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识的算命先生将算命与《五经》之一的《易经》联上关系。实际上，《周易》本身也被部分人认为是一本最早的卜筮之书，但这些往往很难通过科学验证，因此也有人认为它属于迷信之类。

　　实则它是中国传统的人生运动变化规律的预测方法。

　　术数家用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按天干、地支依次排列成八个字(称为“生辰八字”)，再用本干支所属五行生克推算人的命运，断定人的吉凶祸福。

　　相传始于唐李虚中，托名鬼谷子。

　　唐韩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李君名虚中﹞，最深於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

　　《儒林外史》第五四回：“听见里面弹的三弦子响，是虔婆叫了一个男瞎子替姑娘算命。”

　　古人对占卜算命痴迷是因为《礼记·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

　　古人认为微小改变会对未来有很大影响。

　　《吕氏春秋》记载：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和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同在边境上采桑叶，她们在做游戏时，吴国的姑娘不小心踩伤了卑梁的姑娘。

　　卑梁的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出言不恭，卑梁人十分恼火，杀死吴人走了。

　　吴国人去卑梁报复，把那个卑梁人全家都杀了。

　　卑梁的守邑大夫大怒，于是发兵反击吴人，把当地的吴人老幼全都杀死了。

　　吴王夷昧听到这件事后很生气，派人领兵入侵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占夷以后才离去。

　　吴国和楚国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

　　从做游戏踩伤脚，一直到两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吴军攻入郢都，中间一系列的演变过程，有一种无形的死亡力量把事件一步步无可挽回地推入不可收拾的境地。

　　因此古人很认真的来对待封印厄运和旺福，因为微小的事情就可以改变未来命运，古人认为女士带紫冰银镶嵌蓝绒晶饰品，男士带红竹石饰品，在结印册上添加“隐岐元简、水差芥子、染付春秋”结押。

　　从而可以祈福带来人生幸福的机遇，并且封印厄运。

　　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落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极端简陋和贫乏，每个氏族成员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团中方能生存。

　　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贱贫富现象。

　　限于当时文明时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们眼里具有无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

　　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如同动物一样无可奈何地服从它的威力。

　　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疾病猛兽随时可以吞噬人类的生命。

　　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对命运比较自觉的思考，那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类从自然界攫取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积蓄，同是也出现了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族。即历史迈进奴隶社会以后的事。

　　在这以前，“命”在人们的心中并非指个人的贫富贵贱，而是专指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

　　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死生及人间的万物完全由那个神秘莫测的“天帝”来主宰，因此“天帝”是至高无上的。

　　这从最可靠的出土文物殷墟甲骨文中得到有力的，而这方面可以称为中国人共有而且几乎是独有的“天命观”。

　　商人的祖先是顺从天命，吞了鸟蛋而生的。周人的祖先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孕育的。

　　虽然这是荒诞的传说，但这个传说却蕴藏着我国先民们一个共同的精神信仰，即他们的始祖都是“天帝”的子民。

　　不仅氏族的起源是“天帝”的意志，就连人类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是由“天帝”所决定，上至天子的人事安排、下到百官的职位设置，都要靠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来安排，它主宰人的死生寿夭和吉凶祸福。

　　其实，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指的是人间的天子。

　　这种“天帝命定论”的观念，实为统治阶级神权政治的思想反映。

　　夏商周时代政治上实行的是以严格的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的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

　　经济上实行的是国家公有的井田制。

　　为巩固这种制度，他们又实行严格的等级制。

　　人的贫富贵贱等等都是“天帝”的意志所决定了的，是终身不变、千古永恒的。

　　只要敬天尊命，不逾法度便吉祥和顺；而逆天命无法度便咎由自取。

　　现在，这些思想依旧牢牢植根于人们潜意识里面。

　　比如，发誓会说“天打五雷轰”；又如，水浒梁山好汉们的口号是什么“替天行道”，等等诸如此类。

　　中国人对命运的大胆探索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是在春秋时期。

　　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

　　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政事。

　　分封的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

　　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二）。

　　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

　　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剧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