淀的人口并不多，

　　最早在婆罗洲发现并开采黄金的，应该是文莱苏丹国境内的华人。19世纪中，西加里曼丹沿岸的苏丹们，也纷纷引入华人勘测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河流，并陆续发现了多处金矿。如果以河流为标识划定范围的话，这些华人覆盖的矿区，从西加里曼丹北部的“三发河”流域，向南一直延伸到中南部的“帕万河”流域。其中又以西加里曼丹中心河流“卡普阿斯河”以北地区为集中连片区。

　　与荷兰人将制糖业分包中国人的模式一样，西加里曼丹的苏丹们，同样也不会直接参与金矿的开采，而是将某一河段承包给某一华人社团，并定期收取租金。这种模式，给予华人以相当大的自由，以至于身处婆罗洲的华人群体，开始由经济、文化属性的“社团”，向有政治属性“社会”进化。当然，依托种植业做大的爪哇华人群体，也同样有着这个的趋势。只不过强势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制造“红溪惨案”之类的强势手段，避免了这一切的发生。

　　相比在荷兰人主导的巴达维亚等地，华人在西婆罗洲的政治空间要大得多。这很大程度有赖于当地马来苏丹们，无法有效统治那些人口占优的达雅人部落，需要有一支第三方力量来帮助他们做大自己的力量。引入荷兰人或者其它西方商人也是一种选择。只是即使不考虑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结构性矛盾，单看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军事优势，主动选择他们做合作者也是件很危险的事。尤其婆罗洲的苏丹们，自身的力量大都比较薄弱。认清这一点的苏丹们，在荷兰人试图取得贸易专属权时，甚至会与当地华商联合起来，拒绝这一要求。

　　这里要先来解读下“社团”这个标签。正式的定义中，所谓“社团”一词指向的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爱好的人相聚而成的互益组织”。不过对这个词，在看港片长大的一批人眼中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在上世纪8、90年代那些快意江湖的香港电影里，“社团”往往是黑社会组织的自称。当然，不管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所组织的“白”社团，还是帮派性质的“黑”社团，其实都是符合刚才所说的定义的。

　　之所以把前往西加里曼丹采矿的中国人，用“社团”一词概括，是因为他们是真的是一个个“社团”组织，最初的组织原则与中国曾经存在的洪帮、青帮等帮派组织并无二致。只不过西加里曼丹特别的地缘环境，使之一度有机会登堂入室，进入政治序列。

　　在西加里曼丹，以采矿业为经济基础所结合成的一个个华人社团，有一个非常时髦的名称——公司。你没有看错，就是公司。事实上，中国人将商业组织命名为“公司”正是源自于婆罗洲的采矿业。顺便说一下，网络上有种说法，言“公司”一词所源自的孔子和庄子之说，其实是臆造。这两个字连用成词的初衷，就是字面本身的意思。可以理解成“为了共同利益聚合而成的互益组织”。这样一看，是不是和“社团”一词几乎可以划等号呢？

　　说起来如果不是“公司”一词，最终被套用在了西洋泊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组织上，估计现在海外的社团组织还会自称“公司”。有意思的是，在帮会组织生存空间日渐压缩的今天，很多此类“社团”又开始以现代意义的“公司”形象，游走于正常社会中。

　　再追根溯源的话，“公司”一词涵意的转变，与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会，甚至说就是“兰芳公司”的转型有莫大关联。在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下一节我们就将以这一特别的案例，来了解中国传统社群，在自然演化过程中将如何对接西方文明。

　　说起“社团”或者说“帮会”，就必须提一下“洪门”和“天地会”了。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这两个经由无数、影视剧演绎过的帮会名称了。其实洪门和天地会是一个组织，通俗点讲，后者是前者的对外的俗称。之所以要在这个西方主导的“大航海时代”提到这个组织，是因为洪门不仅几乎是近现代所有传统帮会的源头，亦和海外华人社群的形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天地会组织中，在普通民众中知名度最高者当属“陈近南”。金庸老先生在《鹿鼎记》中一句“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让千千万万喜爱武侠的中国人，知晓了这位天地会“总舵主”的名号。那么历史上是否真有陈近南其人，又是否真的与天地会及台湾郑氏，有那么多恩怨纠葛呢？其实关联是有的。不过万千男士所仰慕的韦爵爷肯定是没有原型的。

　　陈近南的原型真名为“陈永华”。一如书中所写那样，历史上陈永华为郑成功延揽的重要谋士。书中所没有写到的是，陈永华最大的贡献，其实是帮助郑成功开启了台湾的华夏化进程。在他的主导之下，郑氏台湾开始系统性的复制大陆以儒学为中心的，一整套教育、选才体系。另外，以农为本，军民两便的囤田制度也在他的主导下得到推广。

　　尽管陈永华推进台湾华夏进程的意义更大，但相信大家更关心的，还是他及郑氏台湾和天地会之间的关系了。关于洪门/天地会的研究甚多，然而研究者以为依据历史传说包括帮派传承文字资料，显见有夸大、附会，及难以自圆其说的成分，以至于研究者们的结论往往互相矛盾。

　　可以确定的是，洪门所产生的时代是明末清初的朝代更迭之际，“反清复明”是其在政治上所追求的目标。按照一般规律，旧王朝的记忆只能维持三代，但“反清复明”的口号却一直延伸到了清朝崩溃。甚至在清朝已经成为历史后，当初以这一口号这凝聚点的社团组织，依然能够在1911年以后的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个中曲折，与清朝为维护自身统治的独特设计不无关联。

　　与过往很多入主中原的马上政权不同的是，清朝在接受华夏文明及原有统治结构时，设计了一套力保自身民族独立和统治地位的制度，甚至要求人口占优的多数民族做出一定的妥协，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剃发令”。剃发令、八旗制度的实施，客观上达到了满洲统治者所要求，但也使得中国社会，无法从内心深处彻底接受这个新王朝。由此也很容易把单纯的**行为，上升到更高层面的“恢复华夏”层面。

　　当然，反清或者说恢复华夏，并不一定代表要扛着“复明”的大旗。比如与清朝的延绵不绝的‘反清复明‘运动不同的是，‘反元复宋‘口号在整个元朝存续期间，都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即使元末韩林儿曾一度托名‘大宋‘，真正用来凝聚反元力量的，也是民间宗教力量。“复明”的口号之所以那么有市场，很大程度与明朝的开国历史有关。“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是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并出兵北伐之时所喊出的口号。明朝开国时就这一政治口号的成功实践，使之和大明王朝一起，成为了一笔重要的政治遗产。相比之下，被后人认为始终没有雄起的宋朝，在这方面就无法有号召力了。从这点来说，如果说洪门一名中的“洪”字，源自于朱元璋的年号“洪武”，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由此可以看出，有清一代，“反清复明”口号在民间的号召力，与其说清朝那些因各种原因结社甚至揭竿而起的“农民”，是在怀念一个遥远的旧王朝，不如说是希望从意识形态层面着手，用“恢复华夏”的愿景引发共鸣。既然“反清复明”之说如此有市场，那么不管是清初那些前明遗民所组成的民间反抗组织，还是后世认为这杆大旗更有号召力帮派组织，都会希望寻找到一个点，一个被前进官方政治背书过的聚结点。

　　换句话说，以“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为凝聚点，却又兴起于草根阶层的洪门社团，需要有一个真正能代表“明朝”政权的政治势力，提升其政治出身。作为明朝所遗留下来的最后抵御者，郑氏台湾很显然就是最合适的对象。如果去看洪门“南少林”、“洪门五祖”等初创传说，就会发现他们都带有鲜明的闽粤属性。也可以这样认为，在明末清初中国各地所涌献的民间反抗组织中，能够与郑氏台湾发生联系的“洪门”，在意识形态和传承上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以至于晚清三大帮会中的另两个：活跃于江淮下游的“青帮”、兴盛于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最终都愿意将自己的历史置于“洪门”之下。

　　那么，洪门与郑氏台湾之间是否真的有联系呢？答案也是肯定的。依托台湾、经略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及其后人，与东南沿海的民间反清复明组织，在目标上的一致性、属性上的互补性，使得二者有结合在一起需要。不过这并代表说郑成功或者陈永华创立的天地会，只是说双方在当时的确有一定层面的合作。将郑成功及陈永华等有“明朝”正统出身的政治人物，引入社团的历史有助于抬高“洪门”的出身。

　　类似的案例也出现在日本。，在日本侵华战略中志愿打前站的民间社团组织“黑龙会”，与日本政府/军队就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只不过在日本已经完成国内整合的情况下，“黑龙会”及其所代表的日本民间社团力量，政治目标比之中国的“洪门”要更为宏大，是帮助日本帝国夺取并消化中国东北地区罢了。

　　现在我们明白了，洪门所抢占的“反清复明”制高点，使之在整个华人社会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可以说，任何对现有体制、社会、法律不满，乃至仅仅是不想垄断某一经济领域以谋利的人，都可以附会于这个出身高大上的组织，包括参照其既有的组织架构建立实际独立的帮派。

　　在西方人看来，洪门内部的组织形式颇有些民主、共和的意味。这是因为，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式社群不同的是，洪门组织在成员关系上要更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是洪门中人最引为自豪的信条之一。建立在这一信条之上而形成的组织架构，也就有了推选、议事等于看似与西方民主类似的形式

　　用更具平等意识的“兄弟”形式，聚结更多个体的一理念并非洪门所独创，在上一个异族主政中原的朝代——元朝时期便已蔚然成风。随着创作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两书的流传，以及又一个异族统治期的到来，这一能够最大限度淡化个体原有身份、年龄、阶层背景等因素的统战形式，不仅在理论上有了可供参照、引用的“典籍”，更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

　　事实上，在宗教及至现代政党的发展史中，内部个体在身份上的平等，都是迅速获取群众基础的利器。比如伊斯兰教教义中，认定穆斯林皆兄弟的理念，就使其成为了扩张最为迅速的宗教，甚至以此理念在印度教及种姓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南亚地区，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又比如在20世纪初，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崩塌之际，国、共两党都选择了“同志”这个更据平等意味的称呼，来塑造党内的人际关系。

　　回到洪门的问题上来。既然已经说了洪门，那自然也就不免再提一下后来与之并立的“青帮”了。由于“青帮”的出现，洪门也经常被外界称之为“红帮”，以便与之对应并统称为“青红帮”。其实从洪门的组织原则及文字的本意来说，“洪门”之称会更为精准。这里所说的“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标准，一个帮派只要认可以“反清复明”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即可跨进这个“门”里成为组织的一员。

　　反观青帮，在组织架构和原则上则要严格的多，也要“传统”的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青帮成员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以“兄弟”理念为基础，而是与父子相传类同的“师徒制”。每一个进入帮会的成员，都要找一个师傅拜入门下，并且位列相应的字辈。这点，相信对黄金荣、杜月笙等旧上海青帮闻人事迹有所了解的人，应该都能感觉到。

　　比之师徒制更为模仿血缘纽带，突破传统宗社扩张瓶颈的做法，是收“义子”行为。在《三国演义》及《水浒传》这两个民间帮派圣典中也能找到例证。比如将关平设定为关羽的义子。这一做法的历史，要远早于结拜异姓兄弟的形式。类似唐朝李克用蓄养“十三太保”以为爪牙、历代宦官收养子以为外援的做法不胜枚举。不过这种做法在吸引人才方面的局限性还是太大，最起码在做大帮派之时，不如师徒制门槛低。后者只需在强化“师徒如父子”的信条，并在组织架构中注重长幼尊卑之感，便可收到如宗社组织一般的稳定度。

　　总的来说，以“师徒结构”凝结起来的组织，是对传统宗社组织的一种模仿和变通了，其横向扩张力度上不如“兄弟关系”统战而来的洪门。由此江湖上也有“青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之说。不过凡事都是利弊共存，青帮覆盖范围虽远不如洪门，但却因金字塔型的结构，在组织上更为严密，也更有执行力。

　　青帮之所以做出了和洪帮皆然不同的选择，在于青帮诞生的地缘背景有很大的不同。与洪门靠“反清复明”政治理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同的是，青帮的诞生缘起于一笔生意，一笔必须和清廷合作才能完成的生意。喜欢看武侠的朋友，除了熟知“天地会”这个以清朝为时代背景的帮会组织外，一定对“漕帮”之名也不会陌生。这个依托南北粮食漕运发展起来的帮会，真实的原型其实就是青帮。随着南北运河的打通，以及长江下游农业的日趋成熟，南北漕运也逐渐连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18世纪20年代，从清朝政府手中获得漕运权的青帮也由此发迹。也可以说，这之后的漕帮，所指向的就是青帮。

　　由于漕运经济在地域上的局限性，青帮并不需要像洪门那样海纳百川的能力。反之，却需要更高的组织性，以完成政府承包给他们的任务。这使得青帮在组织理念上，与洪门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另外，为了从政府手中获取漕运权，青帮必须撇清与洪门的关系，这从其帮名又被称作“清帮”就可以看出。理念及组织形式的不同，使得青帮并没有成为洪门的一份子，而是最终发展成与之鼎立的江湖第二大帮派。

　　然后青帮却又并非与洪帮无任何关联。一般认为，青帮创立者原出自洪门，因其与政府的公开合作，而被看作是洪门的叛徒。从二者的定位来说，即使没有最初的渊源，洪门将有“红顶商帮”性质青帮视为异类也属正常。不过在19世纪后期，这一观点同时得到了两派的背书。这是因为，随着海运的兴起，漕运开始进入衰弱期。利益的受损无疑导致了青帮成员对清政府的不满，转而愿意在风起云涌的反清浪潮中，为自己扣上一顶“红”帽子。至于洪门中人的态度，江湖第二大帮会愿意来认自己为祖庭，自然也不是坏事。

　　从大历史背景来说，随着西方列强的进入及海洋重要性的提升，漕运在19世纪后期的衰弱、消亡实属必然。然而这并不代表“青帮”会就此消失，毕竟100多年的经营，使得青帮已然拥有了严密的组织架构及足够人力资源，其对“垄断”经济的深刻理解，亦非其它帮会可比。如果有另一个可以拥有巨大潜力的经济平台在侧，还是很有机会抢得先机的。

　　那么，这个能让青帮凤凰涅

　　洪门和“反清复明”思想能够延绵不绝，除了恢复华夏理念天然所有的群众基础以外，与东方被西方的“发现”有着莫大关联。东西方贸易线的打通，客观上激发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潜力，并使得海外华人移民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

　　绝大多数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初期并没有移民的打算，所希冀的只是赚钱养家，最后落叶归根。然而在陌生的环境中，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单打独斗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成一个个群体，以共同抵御风险、争取利益成为了自然选择。这种聚结群体的做法，可以被称之为“社会性”。

　　“社会性”并非人类所独有的特性，在进化过程中，很多动物也表现出很强的社会性。不过人类作为进化程度最高的动物，比之地球上的其它生物来说，总归还是有些特别之处的。体现在“社会性”的特点上，就是人类懂得以某种后天创造的“意识形态”为聚合点，创建新的组织结构。而其它生物，包括人类最初所遵循的组织原则，仅仅是基于天然的血亲关系。

　　鉴于过往的一段历史，“意识形态”一词在中国经常被窄化为政治意识。实际上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也一直说，主义也好、宗教也罢，都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任何对事物的观点和认知，都可以被称之为“意识形态”。一个意识形态所能涵盖的人越多，它在政治上想象空间也就越大。从这点来说，创立“一神教”概念的犹太人，之所以无法竞争过2.03.0版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就在于“犹太”社会的基石，是建立在血统，甚至是基于母系传承的血统之上。

　　以血源纽带聚结为群，是人类的生物本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犹太人算是这个星球上少有的“原教旨主义者”了。唯一不同的是，犹太人的迦南之地面积太小，且处在地缘关系复杂的地中海之侧，使其无法依靠如此“原始”的组织原则做大族群。其所创立的，在传播力上如此“先进”的意识形态——犹太教，客观上只被用来避免族群解体；而身处东方，地理位置上定性为“海中地”的华夏社群，则有机会成长为世界民族之林中人口数量最多的一枝。

　　现在问题来了，前往南洋淘金的华人，是否仅用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就足以凝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应对马来人、达雅人，乃至西方列强的竞争呢？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就像你不能单凭一句大家都是马来人种或者基督徒的口号，就让印尼、马来西亚合并，欧洲统一一样。不过可以肯定的，走出国门之后，基于血源关系而凝结成的一个个基层宗社组织，是很难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了。一定要坚持这样做，就将面临显而易见的人力短板。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中国人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洪门“兄弟会”式的组织关系，以及“反清复明”理念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使得洪门的组织形式成为了海外华人社群的普遍选择。比如在20世纪初，旧金山据称就有90%的华人隶属于洪门致公堂。这促使身处海外的孙中山在发现这一特点后，政治性的选择了加入“洪门”组织。后者及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今天中国的政党序列中，还有“致公党”一席之地。

　　说到这里，再顺便说一下，在推翻清朝之后，“恢复华夏”的口号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反过来，洪门“兄弟会”联盟式的组织理念，却一定程度使之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边缘化。在出身洪门的政治人物看来，联邦式的“联省共和”制，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重建的基础。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曾经与孙中山政见不和，甚至炮轰中山舰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后者在下野之后，在香港着手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转型成为了政党式的“中国致公党”。

　　与洪门组织在推翻清朝后被边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富庶且临海的上海及江浙地区成为“民国”地缘中心后，组织严密、执行力强的青帮组织，反而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更多的露脸机会。以至于一直有传闻，蒋介石曾经一度加入过青帮。

　　上述内容，不仅能够让我们从更高维度，看待20世纪初的那段历史，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解，海外华人社团为什么会倾向于以“洪门”思想和组织形式来凝结社群。18世纪中后期的西加里曼丹地区，便是较早在海外开花结果的洪门式组织试验田。也可以这样说，当时活跃于西加里曼丹的各个华人“公司”，在组织形式上几乎都可以被归类于“洪门”组织。

　　洪门“兄弟会”式的组织特点，同样为西方研究者所关注，其英文名称即为“中国兄弟会”。之所以前面要标注“中国”二字，是因为比洪门思想在中国的兴起稍晚一点，英国也诞生了一个“兄弟会”组织——共济会，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在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发展壮大。

　　最近这些年，随着一些中国研究者，引入将共济会与操控世界的阴谋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共济会组织在中国也成为了阴谋论理论中的常客。由于中、西两个兄弟会，在形式上有颇多类似之处，甚至有人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其实二者之间并无关系，彼此之间的相似点，只是一种基于传播力考量的自然选择罢了。就像中、西方政治史，都经历过裂土分疆的“封建”模式，但并不存在谁模仿谁一样。

　　与洪门的组织原则类似的是，共济会也试图用兄弟关系，抹去被吸纳者的背景差异，以获得尽量多的受众。不同的是，二者诞生的环境不同，导致在意识形态的选取上有所差异。如果说“洪门”组织在吸收成员时的门槛是“华夏”身份及认同的话，那么共济会成员的底线则是对“神”的敬畏感。即信仰任何宗教的人，都可以加入共济会，但前提是你必须是一个有神论者。

　　事实上，从宗教信仰角度来说的话，洪门所主张的“华夏”认同，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基于血源传承而形成的“祖先崇拜”。看到这里，会不会再一次感受到地缘的力量，回想起中、西方地缘模型上的“海中地”、“地中海”差异来？对于地缘结构复杂的“西方”来说，“神”在意识形态统一方面的作用，要远大于古老的中央之国。

　　共济会在西方是否真的那么有能量，又是否真的操控世界，并不是这里所要探究的方向。不过可供参考的是，如果一定要在中国制造一个类似的阴谋概念，洪门倒是极佳的选择。如果根据一些表面特征，及组织出现的时间顺序进一步开脑洞的话，你甚至能得出共济会是洪门在西方的分支，进而演绎出洪门控制世界的故事来。

　　好了，头脑风暴至此结束，回到西加里曼丹的华人问题上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于成千上万涌向西加里曼丹淘金的华人来说，并非天然就会结合为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并无可能因为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或者洪门兄弟，就会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之争。由于闽粤地区族群结构的复杂性，海外华人在抱团取暖时，最初都会倾向将个人的地缘属性作为重要标准。比如说兰芳公司，核心成员就是来自广东梅州的客家人。同时，前往西加里曼丹淘金的华人，亦以客家人为主。

　　从商业角度来说，随着竞争的加剧，兼并、重组，直至形成垄断共赢的局面是一种趋势。荷兰东印度公司及至荷兰共和国的建立，本质都是基于这一商业规律。这一规律同样也适用于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之后，主要聚集于三发河——卡普阿里河下游之间的数十个华人公司，在18世纪70年代大体重组为了两部分：一是南部的“兰芳公司”；二是北部的“和顺总公司”。前者的核心采矿区被称之为“东万律”；后者的核心采矿区则被叫作“蒙特拉度”或者“打劳鹿”

　　与西加里曼丹为所谓“兰芳共和国”一统天下网络宣传有出入的是，兰芳、和顺两大华人集团，一直共存到了1850年，直至后者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征服。兰芳公司之所以成为西加里曼丹华人社会的代名词，更多是因为荷兰人在征服和顺等华人公司时，兰芳公司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而较晚被消灭。

　　另一个有意无意的认知误区，是撇清“兰芳”与天地会之间的关系，甚至将之描述为竞争关系。这当然是由于所谓“兰芳共和国”，已经被拔高为了一面共和旗帜，将他的出身与一个帮派色彩浓厚的组织挂钩，实在是有侮这一定位。然而，兰芳公司的天地会组织性质，却是又客观存在的。为了自圆其说，愿意相信兰芳为亚洲“共和”体制开拓者的研究者，会将兰芳公司的一些竞争社团，笼统称之为“天地会”，并认定其天地会式的组织形式，只是向后者借鉴罢了。

　　尽管西加里曼丹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华人共和国，但说华人自18世纪中后期起，一直主导当地经济，及形成了稳定的华人社会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吸引华人前往西加里曼丹青奋斗是西加里曼丹的金矿，不过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华人社团，一开始都是从事采矿业。要知道，一个聚集了数以万计华工及其家属的区域，粮食的供给本身也是一笔大生意，尤其中国人的食谱跟当地土著有很大区别的情况下。

　　在绝大多数公司专注于采矿之时，部分华人开始注意到了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巨大商机，兰芳公司便是其中的代表。类似的商机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淘金热中同样呈现，在绝大多数人把“金”理解为水中的砂金时，某个顺势发明耐磨帆布牛仔裤的美国人，也淘到了自己的金。

　　相比牛仔裤，粮食要更为刚需、更容易因垄断而扩张势力。在采取结盟的方式，与其他采矿公司联手消灭自己在农业领域的竞争者后，兰芳公司的势力得以迅速扩充，并开始染指西加里曼丹的矿业。与其同时，意识到危机的其它华人公司，也开始分出人手开辟自己的农业基地。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个的矿业公司，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个结构齐全的华人小社会。

　　对于习惯于打造自循环经济的中国人来说，发生在海外的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即使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也还遗存有很多基于某项产品生产，比如钢铁生产、石油开采，而衍生出的一个个“企业型社会”。这些大多为国企的大企业，不仅拥有医院、学校，甚至派出所等社会性机构，甚至在人员流动上呈现出很大的自循环性。只不过在政治结构稳固的中国，这些“企业型社会”并没有机会进化为政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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