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883年商行陆续购入“恩昌”号、“兴隆”号和“念远”号之后，1885年又拥有了“琼羽”、“鸿鹄”号。

　　如今已是1886年八月，已将五十万两白银备齐的沈念恩想要再入手招商局的两艘商船，这样商行旗下便会拥有十四艘海轮，形势空前喜人。

　　沈念恩甚至为新船起好了名字，分别为“翊运”和“皓鑫”，皆因感于国弱积贫，可见他对国家前景还是充满期望的。

　　打探到此消息后，白齐芳真的有些坐不住了，要知道他在航运业摸爬滚打了半辈子才拥有了十八艘海轮，八艘江轮而已。

　　虽然他的商船全部购自英国，吨位上还具有明显的优势，可即便如此，对于沈念恩的这种后来居上行为他还是感到难以容忍。

　　他之所以会寝食难安，其源头则来自于对“船王”美誉的万般眷恋。

　　这时的白齐芳已经是七十一岁的高龄了，经年累月的操劳令他的身体不堪重负出现了明显的不适。

　　几个月前，他的右腿还长了块手掌一样大的疮。

　　得病初期，疮只有指甲那么大，白齐芳一会觉得冷，一会又觉得热。

　　但是没多久他的筋骨已感到疼痛难忍，而那块疮迅速向四周蔓延，表面虽不再发热，也看不到潮红，可是疼起来，他的腿感到钻心剥皮一般，疼的伸直成了妄谈。

　　虽然嘴上不愿承认，可他心里明白，自己怕是时日无多了，所以这一回他深感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必须得给沈念恩制造一个大大的麻烦才能心安。

　　其实要在这之前，他就已经给沈念恩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两年前，为了远东船行的长远发展，白齐芳的小儿子白汝霖娶了徐闻江的四女儿徐玉贞为妻，因而白启芳算是与徐闻江结为了姻亲。

　　这样一来，朝廷的很多内部信息他都能最快地得到不说，与他合作的商家厘金税也少上缴了许多。

　　毕竟如今的航运业，沈念恩的长租方式更得人心，所以那时的白启芳依靠旁门左道抢回了不少客源。

　　因为此事，与兴和商行合作的商家们还特意质问过沈念恩，为何租白启芳的船厘金税明显要较租他的船少上许多。

　　得知后，沈念恩曾特意赶至粤海监咨询相关人员，而官方给出的解释是，每种商品附加的厘金税不同，因而无法一概而论，粤海监有着统一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会徇私舞弊对某些商家予以优待。

　　听了这些说辞，沈念恩心如明镜知他们只为搪塞自己而已，谁让人家白齐芳有三头六臂成功搭上了徐闻江的“船”，自己也只有吃哑巴亏的份。

　　所以最终他只能靠降低四分之一租金留住租户。

　　而厘金税究竟又为何物？

　　鸦片战争前，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中，田赋一直是支柱性的财源。

　　最近这些年月，田赋虽然还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它的支配性地位已被关税和厘金所取代。

　　1854年对外贸易征收的关税由实为外国人掌控，且收入上缴给中央政府而不归各省掌握。

　　然而，海关税不具有扩张性，在缺损的主权下被西方列强规定在一个很低的税率之上。

　　但是第二种新税制则恰恰相反，它几乎完全脱离了京城的控制，而这就是厘金税。

　　厘金税原来是各省官员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军而设立的，作为向通过运河的粮食征收的内地过境税。

　　自那以后，厘金税不但在运输沿线征收，而且还在出发地作为生产税或者在目的地作为营业税征收。

　　而其税率相差很大，从货价的1％到10％不等，在各省每年向户部上报的商品厘金税中，中央政府只能处理约20％，其余的实际都由各省掌握。未上报数量不详的税收当然也归地方官府留用。

　　厘金作为对工商业增税的一种制度形式，不仅代替了已经处于瘫痪状态的国内常关的职能，而且还具有“因地制宜”的灵活性。

　　可由于它的存在，土货在市场上的流通更受阻碍，随着洋货的倾销，土货的竞争力已被削弱的所剩无几。

　　几日后，在白启芳的明示下，徐闻江再次请沈念恩来粤海监“小坐”。

　　知道准没好事的沈念恩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前去与对方会面。

　　二人相见后，徐闻江和颜悦色地夸赞完兴和商行大好形势后，话音一转，试探地问道：“沈老板，兴和商行最近还有没有再进购新船的打算啊？”

　　沈念恩闻后心里琢磨道：“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莫非他已经知道了我想要再买两艘新船的事？”

　　虽然预感不祥，可他还是点头承认说：“念恩确有此意，只不过...”

　　沈念恩的下文本是“只不过这事一时半刻还不见得成不成呢”，可徐闻江却迫不及待地来了句：“没什么只不过的，买新船是好事，我们粤海监本应该是支持的，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