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干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先秦屈原《九歌国殇》

　　（大意：手拿干戈身穿犀甲，战车交错刀剑相砍。旗帜蔽日敌人如云，飞箭交坠士卒争先。埋住两轮绊住马匹，手拿玉槌敲响战鼓。天昏地暗威灵神怒，残酷杀尽弃尸原野。）

　　晨光渐炽，照耀在尸山血海之上，更显几分悲壮和狰狞，零散的楚兵拿着长戈游走在群尸之间搜刮战利品，对有余气或装死的晋兵进行补杀，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望着以泽量尸的晋军残骸，楚庄王愁眉不展，下令不再绞杀，并对幸存的晋兵做好优待工作。

　　于是出现了战场上罕见的一幕——有的来不及逃跑的晋军战车陷入泥坑，无法脱身，楚兵上前教他们抽去车前横木，这样可以使重量减轻，但马仍吃不上劲，楚兵又教他们拔去大旗等技巧，在楚兵温暖无私的帮助下，战车才冲出泥坑。

　　楚兵友好而又善良的举动，在骄傲的晋兵眼里显得非常卑微，不仅没有一句感谢，反而回过头对楚兵轻蔑一笑：“你们逃跑次数多，经验果然丰富（‘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与对方相抗衡的实力，就不要讨好对方，你自以为是所谓的宽容，所谓的关心，在比你强大的对手看来，那是懦弱的一种体现。

　　宽容，是强者对待弱者的一种态度；被宽容，也是强者对待弱者的一种特权。只有强者才有资格谈宽容，工作如斯，社交如斯，爱情也如斯。

　　但此时这些晋兵不知道的是，经过此次战役，楚庄王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强者。

　　晋兵的蔑视让大夫潘党大为恼火，建议楚庄王筑起一座“京观”威风一下。所谓“京观”，具体做法是将晋军尸首堆积起来，外面封土，形成一个个大金字塔，用以炫耀武功，更是给子孙后代展现楚国今日之辉煌。

　　自从三十多年前城濮一战，楚国急需一场对晋胜利来扫去心中的阴霾，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对战争的渴望也愈加热烈。

　　楚人们从未放弃争霸的脚步，不管是现在，还是三千年后的将来，坚持强国之路是一辈辈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触底反弹的希望让楚人虽忍辱负重，但毫不退缩。

　　这一次战役，让激战一宿的楚兵毫无困意、兴奋不已，王者归来的荣耀让所有楚人为之激动，这一天盼望许久，若敖氏的覆没和本次战斗的胜利，标志着楚国又一次的凤凰磐涅。

　　唯一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就是楚庄王，面对潘党的提议，楚庄王长叹一声：“古代圣明的君王征伐不敬的国家，先把他们的军队消灭，然后造京观以惩戒罪恶。晋军来救援郑国有错吗？他们的士兵为了国家而战，也没有错，既然没错，怎么能够造京观来惩罚呢？

　　《武》篇里面说到，‘武’的作用是巩固功业，说到这里，我联想到老师教的‘武’字，分开便是‘止’‘戈’二字，止戈为武，以戈止武，武是用来止戈的，用武功彰显霸业不是我追求的功业。

　　武王克殷而著《周颂》，里面说‘载戢（收藏之意）干戈，载櫜（gāo，也是收藏之意）弓矢。我求懿（美）德，肆于时夏，君王保之。’书中第三章又说‘打仗只是为了和平安定，继承先王的美德而加以发扬才是重要的。’第六章还对‘武’解释道：‘安定万邦，常有丰年。’

　　如果我现在让晋国士兵曝尸荒野，这是行强暴之事；显耀暴力让诸侯畏惧，会让战争永远不会消亡；崇尚强暴而年年战争，再强大的国家也会被战争拖垮。晋国虽然败了，但仍然强大，我们一味强暴，如何能够巩固功业？

　　违背了百姓的意愿，百姓如何能够安定？没有德行而争霸与诸侯，用什么和谐大众？乘人之危谋取自己的利益，趁人之乱作为自己的安定，如何能丰富财物？圣明的武功具有抑制强暴、平息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和谐大众、丰富财物这七种美德，如果我对晋国用兵而不占其中一项，拿什么来昭示子孙后代？”

　　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是不需要靠强暴来成就伟业的，楚庄王说完，下令将晋国将士尸首妥加埋葬。

　　第二天，楚庄王率大军一字排开，漫步走向黄河，旌旗飘扬，战马长嘶，三军将士默默不语，仿佛恒古的先辈在他们耳边窃窃私语，在奔腾不息的河边，矗立，良久，楚庄王一声令下，饮马黄河。

　　三皇五帝以道德治天下，夏商周三代则在功名，如今却为了霸主之位闹得不可开交。望着滔滔黄河，渡过去便是晋国，此时乘胜追击，将会逼迫晋国签订城下之盟。

　　楚庄王惆帐许久，摇头不语，率大军驻扎衡雍，然后在衡雍祭祀河神，并修筑楚先君的宗庙，向先君庙告捷而后凯旋。

　　此战史称邲之战。邲之战的胜利，不单单只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更是楚庄王对文治武功的诠释。

　　邲之战的胜利，不仅反映了楚国在军事、政治方面已跃居诸国之首，更由于战后楚庄王彰显品德、遵守礼法的做法，博得了中原诸侯的一致归心，此时的楚国精神，不只是滥杀无辜的强暴主义，而是止戈为武，以德服人。

　　同时，楚庄王凭借教一识百而又悲天悯人的智慧和胸怀，荣登霸主之位。

　　相比之下，荀林父的日子仿佛过得很煎熬，晋景公也很清楚邲之战的胜负原因不是由于双方军力强弱的悬殊，而是在于双方战争指导者主观指挥上的正误。

　　荀林父虽知“不可以战”，却无力驾驭跋扈之将，迟疑寡断，和战不决，临战不备，受制于人，最要命的是在关键档口喊了一句“先济者有赏”，以致失败，这个锅荀林父算是背定了。

　　晋景公准备杀了荀林父以严肃军纪。

　　此时，士贞子劝谏晋景公不要杀荀林父：“原来城濮之战，晋军获胜后晋文公还是愁眉苦脸，因为成得臣还没死，被困的野兽还要挣扎、搏斗一番（‘困兽犹斗’），何况是一国的宰相？他要来报仇，晋国可是会遭殃的。直到楚国杀了成得臣，晋文公才开始面露喜色，说：‘这是楚国的又一次失败，楚国由此两世都不能强盛了。’

　　如今您要杀了荀林父，只怕使晋国也很长时间不得强盛。荀林父处事虽然优柔寡断，但他一心为国——进，想着竭尽忠诚；退，想着弥补过错，是国家的栋梁，怎么能杀他呢？”

　　晋景公思考再三，觉得杀了他也会引起晋国政坛的震荡，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套班子又要支离破碎，几大家族又要争芳斗艳，想想也是头疼之事，便依了士贞子所言，令荀林父官复原位。

　　每个人都会遭遇失败，可贵的是失败后的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和接受教训的胸怀，这是比情商和智商更为宝贵的“逆商”。

　　荀林父就是一个逆商很高的人。其后，荀林父治军严谨，注意使全军贯彻一个明确的军事意图，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三年后（晋景公六年，公元前594年），荀林父率师攻灭赤狄的潞氏，一举荡平上党盆地，占据太行山中心位置。

　　上党盆地向来金戈铁马，烽烟不断，素有“得上党而望中原”之说，晋景公得到此地，非常高兴，赏赐荀林父“狄臣千家”，连带着士贞子也一起进行了表扬。不久，荀林父琢磨着已弥补了邲之战的过失后，宣布退出晋国政坛，士会接替他为晋国正卿。

　　此战的始作俑者先縠就没有荀林父的运气了，因为他在邲之战中不听领导的话。你不尊重领导，领导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整你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次年，晋景公追究邲之战失败的责任，被归罪而杀之，尽灭其族。

　　所以说在任何场合中，尊重领导都是必须的，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

　　邲之战后，楚国稳坐天下老大位置，晋国几十余年构建的同盟体系顿时瓦解。也就在这一年，不甘心的晋国凭着之前沉淀多年的雄厚国力和兵力，力邀鲁国、卫国和曹国于清丘结盟，共商抑楚大事。

　　晋国吃了败仗，最不服气的就是宋国，自认为强国之一的宋国觉得晋国太不争气，在可以号令天下诸侯的环境下竟然打了败仗，简直匪夷所思，于是摆出姿态，出兵伐楚的附庸国陈国。

　　在清丘盟约墨迹未干的情况下，卫国第一时间出兵援救陈国，当着盟国的面给楚国抛了一根又长又绿的橄榄枝，曹国也不断的像楚国示好，晋国缔造的同盟又一次土崩瓦解。

　　到了冬天，楚国为报宋国伐陈之仇，把宋国的附庸国萧国灭国，对宋国南部边境形成掎角之势。

　　也就在邲之战结束的同一年，齐顷公下令攻伐自恃有晋国撑腰的莒国，打响了反抗晋国的第一仗。

　　次年（公元前596年），楚国蒙受重大损失——令尹孙叔敖去世。

　　一个国家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孙叔敖病重期间，一次工作例会上，楚庄王提出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询问大臣们的意见。

　　虽然楚国自楚庄王始，一直在加强文化方面的普及扫盲工作，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是楚国人才选拔机制没有晋国先进，二是知识教育是一代一代的积累和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一如既往的像纸糊的琵琶——谈（弹）不得，最后还是楚庄王自己拿定了注意，群臣一片喝彩。

　　散会之后，楚庄王面带忧色，申公巫臣不解，询问：“大王谋事得当，无人能及，而有忧色，何也？”楚庄王忧心忡忡曰：“一个国家的强大，不能只看君主一个人的能力，其靠的是全民的才华，靠的是群臣百姓的群策群力。刚才开会的时候，只有寡人一个人在说，其他的人都提不出有建设性的建议（‘群臣莫吾逮’）。

　　我听说‘诸侯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今天以寡人平庸的能力尚且没人能超过，这样的国家不会长治久安，所以我担心啊。”

　　作为君王，发现自己的才干超过了群臣，感到的是忧虑，而不是骄傲，楚庄王的言语中，充满了对这个国家许多的无奈和惆帐，又想起病榻之上的孙叔敖，一阵阵心如刀绞。

　　《道德经》中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孙叔敖死后，国家将无可托付之人，楚庄王也将独自面对这个人才凋零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