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未来必须要换装？

　　其一是改变军人的军容面貌，提高行动敏捷，以外力介入强行改变百姓审美观。其二就是以朝廷政策带头，加大棉花的布行的生产，从而间接促进棉花种植业。

　　国内哪里适合种棉花？自然是高昌、甘肃、荆湖南北、夔州、中京、京西和淮南一带、永兴军、利州、河东等偏于西部和北部的内陆地区。

　　不论是将来以纺织品冲击亚欧市场，还是化学火药硝化棉的使用，都需要大量的棉花。现下国内的布行的价格还是偏高，许多百姓仍然以麻布衣物为主，主要是织布技术和棉花供应量的限制。

　　织布技术只能慢慢来，但加大棉花产量开发西北两地经济却是必须之事，要稳定高昌和甘肃、河东一带的百姓和商人，棉花种植是再好不过的民生项目了。

　　别小看这种农业经济，另一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荷兰、葡萄牙、英国等等，之所以能笑傲全球各领风骚，利用殖民地展开棉布倾销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比军火贸易份额还要大，并且相当稳定。

　　精美的金银货币、纺织品、茶、军火、瓷器是将来中华国在海路开通后对亚欧大陆展开经济掠夺的最重要五把利剑，把亚欧大陆上的女人、金银和优质动力煤、石油换回来。

　　所以啊，有些东西真不是张某人随随便便搞出来的，当然，其中的目的性暂时没必要跟内阁大臣们解释，将来干起来时候再说不迟。

　　而且，现在搞出来的粗线皇武布也不是后世那种细密紧绷的牛仔布，比较厚实耐磨，颜色上统一染成偏蓝色。

　　从年后起，朝廷放开了粮价管制，准许粮价在30%以内浮动。于是乎，在短短的两个月里，粮价就攀升到了0.018元每斤。

　　普通人人均每月消耗45斤粮食，也就是八角一分钱，沿海18元每月的工资水平比起内地8元/月，依然要富裕的多。

　　现下，猪肉涨至八分钱每斤，羊肉跌倒四角五分钱，牛肉依然在一元三角每斤徘徊。百姓们的温饱问题是解决了，偶尔弄点肉类打打牙祭也不是吃不起。

　　去岁税赋一项收入将近八千万，其实也就是每个百姓头上收了七角钱，还不到0.5%。这是相当，相当低的赋税了。按正常的税赋来说，近个人所得税一项就得5%以上才正常。

　　个人所得税是采用累进制度，从100元/年往上开始分等级，按照3%，8%，15%，20%，25%，30%，35%，40%，45%来对不同收入的人群进行征收。最高也就45%，低于遗产税。

　　当然，这个新税制是从三月份开始实施的，借着开通西域商道的风，商人们虽然闹了一阵，但很快就被平息了下去。

　　其实现在中华国内的商人们真是痛苦又幸福，比起前朝，他们被征收的税赋可算是低了许多，而且财产比较安全，不用担心被朝廷无故抢夺。但是前朝可以偷税漏税啊，新朝廷下你敢偷一个试试？

　　老实说，商人们赚的的确比前朝多，但实打实交的赋税也多啊。人是贪婪无休止的，谁也不想口袋里白花花金灿灿的银币金币被别人拿去。

　　不过，百姓和商人们都知道新朝廷穷，国内又大修国道和水利工程、工业城市，对外还在打仗。不支持新朝廷，难道让朝廷打败仗后被女真人抢夺？

　　朝廷对偷税漏税现象查的极其严格，抓到一个就罚到你大出血，罚款也就罢了，还会判刑，花钱都买不通关系。因为凡偷税者都要被当地官署的报纸进行实名通报，利用各种理由和危害批判的体无完肤，名声臭了，整个家族都在当地站不住脚。

　　名声对这时代的古人来说极其珍贵，谁愿意出门被百姓戳脊梁骨？偷税漏税就是置民族与水火之中，与百姓为敌，与国家为敌，大有和敌对国家为虎作伥之嫌疑。这么大顶罪恶的帽子扣下来，商人们也很无语。

　　不过新朝廷在开国三年后，虽然渐渐恢复了税赋，但国内经济发展还是很快的，到处都是投资的机遇。在朝廷准许粮价浮动30%后，带动市面物价上涨，去西部、北部当农场主显然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朝廷对南方的肥沃土地管制极其严格，准许种植经济作物的耕地很少，只能种粮食。但对西北则没那么大管制，除了一些朝廷要求的经济作物，商人们根据土质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相当一部分农场主选择种植冬小麦，毕竟市面上面比米贵，9月中下旬至10月上旬播种，翌年5月底至6月中下旬成熟。间隙种种苜蓿、芝麻、胡椒、胡萝卜等其他作物。

　　南方一亩地苜蓿每一茬能收1500斤左右，每年最多可以收割4茬，市价0.35元/百斤，而且对土质要求不是太高。北方是两茬，一亩地一年也能赚个七八元。

　　农场主一般都是一次性从当地官署租种五十亩以上，刨去人工什么的，五十亩地一年能赚三百来元，比在工厂里干手工有的赚头。要是当地官署有什么种植任务下达，那赚的更多。

　　租借贫田、次田和良田、水田各有不同的种法，朝廷对西北的良田水田管制比南方更严格，强制性种植麦子--毕竟粮仓储量关乎当地主政官员的政绩和乌纱帽。

　　就目前来看，中华国施行的是朝廷牵头、国营为主、鼓励私商、宏观调控的计划经济，下放权力给各地官署进行微观调控，有步骤地一点点放开市场管制。盖因商人逐利，很多时候不顾国家发展而盲目跟风地投资，所以，眼下施行计划经济要比市场经济更具优势。

　　就好比商人们手中财富增多后，在粮食溢出的情况下，朝廷放开了酒水管制，结果大批商人进入酒水行业，粮价也就是这么被抬起来的。要不是朝廷规定了粮价30%的强制浮动率，百姓非得抱怨不可。

　　商人们在酒水行当中大赚一笔，财富又是积累起来，一批商人选择去西北投资，一批商人比较思想守旧，宁愿把钱存在银务署里吃“低息”也不愿意去西北。

　　活期储蓄利率降到0.08%，一年定期储蓄降到0.55%年利率，相当一批商人还是不愿意把钱花出去往西北投资。年后发行了近两亿元的五年期国债，把利率降到0.7%，投入市场打个水花就不见，真个叫朝廷无奈。

　　好在是计划经济占主导，朝廷只好从银务署里借商人们的储蓄大力开办国营工厂，吸引私商入股，也算是缓解了这个头疼现象。

　　归根结底，中原百姓“守财奴”的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依旧需要朝廷坚持不懈地宣传商业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