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刘洵的运气和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是既汉武帝刘彻以来汉朝最会打仗和开疆扩土的皇帝。

　　西陲之羌，盘踞青、陇，民风剽悍，勇猛好战，策应匈奴，扰我边疆。宣帝遣赵充国讨伐，两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也就是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年。

　　汉武帝刘彻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汉武帝刘彻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

　　这时，羌入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郡县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

　　刘洵在位期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

　　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

　　公元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刘洵得知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

　　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公元前61年春，汉朝中央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安国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

　　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

　　刘洵意欲起用赵充国平叛，但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高龄，可以说赵充国很有可能死在平叛的刘路上，这不用怀疑，在汉朝的医疗卫生环境下，将军难免阵前亡并不是危言耸听，随后刘洵就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道：“没有超过老臣的人了。”

　　刘洵又派人去问：“将军估计羌虏会怎么样，应当使用多少人？”

　　赵充国答道：“老夫以为百闻不如一见。军事情况难以遥测，臣希望赶到金城，制定出作战方案后上奏。然而羌戎只是弱小的夷族，违反天意背叛国家，不久就会灭亡，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给老臣，不要担忧。”刘洵想了想后笑着答应了。

　　于是，赵充国以古稀之龄督兵西陲。他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罕、开羌，瓦解羌人各部落联合抗汉的计划，欲等羌人困顿之时再攻击。此时酒泉太守辛武贤上书请击罕、开羌，赵充国表示反对。

　　百官商讨后都认同辛武贤，刘洵遂下书责备赵充国。赵充国再次上书详陈利害，建议先诛先零，被刘洵采纳。先零羌逃走，死亡被俘者众，罕羌前来归顺。

　　公元前61年秋，刘洵赐书赵充国于十二月攻打先零羌。赵充国坚持上屯田奏疏，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

　　赵充国的奏书每次上报，都要被交给公卿大臣讨论。刚开始赞同赵充国计策的人有十分之三，中期十分之五，最后达到十分之八。刘洵下诏质问先前说赵充国计策不好的人，他们都磕头认错。最终刘洵同时采纳了赵充国屯田与辛武贤、许延寿出击的建议。

　　公元前61年冬，刘洵诏令强弩将军许延寿、破羌将军辛武贤、中郎将赵印出击西羌，斩首并降敌共八千余人；赵充国俘虏五千余。宣帝诏令撤军，只留下赵充国屯田。

　　公元前60年夏五月，赵充国奏疏被许可，整顿军队而返回。同年秋天，羌人若零、离留、且种、皃库一同杀了先零羌的首领犹非、杨玉，同其他首领弟泽、阳雕、良皃、靡忘一起，率领煎巩、黄羝部落的四千多人投降了汉朝。汉朝遂设置金城属国来安置投降的羌人。西羌遂定。

　　而刘洵在位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认真总结了汉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汉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

　　刘洵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公元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

　　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豪强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

　　公元前73年，刘洵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

　　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

　　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

　　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

　　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如此刘洵一朝就基本摆脱了楚国的低价粮食倾销，在刘洵看来虽然越国粮食廉价，但是将大汉的农业和身死存亡都绑在一个国家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本章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