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国大乱，被迫到齐国当了高昭子的家臣，期待着以此作为跳板来与齐景公交往，然后以齐国为试点国，完成自己“匡扶礼乐”的样板项目。

　　早在五年前，齐景公到鲁国拜访时便已见到过孔子，当时孔子借“国小处辟”的秦穆公也能够称霸的事例，阐述其“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的强国思想，狠狠地激励了齐景公一把。

　　崔抒和庆封家族先后被攻灭后，齐景公依靠国氏和晏氏的力量开始亲政，但始终绕不开田氏、鲍氏、栾氏、高氏等族的把持力，形成错综复杂的力量派系。

　　虽然此时齐景公有晏子为相，但晏子也从来没有偏离过朝堂政治规则，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政治派系，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所以，对于远道而来的、无依无靠、背景干净的孔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可以让齐景公依靠的人。

　　于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等级名分受到破坏，君不像君、臣不似臣，弑君杀父之事屡有发生，所以他告诉齐景公，只有重拾旧时的等级秩序，以礼治国，才能治理好国家。

　　齐景公听孔子如是说，结合自己这几年的为君阅历，犹如茅塞顿开，惊呼道：“太对了！如果君主不站在自己的本位，超出了自己的范围去做事，自己辖下的官员也就不能恪尽职守、尽他们的本分了。就如同在家庭中，父母不像个父母的样子，儿女自然也不会尽儿女的本分了。如果国家的政治、社会的风气是这个样子，国家的财富虽然充足，我看我也无福消受了。”

　　看得出齐景公很高兴。

　　就在齐景公喜气洋洋计划给孔子封赏时，一旁的晏子说话了。

　　晏子的谈锋公然不同一般，如同领导讲话一般，一口气指出了孔子的“二不行二不可”——

　　一是“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行以为俗”，孔子崇尚丧礼尽情致哀，破费财产厚葬死人，不能让社会形成这样的风俗；

　　二是“倨傲自顺，不行以为下”，高傲自大自以为是，凡事顺从自己的意愿，从不考虑他人的想法；

　　三是“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这些儒者能言善辩、混淆是非，不能用法度来规范他们；

　　四是“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儒者们奔走于诸侯之间，通过游说国君和有权势的大夫来乞求禄位，这样的人，绝不能加以任用，使其治理国家。

　　总结出这四点之后，滔滔不绝的晏子还直接对孔子进行了人身攻击：

　　“孔子在仪容服饰上大作文章（‘盛容饰’），繁琐地、复杂地、尽可能详细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和举手投足的节度（‘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

　　对一般人来说，这些繁文缛节恐怕一辈子也不能‘殚其学’；从年头到年尾，估计整整一年时间估计都在‘究其礼’。

　　如果国君打算用这一套来改造齐国的习俗，引导齐国的大众，估计不是一个明智的挑选。”

　　按照我们现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可以肯定地认为晏子的部分言语是在大行诬蔑之词，但在当时那个人文环境和社会风气下，齐景公信了。

　　“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孔子世家》

　　孔子听说此事，垂头丧气的离开了齐国。

　　再后来，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被董仲舒等汉儒发扬光大，提出“三纲五常”，促使汉武帝独尊儒术，并成为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反对孔子言行的晏子却被儒家视为不吉之物，被雪藏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孔子对晏子的评价还是很高的：灵公污，晏子事之以整齐；庄公壮，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俭，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细人也。

　　晏子本可出圣，可惜没遇明君。

　　再次回到齐庄公被弑的那年。

　　因“栾盈之乱”之故，晋平公咽不下这口气，亲自渡河而来，和鲁襄公、宋平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武公、莒子、邾于、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夷仪会合，准备报复齐国。

　　庆封也是狡猾，把和晋国为敌的责任都推给齐庄公，并以已经处决齐庄公、再次申明始终拥护一个盟主的立场，派隰（xí）鉏前去求和。

　　晋平公看了看浩浩荡荡的军队，很发愁军费问题，没同意求和。

　　因前有“邯郸大败”之鉴，于是庆封号召“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并以无数男女、宗器、乐器，才让晋平公心情大悦的退兵，以举国之富庶换短暂之和平，代价不可谓不小。

　　楚国这边也不太平。

　　因操劳过度，仅仅做了四年令尹的薳子冯病逝。

　　凡遇楚国大丧，吴国是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总想着投机一把捞点便宜。薳子冯去世不久，吴国便煽动楚国的附庸舒鸠国（今安徽舒城县）造反。

　　舒鸠国，位于合肥、六安、安庆三市交汇处，同舒庸、舒鸠、舒蓼、舒龙、舒鲍、舒龚一起，合称“群舒国”，是当时周武王克纣后，封功臣偃姓子爵于此，其中的舒蓼国和舒庸国已分别被楚庄王和楚共王所灭，纳入了楚国版图。

　　舒鸠国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也会被楚国所灭，于是在吴国的怂恿下，明确的同楚国划清了界限。

　　可惜，他们碰上楚康王新任命的令尹——子木。

　　令尹子木，屈氏，名建，字子木，是一位廉洁且原则性非常强的人，在楚国这几任令尹之中可谓是一股“清流”般的存在。

　　《国语·楚语》上记载，子木的父亲叫做屈到，曾任楚国莫敖，生前爱吃一种稀罕水品——菱角，曾在临终前交代“祭我必以芰（jì，菱角）”。

　　到了一周年祭，家臣正准备供奉菱角时，子木却命令家臣把它拿掉，家臣不解：“这可是您父亲生前遗愿啊。”

　　子木也感到很无力，却一板一眼的说道：“祭祀的法典上曰：祭国君要用牛，祭大夫用羊，祭士用猪和狗，祭百姓用烤鱼，不能进献珍贵稀罕的东西，也不能陈列品类繁多的食品。

　　我父亲曾经执掌楚国的政事，‘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训后世’，诸侯们皆交头称赞。如今，我祭祀父亲也不能因为他生前的嗜好，而违犯国家的法典啊。”

　　“遂不用。”

　　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觉得很小，但在当时却是一件很有争议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子木究竟是“违父命”还是“护国典”的问题，还深入到一个命题——合不合“礼”数。

　　如若违背“礼法”，会被视为大不孝；但遂其愿，将会违背“祭法”，也就是忠孝如何两全的问题。

　　两千多年来各执一词，无数文人纷纷站队，从战国吵到清末，这其中无数文学大家也卷入其中。

　　比如，柳宗元在《非国语》中，就引用《礼》的“斋之日，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来谴责子木“以礼之末，忍绝其父将死之言，安得为道”，诉其不只不孝，而且不贤。

　　有反对当然也有支持，苏东坡就支持子木的做法，还专门针对柳宗元的批评，写了一篇《屈到嗜芰论》的散文，开篇就反驳柳宗元的观点——“岂可以饮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

　　他认为，“今赫赫楚国，使子木行之，国人诵之，太史书之，天下后世不知夫子（子木）之贤，而唯陋是闻，子木其忍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夺其情也”，并称“子木，楚卿之贤者也”。

　　苏东坡不仅将子木尊为贤者，还依据曾子所言“君子之所贵乎道者三”的标准，将其视为一个君子——“夫数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训其子孙，虽所趣不同，然皆笃于大义，不私其躬也如是。”

　　究竟是忠？是孝？

　　每个人的成长经历、环境、学识等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选择，有的以家为大，有的以国为重，选择仅在于自己所愿，不能站在制高点来俯视他人，也不能仰视圣贤来违背自己的抉择。

　　就如金庸笔下的乔峰一样，无愧于心即可。

　　贤者惜才，子木也是一个非常爱惜人才之人，在他的推荐下，楚康王任用薳子冯之子蒍掩为大司马。

　　蒍掩也不负重托，任司马时，对山林的木材、水泽的出产、土地的肥沃程度、地形的高低等进行了仔细的勘察，然后规划蓄水池、在肥沃的土地上划分耕地，依次规定出产量标准，制定赋税制度。

　　一整套完成下来，蒍掩也不贪功，将所有成果交付给子木，子木便以此为基础，推行“量入修赋，赋车籍马”制度，比较全面地完成了对于田制和军制的整理，为楚国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子木之所以爱惜人才，是因为楚国人才匮乏。

　　人才匮乏的原因，是因为楚国不重视人才。

　　不重视人才的结果，导致人才流失。

　　人才流失的后果，很严重。

　　《春秋左传》中有一篇散文，叫做《蔡声子论晋用楚材》，折射出楚国人才流失的深刻教训。

　　楚国有一个大夫叫做伍举，也就是当时冒死劝诫楚庄王的那个人，是一名刚正不阿的大夫。

　　可就是这样一个谠论侃侃的忠臣，因为受到岳丈王子牟的牵连，被迫要逃亡晋国，正巧在路上被同去晋国的蔡声子遇见。

　　蔡声子当时是蔡国一名大夫，与楚国的伍举关系很好，知晓事情的经过后，对伍举说没啥大不了的事，他帮忙搞定，让伍举先找个地方避避难。

　　从晋国回来后，蔡声子专程跑去楚国拜访楚令尹子木。

　　子木见到蔡声子非常高兴，二人侃侃而谈，顺便谈起晋国的事，并且还问蔡声子：晋国的大夫和楚国大夫相比，谁更贤明些（“孰贤”）。

　　蔡声子就等子木说这句话了，马上将心中早有的想法毕恭毕敬的说了出来：“论个人水平能力，‘晋卿不如楚’。”

　　子木听到蔡声子对本国卿大夫高度好评，心中暗暗自得。

　　“但是”，蔡声子没让子木得意多久，又接着阐述自己的观念，“晋大夫整体实力很强，‘皆卿材也’；虽然楚大夫整体能力稍强于晋，但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啊。”

　　有着根深蒂固“非贵族出生不可入仕”思想的子木很纳闷：“晋国用楚人当大夫？难道晋国就没有同族和姻亲了吗？”

　　蔡声子回答说：“虽然有，但是晋国使用楚国的人才的确很多。”

　　看着子木惊讶的表情，蔡声子详细的分析了楚才晋用的深层原因：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赏赐不越级，刑罚不滥用。赏赐越级，就怕赏赐到坏人头上；滥用刑罚，则怕惩罚到了贤人。如果不能把握赏罚的尺度，宁愿赏赐越级，也不要滥用刑罚。

　　因为，贤人是安邦定国的基石，没有贤人，国家就会跟著遭殃（‘无善人，则国从之’）。

　　《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tiǎncuì，困苦之意）’，这话说的就是贤能的人没有了，国家就将遭受危难。

　　《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是宁愿放过有过错的人，也不愿错杀贤人。

　　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劝赏而畏刑’，现在楚国经常滥用刑罚，楚国大夫害怕而逃亡到其他的国家，成了那些国家的主要谋士，从而‘以害楚国，不可救疗’，这就是楚国不能留住和任用贤人的原因。”

　　把蔡声子说的话总结成两点：

　　一是楚国一向赏罚不明。该赏的不赏，一赏一大片；该罚的不罚，一罚一大群，导致人心尽失，是造成楚国人才外流的一个重要因素。

　　楚国人才流失的第二个原因，楚国喜欢滥用刑罚，致使楚国人才逃亡到四周的国家，并且得到了重用，成了那些国家的主要谋士，反过来危害楚国，这种现象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

　　接着，蔡声子又举了几个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念：

　　第一个人叫做析公——“子丁之乱，析公奔晋。”

　　“子丁之乱”也既“二子之乱”。

　　楚庄王时期，公子燮和斗克发动“二子之乱”，析公为避祸逃到晋国。

　　公元前585年，楚国令尹子重攻打郑国，栾书带领晋国六军救郑，在绕角与楚军相遇。

　　在交战中，晋军扛不住了，准备退兵逃走，时任随军参谋的析公建议：楚国军队有轻浮急躁的弱点，作战意志不够坚定，如果多擂鼓壮威，晚上再以奇兵夜袭，楚国军队肯定会溃逃。

　　晋军采纳析公的建议，大败楚师。

　　随后，晋军趁势“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

　　绕角之战在晋楚争霸战中规模很小的一次遭遇战，但造成的次生灾害却是楚国难以承受的——“郑于是不敢南面（服楚），楚失华夏”。

　　晋楚绕角之战中晋国之所以能够胜出，就在于晋国重用楚才析公——“析公之为也”。

　　作为楚人的析公为晋国出谋划策对付楚国，使楚国第一次尝到了人才外流带来的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也给想压制楚国的晋国指明了一个方向——人才是大国间争夺的重点，想称霸，争楚才。

　　第二个人叫做雍子——“雍子奔晋。”

　　楚共王时期，有一个叫做雍子的大夫，估计这个人情商不高，他的父亲和哥哥总喜欢中伤他，国君和其他大夫也不喜欢他，他感到很郁闷，于是到了晋国。

　　估计晋人很喜欢雍子的低情商和高才华，不仅接纳了他，还把畜邑封给他，并让他当“谋主”。

　　公元前572年，晋国率八国联军之师攻打彭城，与楚军在“靡角之谷”相遇。晋军慑于楚军的声势浩大，举棋不定，甚至要退兵。

　　这时已担任晋国主要谋士的雍子却站了出来，大张旗鼓的精选徒兵，检阅车兵，喂好马匹，烧掉帐篷，军队摆开背水一战的阵势，扬言明天就要同楚军进行决战。

　　楚国军队在联军前本来就胆怯，又误以为晋军要同他们决一死战，吓得连夜溃逃而去，宋国的彭城也被晋军占领了。

　　于是，“晋降彭城而归诸宋”。

　　接着，晋国又率联军，讨伐楚国的盟国郑国，又挥师南下，攻占了楚国的焦、夷，并攻入楚国的另一盟国陈国境内。

　　彭城之战后，楚国雄风不再，完全失去了对中原的控制能力——“楚失东夷，则雍子之为也”。

　　如果上面两个故事的主角记忆不太深刻，那么，蔡声子接下来说的两个人，可是让楚国吃尽了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