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里有很多事例，从侧面告诉我们明朝的商品经济大致情况，虽然商品经济蓬勃兴起，但商品交换行为极不规范。商人赚取不法利润手段很多，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但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豪夺，一类就是巧取。

　　所谓豪夺，就是公开抢掠，就是明火执仗，依靠暴力强买强卖，欺行霸市，采取流氓手段。

　　先看看《金瓶梅》里他们是怎么样豪夺的。

　　李瓶儿气死了老公花子虚后，便一心要嫁给西门庆。两人情投意合，已经确定了婚期。不料西门庆亲家的亲家杨提督案发，被皇帝抓进了大牢。此案不仅牵连到亲家陈洪，也牵连到西门庆。

　　西门庆为了消灾，一面关紧大门，断绝与外界往来，一面派来保到东京送银子。李瓶儿联系不上西门庆，得了相思病。太医蒋竹山治好了李瓶儿的病，并告诉她西门庆摊上大事了。李瓶儿在绝望中嫁给了蒋太医。

　　李瓶儿一心想和蒋太医过好日子，给他买了一头毛驴代步行医，又拿出300两银办起药材门市部。小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滋润的。

　　玳安告诉主子西门庆，说李瓶儿和蒋太医结婚，并开了药材门市。李瓶儿改嫁并没有引起西门庆的愤怒，但是开药铺就是挖自己的墙角了。谁敢动我的奶酪，我是流氓我怕谁？

　　西门庆找到两个流氓地痞——草里蛇鲁华、过街鼠张胜。要他们直接砸场子，并给了四五两碎银子。

　　鲁华、张胜借口买狗黄、冰灰，并谎称蒋竹山欠他们30两银子。蒋竹山解释道，我这里是正宗的南海波斯国冰片，哪来冰灰，并不欠钱。两人痛打蒋竹山，砸了药铺。

　　次日，西门庆买通夏提刑判蒋竹山还银子30两，并痛打三十大板。至此，药店关门。李瓶儿无奈替蒋太医还了银子，并将其赶出家门。

　　李瓶儿无路可走，只好又哀求西门庆，最终嫁给了西门庆。

　　西门庆死后，女婿陈经济因和潘金莲私通败露，被吴月娘赶出了家门。陈经济自立门户，做起了生意。母亲死后，陈经济从母亲的箱柜里翻出了900两银子，往湖州贩丝绵绸绢。货船到清江浦码头。陈敬济叫杨大郎暂住几日，带陈安往浙江严州府，威逼孟玉楼与他回清河。

　　孟玉楼和老公商量，以夜间带银子和陈经济私奔为由，让老公公李通判把陈经济抓进了牢房。徐知府徐崶将陈敬济、陈安无罪释放，并当众训斥李通判公报私仇。

　　杨大郎见陈经济吃了官司，动了心思，你小子的银子也不干净，不抢白不抢，开船走人，公然抢夺了900两银的货物。

　　陈经济由此一贫如洗，沦为乞丐。杨大郎人间蒸发之后，跑到临清码头开了酒楼，成为富翁。

　　两年后，陈经济被春梅收留。春梅已经是周守备的老婆，有钱有势。陈经济有周守备为靠山，决心严惩杨大郎。你小子不仁，别怪我不义，老子今天要你怎么吃进去，怎么吐出来！周忠拿上守备的名片，带上陈敬济的状子到提刑所状告杨大郎。何永寿和张懋得见周守备家人来告，迅速捕捉杨大郎和杨二风，一顿夹打，监禁数日，追出350两银子，100桶生眼布。酒店中家具等折算50两。陈敬济状子上告900两，还差350两，又卖了房子50两，家产尽绝。

　　陈敬济把杨大郎的大酒楼夺了过来，和谢胖子合伙，春梅拿出500两银子，共凑1000两银子，让陆秉义主管，大酒楼重新开张，每天营业额有三五十两银子。

　　豪夺做法，公然树敌，好景不会长久，靠暴力获得的利益，最终也会被暴力夺走。

　　再看看那些人又是怎样巧取的。

　　所谓巧取，其核心就是骗，常常在度量衡上做手脚，在成色上做文章，在规格标准等方面搞欺骗，往往让对方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做出损失和牺牲。

　　第六回，王婆帮助西门庆把潘金莲勾搭到手后，又合谋害死了武大郎。自此，西门庆无日不到王婆家与潘金莲鬼混。每次见面，王婆便上街打酒买菜。精明的王婆为了防止商人克扣斤两，带上一杆十八两秤。明朝的度量衡一斤是十六两，可是王婆的秤偏偏一斤是十八两。这样王婆购物验秤时，每斤可以偷偷地赚取二两。

　　第十六回，西门庆从李桂姐妓院来到李瓶儿家，两人饮酒玩牌。颠鸾倒凤，淫欲无度。早晨，玳安骑马来接，窗外告诉西门庆，三个川广客人来访，有许多细货要兑与傅二叔，只要100两银子押合同，其余款八月中旬付清。客人一定要与西门庆面谈。李瓶儿见家中来客商，买卖要紧，催西门庆抓紧时间回去。深知经商之道的西门庆，却不着急回去。他一眼看穿对方的细货滞销，却急于脱手。小子同我玩，你还嫩了点。凭我的资金实力玩死你，于是迟迟不出场，将对方逼入困境。

　　这是一种高超的巧取，这是将对方置于绝境后，再宰割的技巧。

　　第七十七回，西门家的财务出纳先是李娇儿负责，后交孟玉楼，最后由潘金莲负责。潘金莲自从当家管理钱银后，就另定做了一把新戥子。潘金莲在新戥子上做了手脚，常常与小厮发生矛盾，甚至唆使西门庆打小厮。这也是一种巧取，只不过潘金莲的手法笨拙，虽是巧取，却被人识破，如同豪夺，搞的家人怨声载道。

　　高明的骗子，把你卖了，还让你帮他数钱。虽然欺骗有术也有效，但有限。再高明的骗术，总会露出马脚。

　　明代之前，商人活动大多单个的、分散的，没有出现商人群体，即有商无帮。正是因为商品交易存在豪夺巧取现象，并且官府不作为，导致商人自救，出现一些商帮和会馆组织。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业活跃，商业规模增大，各地先后出现了商人群体——商帮，如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福建商帮、龙游商帮、广东商帮和徽州商帮。商人为了保护同行、同业或同乡的利益，成立公所或会馆，并有行规帮约。但极不成熟，也没有严格规范的行为准则，一些商会组织的管理也是松散型的，并没有有效的强制措施。更为关键的是衙门官府不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一套严格的市场管理办法，这就是明朝的商品经济不能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