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建立周国后（史称西周），以“敬天保民”为核心思想，实行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制度改革——政治组织中的分封制，社会组织中的宗法制，文化思想中的礼乐制，经济组织中的井田制。

　　四种制度的实施，让周国成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影响了中国长达三千多年。

　　政治组织中的分封制。

　　武王灭商后，第一件事就是论功行赏划地盘。

　　造反是一项高危活动，不是图表现尽义务，不然那帮人跟你图什么？于是就和军师姜子牙、弟弟周公旦等商议，把中原分成若干个侯国，分封给在建国大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有功之臣。并让这些侯国环绕周国，像包粽子一样把自己紧紧的包住，加强管理的同时，也可以防止外敌入侵。

　　同时规定各诸侯可以拥兵，有为周天子镇守疆土的义务，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年终述职、考核）；允许封侯世代承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中分封卿、士，天子也有权过问。

　　后来统计，武王一共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兄弟之国十五个，同姓之国三十八个，异姓之国十八个。

　　比如武王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别分在卫、鄘、邶三国。

　　之所以拿出这三国过来说，是因为有一个地方处在这三个国之间——殷商旧都朝歌。

　　当时武王为了安抚商朝遗民，实行殷人治殷的方式，封帝辛之子武庚为侯，管理旧都朝歌，并将商朝遗民封给武庚，“殷人大悦”。

　　而这三个国的主要目的就是监视武庚，叫做“三监”。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史称“三监之乱”。

　　封地也有讲究，血缘较近的，封的地方就好，异姓的，封的地方就远。

　　不仅远，还有生命危险。

　　比如头号开国元勋姜子牙就被封在齐国（即今淄博市临淄区）。我看了下地图，齐国处在中原最东北方。

　　并且姜子牙在营丘建都的时候，还有东夷的莱国跑来抢地盘。

　　苦不堪言。

　　仅仅过了五个月，姜子牙便把建国的任务丢给了他的三儿子，自己跑去周国安度晚年。

　　这种分封地建国家，以诸侯占有土地、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称为分封制，也称封建制度。

　　“至此，我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中国历史》初一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

　　先不说这种分封制利弊，但相对于商朝那种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至少，在当时起到了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的作用。

　　也至少，开创了周朝八百年基业。

　　为了配合和维系封建制度的发展，周朝还建立了一套宗法制度。

　　宗法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封建社会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继承法。

　　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

　　大宗可以命令和约束小宗，小宗必须服从大宗（同时大、小宗地关系是相对的）

　　假设你父亲是天子，而你运气由足够好，是嫡长子，那么你就可以继承父位而为第二代天子，奉戴始祖，是为“大宗”。你的同母弟与庶兄弟封为诸侯，是为“小宗”。

　　以此类推，每世的诸侯也是由嫡长子继父位为第二代诸侯的，奉始祖为“大宗”。他的诸弟封为卿大夫，是为“小宗”。每世的卿大夫也是嫡长子继父位为第二代卿大夫，奉始祖为“大宗”，他的诸弟为“士”，是“小宗”。

　　但士就不一样了，士的嫡长子仍为士，他的诸弟就为庶人，平头百姓一个，主要工作就是种田。

　　同上，诸侯对天子为小宗，但在其本国为大宗。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但在其本族为大宗。

　　这样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一个统治阶级。

　　比如武王和周公的关系，从血统上来说，虽是兄弟，但从政治上来说已变成君臣关系，这是因为武王是周公的大宗（王），周公是弟弟，也就是小宗（诸侯）。

　　周公被封到鲁国后，他是鲁国的始祖。在国内，他就是大宗（诸侯），儿子伯禽及其嫡系后裔，为小宗（卿大夫）。

　　周公死后，嫡长子伯禽继承爵位，按照“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的规定，伯禽升成了大宗（诸侯）。但在天子面前还是小宗。周公嫡系后裔，对于伯禽来说，还是小宗（卿大夫）。

　　卿大夫和士的关系，也是如此，卿大夫是大宗，士是小宗。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

　　简单点说，宗法制的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

　　并根据血缘的亲疏，确立起一套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分配与继承制度，使得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为了解决宗法制中心问题，即尊卑贵贱的区分，周国又制定了礼乐制。

　　礼，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

　　周朝通过礼法来规范贵族的身份地位，要求贵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贵贱长幼之间要有明显的差别。

　　“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

　　比如如何称呼“死”，不同等级的贵族也不一样。

　　如果你出于混饭，或是混个面熟等不可详述的目的，跑去给一个不太熟悉的逝者磕头，你为表悲痛，应景嚎嚎大哭，一边痛哭一边疾述：“上天不厚，天妒英才，某某某你怎么突然就……”，等等，这时候你要先收起你那浅显的悲痛，然后小声的问问旁人，逝者生前何职，有无封爵。

　　在当时，礼法规定：

　　天子死称为“驾崩”；

　　诸侯死称为“薨”；

　　卿大夫死称为“卒”；

　　士死称为“不禄”；

　　平民、奴隶死称为“去世”，或是“死”。

　　搞清楚逝者生前为卿大夫，你捡起刚才的悲痛，继续一边痛哭一边疾述：“上天不厚，天妒英才，某某某你怎么突然就卒了呢。”

　　家属很满意，皆大欢喜，前厅入座吃流水席。

　　好险。如果搞错了，轻则被人打一顿丢出来，重则押进官府接受改造。

　　《论语》曰过：“不学礼，无以立。”

　　礼法繁文缛节，名堂级多，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其内容十分丰富，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渗透于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起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流传后世的礼仪，如冠礼（成人礼）、酒礼（酒文化）、聘礼、婚礼、丧礼等，抛弃了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礼仪规范，与古代的礼仪已有很大差别，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德，成为我们华夏文明的一部分，被世人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

　　礼为国家的制度，仪为国家的法制。

　　礼仪是指等级秩序，到现在经常有人将此成语误用，误解为讲究礼貌的国家，扶老太太起来就以礼仪之邦国民自诩，那是错误的，扶老太太只是美德而已。

　　“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

　　就是因为礼仪的存在，阶级观念的根深蒂固，中华文明才一直不曾消亡。

　　下面说说乐。

　　早在部落时期，中国的古代人民就发明了诸如骨笛等乐器，还创造了音律，为音乐的出现作出了巨大贡献。

　　到了商朝，乐作为祭祀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贵族之间也开始盛行音乐。

　　到了周朝，周公为了巩固统治，从礼巩固阶级分化，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舆论，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的阶级区分。

　　“礼之所及，乐必从之”，相应的，乐则被升华成了一种待遇，对于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待遇，等级高的听世界名曲，等级低的听小苹果，也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和巩固阶级统治。

　　曾经一个朋友让我听听肖邦的协奏曲，说可以提高我的修养，我听了很长时间，觉得修养还原地踏步，估计是我的阶级不够，听不懂。

　　总而言之，礼乐制是周代维护封建制度而建立起的文化制度。且影响深远。

　　经济组织中的井田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井田制规定一切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周王把土地先分封给各诸侯，诸侯再将受封土地分赐给各卿大夫，卿大夫再把土地分赐给士，士下面就分不了了，再分下去就属于出让国家土地了。然后再雇佣佃农或自家农奴在受封的土地上耕种，然后根据耕地大小，层层向上（封建地主）交纳贡赋。

　　周王对所封土地有予夺之权。各级受封的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能世代享用，不能转让与买卖。

　　到了春秋晚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为人们开辟广阔的山林，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带来了方便，使得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了。

　　农业的发展，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有了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井田制的集体劳动形式过时了，而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封建经济形式开始兴起。这个时候，井田制就瓦解了。

　　以上四个制度的建立，背后都有着武王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为“武王伐纣，以周代商”的正确性做出合理的解释。

　　西周初期，很多人脑袋里都还残余着商朝的神鬼理论，认为武王克殷是极其不正确的，有违神意，就连后世的书呆子苏轼都认为武王做法错误，应该让商朝自己逐渐灭亡。

　　树立“敬天保民”的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周初期统治的基本政治和治国方针，体现了许多的理论因素，给“神”赋予了“德”的概念，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

　　“敬天保民”的思想的提出，使西周文明跟殷商文明有了质的区别，包括统治方式、合法性来源等根本性问题。

　　如果没有周，中国发展轨迹可能走另一条岔道。

　　就这一点，武王功不可没。

　　随着巫觋文化的落寞，古儒文化开始兴起，人们开始反思神权，开始注重人为。无心插柳的结果是春秋战国刮起文化思潮，诸子百家应运而生，百家争鸣。直为今人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