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乱世，需要有执法之能臣。

　　但更需要规范和章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社会才可以有序运转。

　　杨坚开始修定律令。

　　杨坚一朝的隋律，成为整个东亚文化圈万世之法。

　　隋律号称公平允当，其核心理念是“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杂格严科，并宜除削。”

　　但隋律的成文，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杨坚逐渐消减了自己戾气，转而成就这一部中正平和的法典。

　　他刚上台执政之时，无法容忍任何的犯罪和无秩序。

　　他的理念，是一种非黑即白，一加一，绝对只能等于二的固化程序化思维。

　　但现实世界，总是充满无限可能，五颜六色，光怪陆离。

　　京城大兴的治安，一度令杨坚难以忍受。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公开偷盗，做贼为盗，盛行于民间，已成为一大固瘤。

　　杨坚痛恨偷盗。

　　他认为这是万恶之源，为了正本清源，重铸社会的风气，他采取了绝对的高压政策。

　　杨坚本人刻薄寡恩，他信奉军国一体化的极端管理理念，也做出过很多严苛的规定。

　　承前朝之弊，很多陋习已经积重难返，杨坚认为唯有用重法，重典，才可以重树一种新风。

　　杨坚显然信奉乱世用重典，先重后轻，先张后驰，先破后立的治国之术，非如此，不足以重开天地。

　　他规定“盗边粮者，一升以上皆死，家口没官。”

　　对于民间，他也规定“盗一钱以上皆弃市。”

　　在这种严苛法令的指引下，出现了三人同窃一瓜，而被立时斩决的事例。

　　这相当于是国家层面的暴力恐怖行为，若想国运长久，显然并非良策。

　　暴力只会引来更大的暴力。

　　这种懒政和苛政，终于引发了一场风波。

　　有几个游侠，通过非常暴烈的方式，给杨坚送去了一个口信。

　　他们在大白天劫持了主管的官吏。

　　并留下话说：“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冤枉而死）来耳。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尔属无类矣。”

　　君主的意志，虽然具有绝对的权威。

　　但民心民意，有时一样会显现出威力。

　　显然，朝野上下自发启动了对杨坚的反制机制。

　　这在杨坚的朝廷之中引发了一场争论。

　　对于这种明显失当的政策，以高颎为首的朝臣，在辩论之中，轻易胜出。

　　杨坚最终放弃了这种过于激进的，以求速效，强硬的治国方式。

　　杨坚并非是一个圆通的人，政治之道，圆融则满，刚而易折。

　　他下令，取消盗取一钱弃市之法。

　　其实，杨坚此举，只不过是想速成。

　　他本人并非是那种一味高压，草菅人命，任性处置之辈，相反，他力求人世间相对的公平和正义。

　　因而，杨坚十分重视司法审判，尤其对于死刑的处理，杨坚非常慎重。

　　在他执政初年，他多次亲自查看将要处决的囚徒名录，以免产生冤假错案。

　　杨坚对于能威胁到他的同僚，冷酷打击，但同时，他对于普通士民，具有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可能和其私人的佛教信仰有关。

　　杨坚“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应决狱，无不询访群公，刑之不滥，君之明也。”

　　君明臣贤，杨坚一朝，正在正确的道路上飞驰。

　　但同时，有二块难啃的遗留下来的硬骨头，已到了必须要直面的时候了。

　　杨坚实在太忙太累了。

　　他这些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首先坐稳皇位。

　　杨坚先是平定尉迟迥三方叛乱，然后将宇文皇族全部诛杀，篡周立隋之后，立即面临突厥的威胁。

　　最重要的是，朝廷之内，和他功名相等，非亲即友的同僚们，也是真正的必须要解除的隐患。

　　当这一切尘埃落定，他回首一看，才知道一路走来，自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杨坚是一个孤独的开路者。

　　但还有很多的事，需要他去做，这个国家，已经荒芜太久了。

　　这可以从杨尚希的一道奏疏说起。

　　弘农杨尚希，是杨坚的宗亲，同时，也被周太祖赐姓普六茹氏，这也是杨坚的鲜卑姓氏。

　　杨尚希是最早的一批察觉尉迟迥要叛乱的人。

　　当年他巡幸山东，恰好在尉迟迥的老巢相州，听到北周天元的驾崩消息。

　　按照礼法，他和尉迟迥在驿馆发丧，但他毫不迟疑，立即连夜逃回长安。

　　他只对杨坚说了一句话：“蜀公（尉迟迥）哭不哀而视不安，将有他计。”

　　杨坚得到这个消息，才能在韦孝宽进驻河阳之后，快速派出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尉迟迥。

　　杨尚希显然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杨坚立隋之后，杨尚希上了一道事关国策的表文。

　　这道表文中说明了杨坚朝面临的二个“太多”，一是行政区域太多，二是官员太多。

　　他在表中说道：“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

　　“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

　　这是现实，也是需要割掉实毒瘤，但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似乎已成为无法撼动的固疾。

　　自秦汉以来，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在全国实行郡县二级管理体制。

　　但东汉末正式成立监察意义上的州，成为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

　　魏晋以降，中原大乱，为了应付各地叛乱和紧急事件，从效率和现实的角度考量，只能实行军政一体化，因而，州的权力逐渐变大，进而无限大。

　　一个大州的文武官员，甚至达到323名，并且全部由刺史辟召，一州之内，所有官员，全部都是刺史的幕僚。

　　代表中央权威的军政机器，和地方豪强逐渐合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割据集团，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王国。

　　一州一天地，也是一州一王国。

　　在战乱年代，随着中央权威和力量的减弱，只能依靠州刺史集中一州的力量，去保境安民，甚至挽救中央政权。

　　实际上，成功是因为州刺史，失败也是由于州刺史。

　　州刺史由文职官，逐渐转变成军政一体化的集权型刺史，他就是土皇帝。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

　　那些没有将军衔的刺史，还被嘲笑为“单车”，意味着势单力薄，只是聊胜于无的一个职位。

　　发展到了北周北齐之时，这种制度已到了最腐烂，最无可救药的地步。

　　北周北齐本是源于同一母体，其力量来源，都来自于北魏及其六镇，他们在初创之际，迫切需要最大限度地吸收当地武装和力量。

　　为了生存，北周北齐的国策都是以吞并对方为最终目的。

　　因而，裂土封臣，成为滥觞。

　　北齐刚成立时，是地方豪强势力的天堂，“豪杰纠合乡部，因缘请托，各立州郡，离大合小，公私烦费”。

　　到北齐文宣帝时，官以贿成，政府和内庭公开标价，买卖官职，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

　　豪强能在这种开州立郡的活动中，占据实际的利益。

　　一是可以捞到一个体制内的官职，有权力和职级才有发言权。

　　二是可以合法逃避，本应该履行的各种责任和义务。

　　北周起步更低，情况更不妙。

　　当年贺拔岳以区区二千兵马入关拓地，并且立即死于和东魏的战争。

　　其残部虽经宇文泰统领整合，最终建立北周，但始终只是一支外来力量，强龙不压地头蛇。

　　他们必须依靠关中本土的豪强，二者混一，才能保持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这也是关陇贵族集团的由来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分享权力，尤其是以现存的势力和新立军功去分享政治和经济的利益，是其必然的选择。

　　因而，北周的州，县机构，比北齐的混乱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当北方一统，政治走上正轨之时，这种割据一方，各自发展，成为山大王的情势，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这是根本的国策，雄才大略的杨坚，将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