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56年，西伯侯姬昌崩逝，太子姬发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周武王掌权之后，以姜太公为军师，负责军事；以弟弟周公旦为主政，负责政务；以召公和毕公为左右助手，出谋划策。
为继续革命事业，周武王还把都城从丰京迁到了沣河的对岸，建立了镐京，离商朝又近了一步。
继位以来，周武王几年如一日，为灭商殚精竭虑——他很清楚只有十几万国民的方周和拥有百万之众的商王朝之间的巨大差距。
这种差距造成的焦虑让他常常终夜无法入眠，折腾一晚，筋疲力尽刚有困意的时候又到了上班时间，每天都是无精打采，只感到极度的疲劳和失落。就算睡着了也是半夜惊醒，梦见反商事情败漏（“谋泄哉”），方周遭受灭顶之灾。
日子没法过了，整天提心吊胆，不整点大动作，顺顺心中那口气，迟早要憋坏。
九年后。
长期失眠的周武王觉得时机成熟，为检验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实则探探大商的反应和其他诸侯国的态度，便和姜军师商量，准备搞一次军事演习。
为麻痹大商，周武王打请示给帝辛，表达了为保大商西方安全，要带兵肃清伊洛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意愿，并以过世的西伯侯姬昌的名义在孟津搞一次军事演习，震慑四方蛮夷。
一般来说，战争贩子在发动战争前也经常搞军事演习，为的就是蒙蔽敌人。当年日本人在东北的时候，经常在张学良眼前没完没了地搞军事演习。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但帝辛没有多想，同意了。
伊洛，为伊河和洛河简称，自古即有“天下之中”的美誉。如果帝辛穿越一千年后，并有幸读过《北征》这首诗，便知道伊洛地区的重要性。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何俱发。”
——唐·杜甫
得到批准的周武王整顿军队，先去西伯侯姬昌的陵墓进行祭拜，将父亲的灵牌放置中军，带上帝辛赐予的弓矢斧钺，意为本次军演仍是西伯侯在代大商行使专伐之权，然后转而东行，浩浩荡荡向朝歌前进。
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孟津时，有八百诸侯闻讯赶来参加，史称“孟津会盟”。
人马鼎沸，气势如虹。但是，周武王和姜军师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商虽然腐败，但是簇拥还是不少的，具体表现在，大诸侯一个没来，来的都是凑热闹的小诸侯。
毕竟参加军事演习这种活动不常有，结识朋友还能相互交流感情，同时也能实地了解其他诸侯的底细，何况周武王管吃管住，就当单位组织免费团建。
说白了，这些小诸侯就是来蹭油水的，有好处就上，有油水就捞，不行了反打一趴，两边讨好，互不得罪。
既然来了，就打过去吧。
度过黄河，周武王巡视三军，整顿军队，但没有急于发动进攻，因为他在等三个重要的人：比干、箕子和微子。
自从姬昌回国后，一直同比干、箕子和微子保持联系，共商反帝大计。姬昌死后，又由姜子牙负责联系。本次行动，也是双方共同商议的结果。
只有等到这三位商朝重臣，本次行动才出师有名，以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推翻帝辛的残暴统治，还天下清明太平。
如果这三位商朝重臣不来，本次行动就可以用一个贬义词来高度概括——造反。
在任何时代，造反这种高投入、高回报的高风险工作，没有人想拿性命尝试，成功率太低。但成功者也不乏少数，刘邦、刘秀、朱元璋等都是很好的代表。
借此周武王会盟的机会，我们来聊聊，想要成功造反，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一是要准确把握时机。首先国家要腐败，民不聊生，茶余饭后八卦的内容都是某某诸侯、佞臣作奸犯科的事情，造成舆论。其次是天灾人祸，食不果腹，吃饱了没事干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两点是基础中的基础。在上述条件的刺激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人民为了生存，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怪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有了反心。
二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支撑。必须要有充足的人力物力为你所用，前期就要多积累财物。像倭寇那样靠一路烧杀抢掠来获得物质是不行的，那是侵略，是要受到人民的反抗和制裁。也不能像流寇那样吃一路荒一路，搞不好人家以为是叫花子游行。当兵也是一种职业，和普通人一样，要发工资（军饷），发工作服（盔甲），办公用品（武器）等等，什么都没有就会跳槽的，所以一定要重视后勤的力量，粮草、兵器、耕地等等，“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缓称王、广积粮”等等都是这个意思。
三是要凝聚人心的口号。造反的时机有了，后勤保障也有了，是不是造反就一定能成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个政治（造反）团体要有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个团体需要提出大家都能接受的造反口号，并且具有一定的为民请命、扶危济困等高尚的节操在里面，“驱除鞑奴，回复中华”、“清君侧、靖国难”等等，朗朗上口，还具有相当的正义性、光明性，说出来亲戚朋友都跟着脸上有光，干事起劲。如果造反是为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等出于私人目的，没人会跟你干，别人问起来都遮遮掩掩的不好意思说，跟你干也是被逼无奈，迟早完蛋。
四是自身的军队实力。前面说的都是软实力，政权的夺取永远伴随着血与火，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拳头才能说上话。要重视造反队伍的建设，包括战斗的理念，战斗的人员构成，队伍的构架，战斗战术战略，酬劳分配等等，比如接下来的牧野之战，姜军师就大量使用战车发动了闪电战，打的商军措手不及，具有后世“坦克战”的基本雏形。还要有差不多的武器装备，对方用火枪大炮，你用大刀长矛，对方打你相当于降维打击，运气好能冲到敌人面前的，都已经剩半血了。
除了上述几点，还有很多因素左右一场战争的胜败，运气、谋略、士气、天气等等。
总之一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然后我们来看看周武王造反具备的部分条件。
首先，遇上跳崖式气温骤降。不得不说周武王的运气比较好，商朝末年正值仰韶温暖期后的第一个寒冷期，也就是小冰河时期，千年难遇，干冷气候引发连锁反应，对农业生产，社会发展都有影响，各方国、诸侯、部落都饥寒交迫，矛盾的焦点自然转移到大商上面。
第二，被帝辛压制的巫师集团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为了打击大巫的政治势力，帝辛不辞劳苦，身兼大巫之职，直接控制宗教祭祀，大小政令，多由己出，原来如日中天的神权似乎一下子对商王朝失去了作用。但是，这个有着数百上千年传统的利益集团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在等待机会东山再起。后来这股残余神权力量成为倒商的急先锋，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
第三，面对东夷的侵袭，帝辛不得不面对进行镇压。帝辛在位时期，东夷共发生了三次叛乱，帝辛三次东征，时间长达十五年，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长达十五年的战争，耗光了商王朝国运，动摇了国之根本。
第四，帝辛在位期间，为了巩固自身统治，集中王权，对内实行残酷统治，阶级斗争不断，贤臣皆被杀或无奈叛他而去，比如辛甲等人。
第五，西伯侯姬昌在位期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裕民政治，让农民助耕公田，商人往来不收关税，刺激了人民劳动兴趣，碰上天气好，西伯侯亲自下田间劳动。到了周武王时期，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国库充盈。一句话，不缺钱，有造反等之类的活动，都是周武王全程买单，一呼百应，这样的富二代都愿意跟随。
第六，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周武王的爷爷季历征讨西戎，战无不胜。周武王的父亲姬昌收服虞、芮两国，讨伐西戎，从无败绩。周武王也从小过着金戈铁马的生活，何况还有姜子牙这个著名的军事家、谋略家。唯一缺点就是军队人数少点。
第七，曲通商朝重臣。如果比干、箕子和微子叛逃周武王，周武王可振臂一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号令群雄，推翻帝辛残暴统治。
目前只欠反帝联盟这个东风了。
眼看就要刮北风了。
夜晚，士兵来报，在大营外捉到两名自称太师比干派来的人，声称有要事禀告周武王。焦躁不安的周武王面露喜色，弹弹衣服，连忙有请。
两名魁梧大汉一人抱着一个包裹，走进大帐，眼神示意周武王，周武王忙清退左右士兵，魁梧大汉将怀中包裹轻放到桌上，揭开罩布，两尊金光闪闪的祭器现在眼前。
“此二物为我国祭器，太师、少师吩咐我等一定要交到周武王手中，以名诚意。”
周武王大喜，祭器是君权、王权、主权的象征，抱祭器奔周，这可是向方周表示投降。周武王窃喜，忙问比干为何迟迟不来，是否出了什么事情？
“帝辛早有准备，安东军首领攸侯喜带兵十余万，蛰伏城内，只等周武王造反，哦不，只等周武王起义，然后起兵歼之，请周武王稍安勿躁，另寻时机，到时太师自有安排。”
整个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不守信用，实在不方便出来，以免打草惊蛇，来了你也打不赢，先顺走大商祭器献上，让周武王安心，反帝工作照常进行。
二人谢别周武王，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周武王不顾八百诸侯怂恿出兵的大无畏精神，宣布撤兵。退兵后，周武王屯兵伊洛，总结失败经验，以期再战。
第一次伐商，宣告破产。
事后来看，“孟津会盟”只是一个伐商的幌子，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种大规模的侦察或试探而已，主要目的还是在于肃清伊洛地区，建设伐商基地，储备、制造战争物资。周武王也想知道贵族势力和各诸侯国对于推翻商王朝的态度，于是打着先王姬昌的旗号，以太子的身份会诸侯于孟津。
结果不出意外，反对者大有人在，然后对那些态度不坚决、意志不坚定的贵族势力和诸侯国进行游说，直到说（打）服到对方心悦诚服为止，为以后的伐商奠定了万众一心、一呼百应的合作基础。
帝辛那边也是焦头烂额，外部，东线战场过长，兵力深陷导致国内兵力空虚。内部，帝辛和贵族、贵族和贵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帝辛也在不断的化解国内的矛盾，一步步肃清内部的反对派，集中权力，不过所用的方法过于激进和简单——杀，导致其在残暴无道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最后导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就是——帝辛“天命在我”般的自信。在两年后的牧野会战之前，帝辛还关心周武王的军队过黄河没有，得到“还没”的信息后还替周武王操心，完全没把周武王放在心上。
如果帝辛此时派军队打过去，会盟军队将面临背靠黄河、无路可逃的境地，在攸侯喜大军的冲击下毫无还手之力，历史的进程将被彻底改写。
历史总归是历史，大商也错过了最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