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是一条盖棺定论——我国封建王朝，由明清走向衰亡，最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凄惨境地；堂堂华夏饱受外侮......

　　大明到底具体是如何衰落，以致于建奴入寇，窃据正统的？

　　这一疑问过去一直存在，只不过如今也许不宜大张旗鼓地宣扬了。

　　起因

　　顾宪成是无锡人，时人称为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

　　他在1580年（万历八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

　　当时中央朝廷的主要官署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作为监察机构的都察院。

　　六部的正副长官为尚书、侍郎，部下各司由郎中主持，属官有员外郎、主事等。

　　都察院的正副长官为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

　　顾宪成直言敢谏，他和一些正直的官员经常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

　　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事引起神宗反感。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朝廷会同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习称阁臣），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顾宪成回到了家乡，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

　　恰好在无锡有一所宋朝学者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他就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

　　顾宪成在士大夫中声望很高，得到许多地方人士以至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资助和支持，在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修复了这所书院。

　　同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兴起

　　东林学派的兴起，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

　　高攀龙曾经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

　　顾宪成也感到，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如同“抱柴于烈火之上”；他因而认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虑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隐退乡里的不关心世道，都是不足取的。

　　他们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

　　他们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

　　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

　　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那时所谓的“党”，不同于近代的政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

　　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概括起来，大致是：

　　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党争

　　主词条：东林党争

　　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的时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它们是：

　　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

　　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

　　他们在当权期间，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官员；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职。

　　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中激烈争斗，其间，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

　　争国本

　　明末党争始于所谓“争国本”。

　　“国本”，指皇帝的继承人。

　　国本之争，是围绕于朱常洛为皇帝继承人的问题而展开的。

　　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是妃子王氏生的。

　　1586年（万历十四年），朱常洛五岁时，神宗的宠妃郑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

　　按照封建礼制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当立朱常洛为太子。

　　但是神宗宠爱郑氏，不仅封她为贵妃（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贵妃），还想立朱常洵为太子。

　　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虽然也主张依制立长，但他们怕触犯皇帝，有时态度暧昧。

　　许多朝臣包括后来属于东林党的一派人，一则认为应该依制立储，二则深恐郑氏家族窃权，纷纷上书，坚决要求尽早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

　　立长是名正言顺，神宗不好公然违反“祖制”，所以立太子的事拖了几年也定不下来。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神宗下诏将长子朱常洛和另外两个儿子朱常洵、朱常浩同时封王，而不明确皇位继承人，以便朱常洵仍有被立为太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