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国（今河南睢县西北），周朝姬姓封国，爵位为伯爵，为郑国东边的一个小国。由于国家小，经常受到临近的国家欺负，不得已，就成了郑国的附庸国。

　　后来，郑国投奔了楚国，滑国觉得自己也成了蛮子一党，清高之下也拉不下面子，觉得旁边的卫国人不错（“卫多君子”），也是一个好的归宿，就投奔了卫国。

　　郑国觉得滑国这种行为是背叛，于是攻打滑国，被迫让滑国重新服从自己。

　　滑国虽然名字里面有滑字，但做国一点也不滑，相反还很固执，等郑军撤回国后，滑国又再一次的倒向卫国。郑文公很气愤，觉得滑国做国不守诚信，等楚成王将宋襄公送走后，郑文公又一次的攻打滑国。

　　好久没活动筋骨的周襄王看不过眼了，他觉得郑国也是墙头草，今天亲齐，明天向楚的，后天指不定又会向谁抛媚眼，比滑国好不到那去，于是正义感爆发，派使臣去劝说郑文公不打了。

　　郑文公此时仗着楚国撑腰，觉得自己的国事，轮不到周天子来指手画脚，一不做二不休的将使臣扣押了起来。

　　这下子惹了大麻烦了。虽然平时大家都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表面上毕恭毕敬的供着，私底下还是我行我素，除了郑庄公射了天子一箭外，大都没有什么出格行为。

　　但只要是谁敢欺负周天子，那等于是背石头上山——自找麻烦。

　　郑文公扣押天子使臣，等于说是绑架了周天子，也绑架了道义，这下给好事诸侯抓住了把柄，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这个时候一定会联合起来对付他，一时之间郑国成为众矢之的。

　　表现最为积极的就是宋襄公。

　　郑文公去年在盂地会盟上，第一个举荐楚成王，让自己错失盟主之位不说，还眼睁睁的让自己成了楚囚，忍辱之下才逃离魔爪，活成了一个大笑话。这次又仗着楚国这个后台，把周天子的使臣给扣押了，完全是把周王室不放在眼里。

　　宋襄公很义愤填膺。

　　公元前638年夏，为给周王室出口气，更主要的是要一雪前耻，宋襄公组团卫、许、滕三国，伐郑。

　　郑国还是老样子，向楚国求救。

　　楚国也还是老样子，去救郑。

　　几年前，齐桓公率联军来打郑国的时候，楚国采取的是围许救郑，那个时候同齐联军正面对抗还是有不小压力的。

　　自从齐国国衰，中原再也没有能力，组织同楚国相抗衡的军事力量，楚国犹如一只浑身散发火焰的凤凰一样，燎原中国。

　　这一次，楚国没有照搬原来的做法，采取围攻其他的国家来救郑的间接战法，当他得知宋军主力倾巢出动的消息后，矛头直接对上了宋国。

　　消灭了宋军主力，等于把同自己竞争霸主的对手从名单上抹去。

　　宋国得到消息，马上从郑国回防，在泓水（今河南柘城县）东岸排兵布阵，等待楚军来临。

　　楚军到达泓水西岸，看见宋联军在东岸严正以待，自己也排兵布阵，等待联军过河对决。

　　两军坚持良久，谁也不过河，都等着敌方过河，然后在渡河中途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歼灭。

　　又坚持良久，楚成王对宋襄公喊话，让宋襄公过河来战，楚军绝不乘人之危。

　　宋襄公上过一次当，任凭楚成王如何打保票，都坚持不过河，并且让楚军过河，自己发扬礼仪，也绝不乘人之危。

　　楚成王仔细一想，检讨了下自己曾经做的一些事情，确实不被人信任，就同宋襄公口头约定，等楚军过河拉开阵势以后双方再行对决。

　　宋襄公满口答应下来。

　　这年头谁都不傻。

　　等楚军开始渡河的时候，大司马公孙固凑到宋襄公耳边，说自己兵少，面对面的打是打不赢的，让宋襄公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击溃楚军（“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

　　宋襄公自信满满，认为楚兵甲有余，但仁义不足，自己兵甲不足，但仁义有余，宋军是仁义之师，宋国也是大商后裔，虽然亡国了，但风骨犹在，怎么能趁人家渡河攻打呢？

　　宋襄公认为，同强大的楚国打仗，一定要在“仁义”的层面打败楚军，如果“击其半渡”，即使赢了，也胜之不武。

　　何为“仁义”层面？宋襄公在战争中通过实际行动做了具体诠释——“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也”。意思是说仁义之人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捉老人，不凭借险隘地势取胜。

　　以现在战争的思维方法，我们很难理解宋襄公当时的想法，这也不能怪他，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兵者，诡道也”之类的说法，因为商和西周早期的的战争观是“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双方打仗，不仅约定了地点，还要约定时间，这样双方才能打起来，所谓“结日定地，各居一面，呜鼓而战，不相诈”（《司马法》），类似我们上学时打群架的概念。

　　另外，当时的战争受周礼的影响，也起到很大的约束作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就曾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战争，有时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离不开礼的约束。”

　　《左传·曹刿论战》中就讲了一个例子：公元前684年，齐国攻打鲁国，齐军三次击鼓进军，鲁军不应战。按照现在的做法，管你应不应战，打了再说。但齐军被“礼”约束，刀剑都出鞘了，跑过来一看鲁军不接招，只好退却重新进军。

　　鲁国接连搞了三次假动作，搞的齐军士气懈怠，斗志全无，被鲁军找准时机，“遂逐齐师”，然后“齐师败绩”。

　　这场战役便是著名的长勺之战，也是成语“一鼓作气”的来历。

　　这里提到的“礼”，就讲究公平、仁义、道义，实际上就是古代战争中的贵族精神。所以战斗的过程中带着很强的礼仪性和程序性，比如，说好出拳绝不使脚，说好打脸也绝不会踢裆，你受伤倒地了也没人补刀，你年纪大了我还让着你，你逃跑累了我扶着你歇歇，大家按照既定的规矩进行战争游戏，没有尸山血海的惨烈，也没有白骨沃野的惨状。

　　可以说，春秋中前期的战争往往是象征性的，是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地盘、或者讲道理说不通的情况下而进行的军事展示，战争的目的只是要打赢你，点到为止，让你听话臣服即可。这样的战争烈度不大，规模和过程都比较短，伤亡也比较小。即使是灭国，也只是灭了祭祀，人还是给你留下。

　　直到本次的泓水之战前，战争都是一种争霸游戏。

　　直到楚军全部渡河，布列阵势完毕后，双方击鼓交战。

　　宋军不杀伤重之人，不杀老人，楚军不管这一切，不管你是伤重还是老人，整咽气再说，杀了人再把首级割下来，首级多了装不下，就把左耳割下来方便再战，一气呵成，绝不含糊，这也是楚国在征服长江流域野蛮部落的常用手法。

　　宋军那里见过如此血腥的战争场面，说好的“仁义”之战呢？只见楚军将宋军砍得人仰马翻，血流成河，伏尸百里，惨不忍睹。

　　这个时候，中原人才意识到，战争的性质变了，战争不再是贵族之间的仪式和游戏，不再是高阶武士的专利了，而是关乎胜利，关乎消灭一切有生力量，关乎所有人你死我活的残酷搏杀。

　　当楚成王把俘虏、首级和左耳炫耀给郑文公和文芈（郑夫人、楚成王的姐姐）看的时候，战争也成为了政治和外交的极端残酷，是一种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野蛮行径。

　　泓水之战后，兵者诡道和攻城灭国变成了战争唯一的手段和目的，为了美化战争，政治家甚至将战争人为的艺术化，升华战争成为标榜实力大国的一种自我认同方式，当某些国家用飞机炸弹等人间杀器催生爱国情怀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一切的痛苦。

　　宋襄公在此仗中就失去了军队，失去了信任，失去了霸主，失去了生命，更失去了他对于战争的幻想和童话。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楚成王，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一个漠视生命的野蛮时代，一个将战争演绎的如此残酷，“堕其城，毁其国”、“掠于饶野”，也如此的影响深远。

　　此时的楚成王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被郑文公奉承的忘乎所以，走的时候还不忘将郑文公和文芈的两个女儿、自己的两个侄女带回楚国纳为妾室，郑国大夫叔詹叹息道：“楚王恐怕不会得到善终了。”

　　公元前637年，宋襄公箭伤发作，不治而死，葬于襄邑（今河南省睢县），儿子王臣即位，是为宋成公。

　　当一个社会以“成王败寇”为评判标尺而罔顾规则，漠视人道，大谈功利主义时，世道就偏离了原有的轨道。后世关于宋襄公评价很多，大多说他墨守成规、行为迂腐，不审时度势，不顺应形势发展而调整外交和军事策略，面对豺狼楚国，陶醉在自我设想的温文尔雅的贵族风度氛围中，其结果只能是以悲剧结局。

　　有一位伟人评价宋襄公的“仁义”是“蠢猪似的仁义道德”，我不太认可，相反，在礼乐崩坏、人心不古之时，我却从宋襄公身上看到了秉持礼让的精神。

　　“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恰恰是许多像宋襄公这样“愚蠢”的人，才让中华礼乐成为文化的核心，才让中华文明成为我们的骄傲。在我们很弱小的时候，就是这份骄傲，让我们有了文化的自信，才让泱泱大国有了腾飞的可能。

　　古之侠者，重大义，轻生死。这是一位旧贵族最后的操守与德性，就如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在守护着心中那份不为人知的传承。

　　宋襄公，一个坚守道义的失落贵族。

　　反观得意的楚成王，宋襄公死了后，宋国臣服于楚，楚国势力直达黄河流域，黄河中游国家，尽皆服楚，楚国也成为当时最强大的霸权国家。

　　上面所述“当时”这个词的语义背景，是全世界。

　　小兵张嘎说过，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泓水之战的第二年，有一个将来给楚成王拉清单的人，正在赶往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