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乐苦对政权安定的意义。其性又节俭，故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
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
刘恒君臣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开创“文景之治”的繁盛之局。公元前157年7月6日夜晚刘恒在未央宫病重，他在弥留之际叫来了自己的太子刘启，将这神州的大汉江上托付给了他的长子后而撒手人寰，享年四十七岁。刘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君主，而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那位原来刘恒的巩固托孤大臣晁错了。
公元前200年，晁错出生于颍川（今河南禹州），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汉文帝刘恒在位时期，因能文任太常掌故。朝廷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
晁错任博士时，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得到文帝赞赏，拜为太子家令。由于晁错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可以说这是晁错的春天因为他同时得到了文皇帝刘恒和未来的皇帝刘启的赏识。
公元前169年，匈奴屡侵边境，侵扰狄道，文帝刘恒发兵征讨，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指出对匈奴的作战中器械要坚固锋利，士卒要精兵劲卒，将领要精通军事，君主要选择良将。文帝刘恒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但并未采纳晁错主动出击的建议。
随后晁错接着又向文帝刘恒上了《守边劝农疏》，提出用经济措施鼓励移民，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抵御外患，被文帝所采纳。[6]于是晁错又上《募民实塞疏》，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公元前165年，晁错任太子家令时，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推举为贤良。由文帝刘恒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问题，提出征询（即“策问”）。当时贾谊已死（诈死后叛徒往越国，以当时的人的角度来说贾谊这样的病是无药可救的），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即《举贤良对策》），深得文帝嘉许，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
此后，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刘恒，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文帝刘恒虽未采纳，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等大臣并不喜欢晁错，持反对态度。
公元前157年，文帝刘恒去世，太子刘启即位，提拔晁错为内史。晁错多次单独晋见刘启，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
丞相申屠嘉心怀忌恨，以晁错擅自凿开庙墙为由，报请刘启处死晁错，晁错提前得到消息，申屠嘉未能得逞，只得谢罪而退，不久患病而死。申屠嘉死后，景帝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愈加显贵，可以说此时的晁错到了人生的巅峰，不过正所谓高处不胜寒，站的越高跌的越重。
公元前155年，晁错向刘启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提议削藩。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奏章送上去，刘启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集会讨论，因刘启宠信晁错，没人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不同意，从此和晁错结下了怨仇，这削藩令看似对大汉很好，但是其实那就是晁错的催命符。
随后刘启诏令：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诸侯哗然，都强烈反对，憎恨晁错。
晁错强行削藩，冒着极大的风险。晁错的父亲劝解无效，服毒自尽。
接下来的情况证明了晁错的政策是多么的无能，刘启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联兵反叛，是为吴楚七国之乱。刘启闻知消息，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晁错建议刘启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时逢窦婴入宫，请求刘启召见袁盎。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于是景帝问计于袁盎。袁盎认为吴楚七国造反不足为患，并请求景帝屏退旁人，献策说：“陛下，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只要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兵不血刃。”刘启默然良久，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诸侯退兵。于是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刘启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晁错毫不知情。于是刘启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晁错死后，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汇报军情，景帝询问交涉进展。邓公认为诸侯叛乱，清君侧只是借口，诛杀晁错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而叛乱并不会平息。刘启深以为然，拜为城阳中尉。其后景帝降诏讨伐，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胜利，晁错就成了刘启名义上的背锅侠。（本章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