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点须得一提，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战后时期最棘手的事件，便是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权利问题。

　　在五个口岸中，除广州外，其它几口岸全都按期向外国人开放通商、居住和驻设领事。

　　其中，上海在1843年11月开放、宁波在同年12月开放、福州和厦门在1844年6月开放。

　　但是，广州居民却顽强地拒绝让英国人进入城内，而只是同意勉强他们居住在原来的商馆区。

　　居民的理由是，虽然条约列明开放广州，但却没有明确规定洋人可住到城里来。

　　条约的确没有明文规定这一点，但其它四个开放口岸的居民却都没有反对英国人进入他们城墙以内的权利。

　　可在广州，英国人越是遇到抵制便越是坚持入城的权利。

　　但民众依旧不想退让，广州百姓称夷人所到之处，尽行不法之事，因而大家将洋人入城看作是对广州城的一种侮辱。

　　三月前，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还属于分散的、无组织、无武装的，而四月以后，当英军悍然以武力相要挟时，广州人民便开始了抗英武装斗争。

　　因而，“广州入城问题”成了双方一个争执不下的焦点。

　　除了“广州入城问题”以外，还有其它一些问题也使得中西关系趋于紧张，而这当中与清政府的愚昧无礼不无关联。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败可却并未令清政府痛入骨髓，因战后赔款半数由广州十三行承担了去。

　　其中东顺行赔付一百零三万银元，怡兴行承担八十八万银元，宝利行出资五十六万银元...

　　所以那时的清廷根本还未被打醒不说，甚至仍以天朝上国自居。

　　并且洋人始终想将贸易从五个口岸扩展到全中国、在北京设立常驻使节以绕开顽固的广州当局，以及由于战后商品价格普遍下降而产生的降低关税要求。

　　这些问题汇合到一起，在洋人中便引发了一种要求修约的强烈冲动。

　　1854年，三国公使建议讨论修约问题，两广总督叶琛态度强横，断然拒绝，称全无必要。

　　英美代表既不能在广州说动叶琛，也没能在上海成功谈判，遂于1854年十月北上寻求满意的答复。

　　在大沽，他们没有获得直隶总督的接见，只得到了一个次等官员的接待。

　　两位公使遂提出修订税率、在北京设使节、开放天津、获得在内地购置地产之权、鸦片进口合法化、废除内地厘金等要求，而朝廷则斥责这些要求毫无道理，责令公使返回广州。

　　1856年，三国公使再次提出修约要求。

　　朝廷告知可允许作一些合理的小变动，但重大条款不予考虑，以免万年和约（《南京条约》）失去其意义。

　　然而，叶琛却顽固地拒绝谈判，即使细小变通也不容许，他坚称“如予夷人一寸，彼等或进一尺”。

　　美国特使白伽不愿退让，于是独自试图前往北京。可在上海，中国人阻止了他继续北上的努力。

　　在这种状况下，西方诸国尤其是英国逐渐有些不耐烦了，包龄也向伦敦报称，需要用火炮和战舰才能扩展和改善中英两国的关系。

　　而此次战争的直接导火索便是1856年九月初的“亚罗号事件”。

　　中国商船“亚罗”号，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于黄埔处。

　　“亚罗”号是一艘三桅帆船，上面装备了欧式船壳和中式帆篷，且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而陈顺达便是当中的一员。

　　船主实为香港华商方思明。

　　该船此前曾被海盗夺去过，为防备中国官府无力剿灭沿海海盗，因而该船才向英国香港皇家殖民地当局登了记。

　　该日上午八点钟左右，当“亚罗”号停靠在广州城外时，四名中国官佐和六十名兵丁登上该船，声称要搜寻一臭名远扬的海盗，据称这名海盗此刻就藏匿在此船之上。

　　于是，清兵拘拿了十二名华人船员，且那几日陈顺达正好也在此船上，因而他亦被清兵逮捕了去。

　　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立也就是赵虬枝好友欧迪思的兄长，受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全权代表包龄的指示，于几日后强烈抗议中国方面侮辱英国国旗，且不经英国领事的许可肆意拘捕船员。

　　英方称清兵于混乱中有意将英国国旗扯下，此举严重地辱没了英国人的尊严，并要求清政府须尊重英国国旗、释放全部十二名水手，并在四十八小时内由两广总督叶琛出具一份书面道歉信以表诚意。

　　叶琛怎会轻易买他的账！

　　事后，叶琛当即严词否认当时船上有张挂任何国旗，并质问该领事为什么干预一桩由中国巡捕在一艘停泊于中国港口且为中国人所拥有的船上拘拿中国人的案件。

　　据理力争的叶琛当时有所不知的是，在事件发生之前，“亚罗”号在香港的登记业已过期，否则他肯定还要加上这一条来反驳英方。

　　另一边，巴夏立则对叶琛的答复不甚满意，甚至有些恼火，于是愤愤不平的他下令扣押一艘中国师船作为赔偿要挟。

　　双方交涉了十来日后，仍相持不下。

　　可叶琛经核实后却没有查到所谓的海盗，因而只得放回了十二名船员，但他却断然拒绝向英方道歉。

　　就在这次拒绝道歉的第二日，英驻华海军便悍然向广州再度发动进攻。

　　就这样，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