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岳他们回到基地的时候，老胡已经在大门口候着了。

　　这次来的人太多，警卫楼住不下，食堂也不够坐，大张他们就全去了十一楼。

　　胖子真是个搞后勤的高手，这时热饭热菜已经准备齐活了，众人上桌就可以直接开吃。

　　饭桌上人多嘴杂，张岳有些事情也不好问。等吃过饭，他拉着大张就跑回了十九楼。

　　张岳把珍藏的那包富春山居拿了出来，这一根烟差不多抵得上一包软中，他一直没舍得打开。

　　两人点上烟，张岳说道：“在车上还没说完，你是怎么当的委员？”

　　大张笑道：“过程已经不重要了。”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至于出任委员的明争暗斗，大张也不愿意再提了。

　　张岳感慨道：“真是想都不敢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没那么夸张。”大张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现在又整出五个常委，我根本排不上号。”

　　“那你起码是年龄最小的吧，以后前途无量。”张岳心里美滋滋，大张的前途就是他的前途。以大张的为人，张岳相信自己以后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对讲机传来的消息打断了两人的聊天，老胡要带高城和丁磊上来说事情。

　　高城，原师属装甲侦察营代理副营长，事变后提升为少校军衔。他在当连长的时候，有一次野外拉练，在山里遇到了还在黄金部队的丁磊。

　　山高路陡，当时的丁磊不小心滑到了一处悬崖下面，伤的还有点重。

　　高城的连队在边远地区单独驻守，所以常备有一名军医、一名卫生员。军医和卫生员除保障连队的卫勤工作外，还要承担驻地周边老百姓的治病、出诊工作。

　　丁磊很幸运，军医给他处置及时，算是救了他一命。

　　后来丁磊退役后还专门去高城的部队感谢过他和军医，逢年过节的也经常给高城打电话。前几个月过年的时候他们还通过电话。

　　正月十五左右，有两个警察去部队找高城。丁磊犯事了，而且他犯事前后只给高城打过电话。

　　高城敲了敲桌子，看着丁磊说道：“剩下的你自己交代吧！”

　　猛将兄抽了一口烟，无奈的笑笑，“我认罪！”

　　那年，丁磊13岁，因为地基纠纷，母亲被村里的王家砸死。

　　实际上当时打的最凶的是王家老二，但是事后老三去顶罪了，因为他年纪小，才17岁。

　　法院判了1500块的赔偿，老三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判刑8年。

　　丁磊长大后报名参了军，后来部队改革，他就退役了。

　　丁磊从没有忘记血海深仇。

　　22年前，母亲被打死。

　　22年后，丁磊除夕当天在家吃完午饭后，提着刀直接去王家把那父子四人全部杀死。

　　随后丁磊去他母亲坟前烧了纸，又到附近大河坎看花灯。他在大桥下面蹲了一晚上，次日一早到镇上吃了碗面皮就去派出所自首了。

　　然后他又越狱了。

　　丁磊笑道：“事情就是这样。我做了我该做的，我不后悔。我伏法，但我不服法。”

　　大家能说什么呢，只好唏嘘不已。

　　站在张岳这种键盘侠的角度来看。参军报国，这是忠；不忘母仇，这是孝；只杀仇人，这是仁；不婚不子，这是义；到坟前拜祭，这是礼；隐忍待发，这是智；杀人自首，这是信。

　　但，法律是无情的。

　　回顾历史，古代处理私自杀人以报仇的案件，一直处于一种两难境界，反映了礼制与法制在司法实践中的矛盾。

　　《周礼》规定：只要在事先到相关部门提交书面报告，然后去杀仇人，不构成犯罪。并且规定复仇只以一次为限，不许反复寻仇。

　　当然，周朝时期，一方面是允许复仇，但同时也限制复仇。地方官员会对仇家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则“移徙”之，这是古代通行的避仇方式。

　　《春秋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

　　可见对复仇有一定的限制，其前提是被害亲人本身没有死罪，可以允许子弟复仇。

　　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化，战国时的法家开始反对私刑，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禁止百姓私自复仇，“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否定了私刑，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秦之后是汉，汉代法律虽禁止私自复仇，奈何武帝“独尊儒术”。

　　《礼记》：父之仇弗与共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大圣人孔子也曾说，对于杀害父母的仇恨，当睡草席，枕兵器，随时准备报仇。若在市面或朝堂相遇，应该当即与之搏斗。对杀害亲兄弟之仇，虽可出仕，亦不得与仇人同朝为官，若奉君命出使别国，遇到仇人也不许与之争斗，恐因此而完不成君命。对杀害堂兄弟之仇，则自己不可为首出面报仇，其自家人若有能力报仇者，则应执兵器陪同前往。

　　既然孔圣人都支持复仇，那“独尊儒术”的汉朝自然就上行下效。

　　汉肃宗建初八年，有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皇帝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此比。

　　皇帝都表态了，大汉民间自然，“复仇以死败为荣。”

　　“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雠，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

　　礼和法谁大？

　　这个问题，直到东汉和帝时取消了允许复仇的《轻侮法》，才算告一段落。

　　汉末，曹操任丞相时，曾在建安十年颁令“令民不得复私仇”

　　曹丕称帝后，颁诏曰：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

　　到了曹丕儿子魏明帝上位后，又规定：对于杀害父兄的杀人在逃犯，在正式定其有罪后，子弟可以自行追杀，又为复仇开了口子。

　　到了司马家的东晋，有民人报杀父之仇，官府非但被赦宥其罪，事后还被举为孝廉。

　　南齐时期，有族人朱幼方烧了朱谦之母亲的坟，朱谦之长大后杀朱幼方“报仇”，得到舆论的肯定，齐世祖萧颐也认为是“义事”，予以表彰。

　　齐之后到了梁朝，武帝颁诏：“并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重申禁止民间私自复仇。

　　北魏世祖颁诏：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

　　唐代立法，以礼入律，对复仇行为在立法时采取回避政策。

　　武则天时代有一个案例引发了很大争议：某人父亲被某县尉冤杀，某人隐姓埋名为驿卒多年，在该县尉已经升为御史经过驿站时，终于杀掉他报仇，然后投案自首。

　　朝廷上下争议到最后的结果是：杀人犯法要处死刑，为父报仇的孝行要表彰。

　　官方的又杀又表彰动机是想礼法兼顾，讨好舆论，结果落了个礼法两伤的境地。

　　一百多年后的柳宗元写了《驳复仇议》，认为：如果其父无辜被杀，可以复仇而且应该被判无罪；如果其父是被国法所诛，不应该复仇，杀人者应该处死并不许表彰。

　　宋律基本继承唐律，但也受柳宗元影响，规定复仇案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武松在狮子楼斗杀西门庆之后只判了脊杖二十，发配孟州充军。

　　元律规定：子为父报仇，不但无罪，杀父之家还须付丧葬费。有仇不报，却私下和解是犯罪，名私和罪，如果受财私和则按盗贼从重论罪。

　　明清律承唐宋法，在复仇问题上充分考虑情理法关系：父亲祖父被杀，子孙如果当场杀死对方，无罪；子孙如果是事后复仇，处以杖六十。

　　可能大家会奇怪，读书人不是文明人吗？古代读书人一贯给人的形象是手无缚鸡之力、迂腐等等，为什么在关于复仇的问题上反倒赞同血淋淋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他们当然不是喜欢血腥野蛮的行为，而是在维护这种行为背后的孝义伦常，这在读书人心中是比法律更重要的规矩。毕竟他们都是孔圣人门下的儒家弟子。老夫子都赞成复仇，孝子贤孙们自然随声附和。

　　从历史上来看，法律与人情冲突一直绵延了上千年。足见复仇主义之深入人心，牢不可破。因为，手刃仇人的快感是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代替的。

　　几千年来，善良的小老百姓们的道德支撑点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这一条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不灵了，那该怎么办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句话被人引用的频率很高，往往被用来安慰弱势群体正义总会来临。

　　这碗鸡汤很鲜美，好像有一定道理，但仔细探究，这却是一句很不负责任的话。

　　一如民间会崇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之类，其内部是毫无逻辑支撑的。这些话真是莫名其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假如你饿了两个小时，就差在屋里吃鼠标垫的时候，外卖小哥终于姗姗来迟，送来了你的外卖并留下一句：外卖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你会被小哥感动的一塌糊涂临饭涕零吗？还是反手就是一个投诉？

　　如果连外卖这种小事你都无法容忍，那么涉及到公开、公正、公平，甚至人命关天的问题，有人舔着脸说一句“对不起我来晚了”，一切就变得理所应当了？

　　迟到的正义等同否定正义。

　　正义如果失去时效性，则又归结于程序不规范，往往程序环节的缺失和瑕疵都会带来迟到的正义。

　　为了社会的秩序才通过规矩控制人类的天性，所以天性与规矩之间永远都存在紧张的关系。

　　所谓社会越来越文明，一定程度上就是人类为了社会更和谐，而去克服自己某些私欲、天性的过程。

　　社会在发展，法律在完善，但是……

　　正义一定会迟到，经常会缺席，偶尔得到伸张。

　　如果法律并不能给你带来希望的公平和正义，要么忍，要么狠。

　　丁磊也没什么本事，他只能依靠“杀人偿命”这个简单的逻辑来指引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