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全球 第七百零二十四章:殖民战争(二十五)
作者:陈健钢的小说      更新:2019-04-25

  在后一条路线中,南洋的地缘Z治地位,与它在几百年前,并没有本质性变化。

  “Y带一路”的提法,本身是一个,地缘Z治遗产继承的经典做法。

  用一句成语形容,就是“旧瓶装新酒”。

  前者旧瓶源自于汉武帝时期,开拓成型的丝绸之路。

  后者的旧瓶上,最耀眼的那抹亮色,显然就是“郑和下西洋”了。

  在M六甲王国,试图摆脱南北两大王朝影响,艰难求生之时,大明王朝的这个历史性决定,将对M六甲及南洋的地缘Z治生态,造成重大影响。

  公元3年,郑和奉命七次出海远洋。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远洋之举,船队编制有2万余人,规模达到200余艘。

  其航迹从南海向西,一路延伸到北印度洋周边地区。

  即使是后来在海外殖民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功的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在开拓时期也难以望其项背。

  如此大规模的天朝船队进入南洋,不可能不对当时的南洋,造成重大影响。

  不过,在了解郑和下西洋一事,对南洋的影响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西洋”这个概念。

  首先要了解的是,到底哪里才是“西洋”。

  其次,从以方位命名的方式有看,有西洋也就必定有东洋了,那么“东洋”又在哪里,郑和他们又有没有去过“东洋”?

  我朝是取代了元朝统一了天朝,其最初对海洋的认知,自然也继承于元朝。

  在元朝时期的认知中,苏门答腊岛西端,是一个分界线,以西地区被归为“西洋”,

  以东的M六甲海峡、南海周边地区,则被称之为“东洋”。

  这个切割标准,在后世也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划分法,应该说还是很科学的。

  然而,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以此标准来看的话,作为郑和船队重要目的地的马来地区,毫无疑问的应该属于“东洋”范畴。

  那么,为什么这段历史,被称之为“下西洋”,而不是“下东洋、西洋”呢?

  实际上,“郑和下西洋”的提法,并非出自于郑和往来东、西两洋之时,而是源起于16世纪末,即明万历年间的一本演义小说——。

  当时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正处在倭寇犯境的威胁之中。

  舆论上,有借郑和远服海外诸国之事,抵御海外侵扰、重振国威的需要。

  “三宝太监下西洋”及后来演化而成的“郑和下西洋”故事,遂在此时以演义,甚至被神化的形式流传于世。

  现在,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为什么我朝初年,郑和出使东、西两洋的事件,在后期演化为了“下西洋”。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是因为国人在通过郑和船队的多次远洋,系统获得东、西两洋的资料后,发觉元朝的划分方法,并不那么准确。

  如果,从南G国找一个,离开G国海岸线的起点的话,这个起点无疑是guang州。

  假如从G州出发或经停,借助季风南行的,天朝船队一路向南的话,他们最先抵达的将是,加里曼丹岛中部。

  对应的点大体就是后世“文莱”的位置。

  在郑和开启天朝的“大航海时代”后,文莱地区,此时名为“渤泥”,也得以凭借这一优势,发展了与天朝的关系。

  对于有严重“对称情节”的国人来说,如果文莱——G州这样一条近乎正南、正北的中轴线,

  即在指南针的帮助下,做到这一认知并不难,来划分东、西两洋,看起来会更为合理。

  由此,在我朝后期,无论是刚才我提到的,还是同时期成书的,

  都将文莱及其以西地区,归入西洋范畴,苏禄苏丹国及倭国领土内的国家,则归入“东洋”。

  在19世纪中后期,在被跨海而来的欧洲人,逼迫打开国门看世界之后,西洋一词在天朝,逐渐成为了欧洲,乃至整个白种人统治下欧美地区专属。

  “洋”这个在天朝文化中,地位原本远低于“土”的字,也因其在技术上所暗含的先进性,与后者的对比关系发生了逆转。

  以至于后世,“洋”在中文的语境中,仍然含有高大上的意味,“土”则反之。

  受这一思维影响,在倭国凭借海洋实力崛起,并对天朝构成威胁后,“东洋”的标签,也成为了倭国的专属。

  当东、西两洋都有了专指对象之后,“南洋”就成为了南海周边地区的代名词,更可进一步用来专指马来地区,我讲述中的“南洋”,就是这层意思。

  纯粹从其与南海相接的位置来说,“南洋”一词的使用,倒也更为准确。

  当然,名字只是一个标签,不要因此而引发认知混乱就行了。

  大家更关心的,是郑和下西洋之举,到底对南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之所以说“郑和七下西洋”之举,于当时只是一次试错,是因为这场前后延续28年,

  即年远洋行动,在郑和身死之后便戛然而止。

  相比之下,比大明王朝晚了十几年开启海外探险之旅,且起点和规模要低得多的葡萄牙,

  不仅没有因开拓者,恩里克王子的身故而止步,反而一步一个脚印的,构筑起了全球化的“葡萄牙帝国”。

  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概因为“海洋”对两者的意义完全不同。

  对地大物博、人众多,并且在综合实力独霸于东亚的中央之国来说,海洋所带来的商业之利,只是用来锦上添花的。

  甚至,这个“花”添与不添,亦不取决于是否有经济价值,更要看有没有可能,影响王朝内部的集权度及稳定性。

  所谓“凡士农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这是清.雍正之语,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总结。

  反观葡萄牙,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

  土地狭小而贫瘠,其在15世纪,人口不过百万,甚至一直笼罩在强大近邻,“西班牙”的阴影之下。

  海外扩张成为了其,唯一改变国运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