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盈在布鲁塞尔的最后一天，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早上最后一次集合时，支撑在窗沿外的帆布篷淅淅沥沥滴着水，叮叮咚咚地敲在斑驳的石阶上，给那些历经数百年的石头再增加些沧桑的痕迹。陈盈照例每天在旅馆一层的咖啡厅里上网、回邮件，不出意料地一无所获。她猜测他还在生她的气，或者他尚未从病痛中恢复过来，所以无法回信。吃早餐时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谈论即将到来的假期，每人都对旅行充满期待。

　　“我会去东欧看看——你知道，华沙、布达佩斯什么的。我从小就想去那边看看，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一个美国女生说。她穿着橙色长款毛衣，下摆垂到膝盖边缘。

　　“我要去希腊度假。在这个季节，去那边肯定特别温暖。”一个阿根廷女生说。

　　陈盈吃完早饭，和同学们合过影，收到领队老师下发的作业题目，然后打起伞独自朝最近的邮局走去。到达时，她看到几个同学正在排队邮寄巧克力。邮局员工正耐心地按要求仔细包装着，以免这些昂贵的食物在运输途中受潮变质。

　　“早上好。”

　　“早上好。”

　　他们见到陈盈互相问好，然后继续忙各自的。陈盈从旋转的明信片架上挑出几张付了钱，找个没人的窗台就着写起来。她偶尔抬头看看窗外，玻璃上的雨水一行行流下来，外面的景色仿佛在哭泣。

　　她给梁静、秦宏和叶枫的都写好，给妈妈也写了一张。已经离开家这么久，她不想让家里人为她担心。最后她给汪屹也写了一张，只有寥寥几句，估计在他生日那天恰好能收到这份祝福。她买了邮票，舔舔背面，方方正正地贴在每张明信片上标明邮票位置的空方格里。她等在红色的邮筒旁，看着当日邮递员打开锁，收走第一批信件。那是个满头白发的邮递员，穿着褐色雨衣，接过陈盈的明信片时向她点头致敬。

　　她会乘国际长途汽车前往荷兰，昨晚睡觉前已研究过汽车时刻表。同学们陆续散了，向各自安排好的机场或火车站进发。她拖着箱子打着伞，一路询问来到汽车站。还有半个小时才发车，她站在空荡荡的等候室里，看着玻璃门外盛着细雨的云悄悄飘过。等快到点时，等车的人多起来，天空也变得明亮了。

　　“天气变好了，哈？”检票员在查看车票时对她说。

　　“确实是。”她接过票根，在靠近车窗的位置坐下。开车前，她旁边的座位被一位梳着极短金发的女孩占据。她朝陈盈眨眨眼，一瞬间就把随身行李塞进头顶的架子上。

　　“日本人？”她问。

　　“不，中国人。”陈盈回答。

　　车辆启动了，从长途汽车站出发，很快拐入附近的高速公路。尖顶的哥特式建筑被抛在身后，辛格风格房屋即将映入眼帘，在交替之间是漫长的等待。公路两侧是一望无尽的田野，时间已经进入隆冬，收割后的麦田被拖拉机耕成整齐的垅状。白海鸥在垅间飞来飞去寻找食物。稻草人穿着破旧的衣服孤独地撑着摇扇，两只乌鸦落在它的肩膀上。风吹过时扇子机械地来回摆动，像是在和路人打招呼。车在柏油马路上平稳地行驶，感觉不到颠簸。陈盈从书包里拿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循着书签夹起的一页打开，继续读下去。

　　“看的什么书？”邻座女孩嚼着口香糖问。

　　陈盈翻到第一页，把英文书名指给她看。

　　“来旅行的？”她接着问。

　　陈盈点点头。

　　“干嘛看这么大部头的书？”

　　“只带了这一本。”

　　“中国人都这样？”

　　“你是说只带一本书还是看大部头著作？”

　　“两者都是。”

　　“年轻人里大概只有我会这样。”陈盈讪讪地笑了。

　　“我就说嘛。在澳大利亚，几乎没人会在旅游车上看这种书。”

　　“你是澳大利亚人？”

　　“是的。”她的绿眼睛说话时转来转去，“就你一个人去荷兰？”

　　陈盈看着她，没有回答。

　　“我是说，如果你愿意，可以来我们餐馆。我是个厨师。”她说着拿出一张名片递给陈盈，“刚在阿姆斯特丹找了份工作，顺便到处看看。”

　　“好，有空去找你。”陈盈拿过名片夹进书页间。

　　两个半小时候，车辆驶入荷兰首都。乘客们依次下车，等着从大巴底部取行李。陈盈也跟着排在队伍里。

　　“我先去那边买个汉堡，一会儿在车站门口见。”那个澳大利亚女孩背着高高的旅行背包朝她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