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完宋连平夫妇，爱华和露露返回教室。我正好抽根烟。我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上一口，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我查过地图，眼前的这条让-泰隆大街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商业大街，马路两旁都是小商铺。马路对面有一家电脑维修店、一家修锁店、一家卖鞋的小店。正对着学校大门的房子大部分已经拆掉了，留下了几处残垣断壁，断壁上满是涂鸦，还被黑漆喷了几个骷髅，给人一种凋敝凄凉的感觉。

　　突然，有人拍了我肩膀一下。我回过头，是俄罗斯医生扎卡洛夫和乌克兰音乐家约瑟夫，他们也是出来抽烟的。本来我也想跟他们聊聊，这个班里，可能只有他俩的年龄和我差不多了，同龄人应该有共同语言，再说我也好奇，他们一个是俄罗斯医生，一个是乌克兰音乐家，怎么也移民来了。

　　我们用英语交谈，他们的英语虽然口音很重，但很容易懂。

　　医生来加拿大以前是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的脑外科教授，已经五十六岁了。我问他会做手术么？他说在莫斯科许多达官贵人都请他做手术，他自认为是俄罗斯很有名的脑外科大夫。我问他在加拿大还能当大夫么？他听到这个问题立刻气愤起来：“我要在加拿大行医，必须重新参加加拿大的医生考试，才能取得医生从业证书。并且必须通过法语、英语水平考试。要想通过专业考试起码要几年时间，最难的是英语和法语考试。以我目前的语言水平，这辈子恐怕是通不过了。我真想不通，他们如果不想让我们就业，那当初同意让我们移民干什么？！”

　　扎卡洛夫一口气把心中的怨气冲我吐了出来，音乐家拍了拍医生的肩膀，示意他不要再讲下去了。我能理解他，我何尝不像一吐为快呢。想想这只能徒增烦恼，想说的话又咽下去了。

　　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我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么？”

　　扎卡洛夫苦笑着摇了摇头：“不知道，我已经把我的情况说明递交给加拿大医生委员会了，希望他们能够考察我的资格，让我能重操旧业。实在不行，就去开出租车。”

　　我转向音乐家：“你怎么也来了？”

　　音乐家微笑着摇摇头，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你们中国人为什么移民？我想咱们的理由是一样的。”

　　下午课的时间到了，我、医生和音乐家返回教室。推开教室门，发现讲台前不是法兰西丝老师，而是一位长的非常白皙精制的小姐。她金色的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像皇后头上的金冠，眼睛像蓝宝石般深邃迷人，鼻子小巧而直挺，下巴微微上翘。她穿着一条牛仔裤，裤脚掖在黑色铮亮的短靴里，上身穿一件剪裁非常合体的咖啡色西装夹克，内套一件羊毛衫。看我们进来，她微笑着向我们点点头，目送我们回到座位。

　　我问露露这是谁，露露小声告诉我，她是法兰西丝的助教，叫安珠。助教的工作是通过组织一些活动，来练习主讲老师的教学内容。

　　她先给每人一张纸，上面有上午老师讲的所有句子，带领大家朗诵。然后，她把同学们两人一组分成组，进行相互提问练习。她把我和秘鲁女孩巴塔利西娅分成一组。

　　巴塔利西娅长的也很好看，肤色棕黑，大眼睛，长睫毛，面庞轮廓清晰而柔和，脸上长着点点雀斑，下穿着一条紧身牛仔裤，上身穿一件牛仔夹克。她说起话来表情非常生动，总是带着迷人的笑容。

　　巴塔利西娅的法语非常好，我觉得她应该是懂法语的，因为她可以同安珠老师对话。我从来没有学过法语发音，说每一个字，对我来说都很困难。巴塔利西娅很耐心，耐心地纠正我的每一个发音，每一句话都反复带着我练。

　　我们把那些对话练了十几遍，有些疲劳，就试着用简单的英语交谈。巴塔利西娅告诉我她喜欢中国人，中国发展的非常快。她说她妈妈对她说，她的祖先是中国人。我问她的祖先是什么时候从中国去的？她说也许是几百年前。她在秘鲁是建筑工程师，她在学校选的第一外语就是法语，第二外语是英语。我说太好了，以后我不懂就可以向她请教，她说没问题，她很愿意帮我，希望我能教她汉语。我说好呀，拿出纸笔，立刻开始教她。

　　我在纸上写了一个“人”，让她猜，我站起来，两手并拢，两脚叉开，再让她猜，她猜出来了，是“人”字。我又写了个“鸟”，让她猜，我问她上面那一瞥像不像鸟头上的羽毛？那个“点”像不像鸟的眼睛？那个竖弯勾像不像鸟的身子和尾巴？中间哪一“横”像不像鸟站在树枝上？

　　“WOW”巴塔利西娅高兴地拍手叫了起来，“太神奇了，我喜欢中文!”她激动地喊着。

　　全班的注意力都被巴塔利西娅的喊声吸引过来，安珠老师走了过来，巴塔利西娅把我写的“人”和“鸟”字解释给安珠老师，安珠老师也觉得很有趣，她举起我写的字，把那两个汉字解释给全班同学，大家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安珠老师最后说：“中国人的文字与我们完全不同，这可能是中国人学法语比较难的原因。”

　　这时，教室的门开了，学校的行政管理员走了进来，她通知大家到楼上会议室开会。这所学校，一共有三个年级，六个班级，大约有九十多人，唯一的一位工作人员就是这个管行政的女孩。她负责所有教务，总务，学生管理工作。教师和助教上完课就回家，学校里坐班的只有她一个人。如果在国内，这个学校可能要有校长、副校长、总务处长、教务处长、党支部书、党支部副书记、团支部书记、团支部副书记、教学秘书一干人等。

　　我们来到了二楼的会议室，九十多个学生把会议室挤得满满的。行政管理员首先讲话，她让低年级的同学尽量和高年级的同学坐在一起，这样高年级的同学可以给低年级的同学当翻译。

　　我找到一个中国小伙，他已经读三级了，他很高兴给我当翻译。

　　接着行政管理员给大家介绍了一位移民局的视察员，一位二十几岁金发碧眼打扮时尚的女孩。

　　视察员站起来，微笑着问候大家，然后开始讲话。我感觉洋人对演讲是有过培训的，她时而凝神，时而面对听众妩媚地一笑，时而似自言自语，时而慷慨激昂，总之显得训练有素。

　　她来的主要目的是告诉大家现在政府的经费非常紧张，让大家珍惜学习机会。现在等待学习的移民非常多，有些人都来了半年了，还没有等到机会。同时她宣布一项纪律，如果无故缺课三十小时，就会立即取消学籍。以后每天老师都会记录学生的出缺席，迟到早退情况。考勤记录每周都要发给移民局备案。最后她问同学们对学校的教学有什么意见，她还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大家如果有意见可以直接找她反映。

　　会议结束后，行政管理员通知我们刚入学的同学到她办公室取教材。

　　我领到了厚厚的两本教材，一本是课堂用书，一本是练习用书。安珠老师告诉我们，从明天开始，就会按照教材上课，希望大家坐好预习和复习，不要忘记带教材和练习册上课。

　　第二天，八点半准时上课。法兰西丝老师今天讲系动词“ETRE”和动词“AVOIR”(有)用法。系动词“ETRE”相当于汉语的“是”，英语的“TOBE”。但比较起来，汉语最简单，我是，你是，他是，她是，他们是，她们是，我们是，你们是，用的都是一个“是”字；英语要复杂一些，我是要用“IAM”，其余的单数都用“IS”，复数都用“ARE”。

　　而法语最麻烦，对于系动词“ETRE”,我是“JESUIS”,你是“TUES”,他或她是“IL(ELLE)EST”，你们是“VOUSETES”，我们是“NOUSSOMMES”。

　　对于动词“AVOIR”，我有“J’AI”，你有“TUAS”，他（她）有“IL(ELLE)A”，我们有“NOUSAVONS”，你们有“VOUSAVEZ”,他们（她们）有“ILS(ELLES)ONT”。

　　老师在黑板上讲解完后，让同学们打开教材，她带大家做例句。基本句型就是我是汤姆，我有一只猫；你是汤米，你有一支笔；她是爱丽丝，她有一个苹果；他们是学生，他们有书；我们是运动员，我们有篮球；你们是朋友，你们有足球。

　　带我们做完教材上的例句，老师让我们打开练习教材作填空练习题。我们要根据每个句子的人称变化，对动词做相应的变化，时间是十分钟。

　　同学们接到老师给的作业，立刻紧张地开始做题。我感觉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高中复习高考那时候，老师一布置考试题，同学们就紧张地头不抬眼不睁地拼命做题，以后到了大学，也只有在考试时才紧张一段，好长时间没有这种紧张的学习气氛了。

　　我看着书上的练习题，没有几个字能看懂的，我掏出字典，半天查不出一个字，我有些着急。我转头往右看，黑人南希已经做了不少了，我拽了一下南希的左胳膊，让她不要挡着练习册。她冲我笑了一下，把胳膊放下来。我迅速把南希做完的答案抄下来。我旁边的南迪塔，这时脑袋像一只小乌龟一样，伸到了我的桌面上，我答完一道题，南迪塔抄一道题。坐在对面的菲律宾查理发现了我们的不轨行为，他不断笑着示意老师我们这里存在抄袭问题。老师看了一眼，装着没看到什么，又低下头专心地看着教材。

　　时间到了，老师让露西首先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念出自己做的答案。轮到我了，短短的一句话，我完全念不成句儿。老师一遍遍地带我朗读，直到我能把句子完整地念下来。

　　以后每天的功课就是这样，老师简单讲解语法，然后就是做题，对答案，每天都是满满的六个小时。放了学，老师还会留一大堆作业，第二天到学校，老师准会提问，检查作业。虽然，没完成作业，不会受到什么惩罚。但你受不了老师和同学们那鄙夷的目光。以前觉得上学还给钱，真是个美事。现在才知道学习真是个体力活。

　　时间过得很快，可我的法语却越学越艰难。法语实在是累死人的语言：几乎所有的动词都要变位，除了人称要变位，各种时态都要变位，过去时，将来时，现在完成时，都要变；名词分阴阳，比如中国是阴性，加拿大是阳性，苹果树是阳性，苹果又变成了阴性，一颗苹果树是“UNPOMMIER”,一个苹果又变成了“UNEPOMME”。语法太复杂，课程进行的太快，老师用法语解释法语，我好像在听天书。没完没了的练习，我是连猜带蒙，再加上打小抄。这天，我旁边的南希竟然向老师要求换座位，她投诉我老抄她的作业，干扰了她学习。老师问谁愿意坐到我旁边，最后还是巴塔利西娅和南希换了座位。我感到非常没面子，这么大岁数了，跑到异国他乡作小学生，真叫自取其辱。

　　好不容易盼到了下课，我快步走到学校大门外，掏出烟，狠狠地往肺里吸。天阴沉沉，雪也越来越大，我感到心情也越来越沉重。马路对面断墙上的骷髅在冷冷地望着我，仿佛是一种暗示。路上不多的行人，脑袋缩在厚重的冬衣里，像鬼魅在浓密的飞雪中穿行。

　　“你好！”背后传来清脆的声音。

　　我回过头，一个中国女孩站在背后微笑着望着我。

　　“能给我一支烟么？”她问我。

　　“当然。”我赶忙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她一支。

　　“对不起，有火么？”

　　“不好意思，我以为你有火呢。”我把打火机递给女孩。

　　这个女孩我见过，是高年级的同学，我们从没说过话。女孩点上烟，大口大口地吸着。她眯着眼睛，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鹅毛般大的雪花落在她的脸上，头发上，眼眉上，长长的睫毛上都镶上了白边。也许是融化的雪水，也许她哭了，水珠顺着她红红的面颊流下来。一支烟在她手里很快抽完了。

　　“你怎么了？再来一支吧”我又递给她一支烟和打火机。

　　她接过烟，点上，又深深地吸了一口，她告诉我他男朋友坚持不下去，离开他回国了，她是因为男朋友才中断国内大学学业，来到加拿大，没想到男朋友竟抛弃了她。临别时，她转过头注视着我，若有所思地说：“记住，来加拿大，什么都能丢，就是不能把希望丢了！”

　　这个女孩我再也没见到，但她这句话是我在以后岁月里心里出现最多的一句话，在加拿大，我们几乎一无所有了，支撑我们活下去的唯有希望。

　　我在这个学校学了两个半月，期末考试老师认为我跟不上，把我退回移民局。移民局给我换了个学校重新学习第一级，也就是说我留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