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１８２年，汉帝国在西方羌族之乱和三次党锢之祸的纷乱中风雨飘摇，连年来各地反叛此起彼伏，今年却破天荒的相安无事。汉灵帝和他的十常侍，继续躺在声色犬马的西园当中作威作福，孜孜不倦的追求着淫乐，却对帝国岌岌可危的处境视若无睹。
平定羌患耗尽了物力财力，党锢之祸又让国家的有识之士离心离德，朝廷卖官鬻爵腐败不堪，看似强大的集权统治，此时即将面临生死攸关的挑战。走投无路的流民、势力强大的豪强大族、居心叵测的军阀，还有虎视眈眈的边地异族，都在酝酿着一场声势浩大的风暴。
这一年，２８岁的议郎曹操触摸到了帝国腐朽的真相，屡谏无果之后选择了缄口不言；２８岁的孙坚因为讨贼有功，多次调任地方县丞，仕途正蒸蒸日上；２３岁的刘备大约完成了卢植的学业，或许回到涿县谋了个差事，继续当他的地头蛇。而名门之后的袁绍和袁术，一个在洛阳广交豪杰，一个则整日飞鹰走狗。
这些日后左右天下的群雄，此时还都没有开启自己的霸业，而有一位仁兄却已经被派往乌桓、鲜卑环伺的幽州，从此踏上北抗夷狄、南争河朔的戎马生涯。这个人，就是公孙瓒。
提起公孙瓒，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都停留在刘备的师兄、赵云的旧主。在中，公孙瓒最有名的一次亮相就是“界桥之战”，此战他败得十分狼狈，如果不是赵云和刘关张即时出手相助，恐怕就要提前领盒饭了。
此后借赵云的遭遇又指出公孙瓒并非明主，因此公孙瓒给大多数人的印象，不过就是刘备的一个陪衬。然而，历史中的公孙瓒，可远没有这么简单。
就在公元１８２年，公孙瓒以孝廉被派往辽东属国担任长史。辽东属国相当于今天的某某生产建设兵团，是一种军事化管理的行政区划和体制，长官一般被称为“都尉”。
当时的辽东属国没有都尉，所以身为长史的公孙瓒自然就成了这的一把手。当时的幽州内外遍布乌桓、鲜卑的势力，面对两个加起来拥有十万骑兵的部族，东汉朝廷不可能不委任一人专门负责，这就是东汉的护乌桓校尉。
然而，自从５年前讨伐乌桓、鲜卑大败之后，领兵的鲜卑中郎将田晏、匈奴中郎将臧旻、护乌桓校尉夏育全部被削职为民，从此朝廷便再没设立过这三个职位。但鲜卑此后却连年入寇，直到１８２年戛然而止。
根据史料推测，朝廷约在这一年派人担任新的幽州刺史，这就是刘虞。在刘虞治理幽州的两年当中，因为采用了良好的怀柔政策，鲜卑和乌桓从未作乱。但是，这多多少少也有公孙瓒的功劳。
在一次塞外的遭遇战中，公孙瓒以数十名巡逻骑兵，击败了鲜卑骑兵数百人。他本人一马当先，手舞一根双头矛，直接杀入敌军之中，史称“鲜卑惩艾，后不敢复入塞”。虽说毕竟是沾了刘虞的光，但通过此事也足以看出公孙瓒的勇猛。这两个命中注定的伙伴与宿敌，想必此时已经对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公元１８４年，黄巾之乱爆发，刘虞被调往乱军最活跃的冀州担任甘陵相，稳定当地的局势，幽州再一次成了无主之地。大约是刘虞的声望所致，这一年幽州相安无事。然而，帝国的审判日已经降临，以黄巾之乱为开端的全国大规模反叛拉开了序幕。
就在当年，西方的湟中义从聚众反叛。公元１８５年，朝廷征调乌桓突骑三千人，协助车骑将军张温前往讨伐湟中义从，而直接负责此事的正是公孙瓒。原本事情进行的很顺利，没想到中途因为军饷发放延期，乌桓人竟然一哄而散。
在幽州的渔阳郡，两位帝国曾经的郡守——张纯和张举瞅准了时机，利用这次事件为导火索，煽动乌桓诸部起兵十万造反。张举自称“天子”，张纯自称“弥天将军、安定王”，散发檄文到各州各郡，声称将要代汉自立，要求灵帝退位，敕令公卿奉迎。
乱军所到之处大杀四方，自幽州向南一路席卷冀州、青州、徐州，甚至一度和再次反叛的青徐黄巾形成联协之势，让千疮百孔的东汉王朝更加雪上加霜。
在讨伐叛军的过程中，公孙瓒无疑成了幽州唯一的救星，他屡次和叛军作战，多有功劳，但面对声势浩大的叛军终是杯水车薪。危急关头，朝廷再度调回刘虞担任幽州牧。
刘虞到任之后，马上施展怀柔措施，一方面解散各地屯兵，只留公孙瓒步骑万人屯驻右北平，紧盯张纯、张举。另一方面，他又写信给乌桓人善加抚慰。乌桓人见刘虞回来了，立刻罢兵，于是张纯、张举马上成了瓮中之鳖。
刘虞于是悬赏二人的首级，吓得他们率残部出逃。此时公孙瓒立即率兵追击，大破叛军于石门山，后又追击至辽西管子城，反被叛军包围，对峙二百余日后各自罢兵。张举最后不知所终，张纯则与公元１８９年被部下所杀，叛乱终于彻底平息。刘虞因功被封为太尉，公孙瓒因功被封为降虏校尉、都亭侯，兼领辽东属国长史。
在与胡虏作战的五六年里，公孙瓒表现出的勇猛令人十分惊讶。史称“每闻有警，瓒辄厉色愤怒，如赴仇敌，望尘奔逐，或继之以夜战。”他的军事实力也逐渐扩张，组建了著名的骑射天团“白马义从”，名震塞外。
可以说白马义从此后就成了公孙瓒军队的一个标志，人人白马，骑射无敌，而三国有名的名将赵云就是出自于这支军队，可想而知这军队多么的厉害，可是公孙瓒骄傲自大，因为他在打败了这些所谓的异族后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