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才，就必有考核。

　　否则，能上不能下，整个社会必然会死气沉沉，就会固化僵化肌体的生机和活力。

　　学而优则仕，以治国平天下为的理想的士人们，也会形成学术官僚集团。

　　加上传统的门阀官僚，双方理念，利益大相径庭，迫切需要确立一种全新的，双方都能遵循，参考的价值评判体系。

　　杨坚为了防止官员的贪腐，他制定过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条条框框。

　　他制定的这些制度，一直被后世沿用、改进、提升和强化，可以说，后世的规范，大多只是在炒杨坚的冷饭而已。

　　比如，他规定了一种“回避法”。

　　州县官员不得在原地任职；下级官员不得在地方政府中，担任已经担任过的官职；他还规定主要的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为三年（后改为四年）。

　　这主要是防止官员在本地建立深厚的个人关系网。

　　流动制，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以根治以前州刺史就是土皇帝的弊端。

　　在这种制度下，州县将认可中央的权威，而不是只认刺史本身具有的威权。

　　他还规定，外任的官员不得带父母或超过15岁的孩子一起上任。

　　这可能防止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受来自于近亲的制约和影响。

　　这种制度成效显著，当然，更重要的是，汉族又一次成为主人，中原大地分裂太久，人心思静，人心复古，朝野上下，每个人都能看到未来，还有发自内心的希望。

　　那是对明天的向往，新朝新气象。

　　隋朝初立，万象更新，国势蒸蒸日上，官员们也生气勃勃。

　　隋初涌现了一大批辉耀史册的良吏。

　　天下第一刺史梁彦光，成名于歧州。

　　当地风俗质朴，他因时顺势，不生事，不扰民，以静镇之，全境大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名闻于天下。

　　梁彦光在歧州的政政绩，引起了杨坚的注意。

　　他巡幸歧州，亲自下了一道诏书，许诺将提升梁彦光的官职。

　　“三载之后，自当迁陟，恐其匮乏，且宜旌善。(赏赐了很多礼物和仪仗），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闻清风而自励。”

　　很难讲这些赏赐，有几分是因为杨坚本人的巡幸，怕让梁彦光破产，而做的补偿。但杨坚对于升官和赐物，以及为天下做表率，却是来真的。

　　因为梁彦光连年在刺史之中，考核第一。

　　作为隋朝刺史的旗帜，杨坚要重用他。

　　他调任梁彦光做了一个大州的刺史，那就是相州。

　　杨坚对梁彦光寄予厚望，他希望他能为杨隋一朝，羸得相州的民心。

　　相州，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它是原北齐的首府和政治中心，也是当年尉迟迥叛乱的老巢，是山东叛乱力量的精神源起地。

　　尉迟迥失败之后，原来的城市被推平毁坏，杨坚将其地一分为二，新的府治，搬迁到离原地十五里的新城。

　　山东之地，经商氛围历来活跃，相州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人如蚁聚，很快又恢复了昔日繁华。

　　繁华虽依旧，但商人重利，人多变诈，世尚浮巧的风俗，也没什么变化。

　　相州，历来就难于教化。

　　全国之难治，在于山东；山东之难以驯化，在于相州。

　　梁彦光初到相州，想以理服人，以德感人，以静抚人。

　　他将在关中歧州，已被证明成功的一套方法，全盘照搬移植过来。

　　但事与愿违，相州之人，不吃他这一套。

　　浮华放浪的市井无赖们，还编造一首民谣嘲笑梁彦光的软弱无能，他赢得一个外号“戴帽饧”，就是软弱可欺之人。

　　杨坚大失所望。

　　帝国最精锐的干吏都收服不了旧日叛乱之心，这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他暂时失败了。

　　但杨坚一朝，君是新君，臣乃名臣，君臣同心，才可能将隋朝经营治理得如日中天。

　　相州之治虽然失败，但盛名之下，梁彦光当然还是可用之才。

　　杨坚立即将梁彦光改任赵州刺史。

　　梁彦光抗命，他主动请缨，要二入相州。

　　杨坚深深地看了梁彦光一眼，这一眼，是期望，是默许，也是激赏。

　　梁彦光毫不畏惧，平视杨坚的眼睛。

　　君臣对视，一眼穿越古今，他们都看到对方眼中的坚决，还有信心。

　　杨坚同意。

　　梁彦光二度进入相州。

　　当听说前度梁郎今又来时，当地浮滑之徒弹冠相庆，嗤笑戴帽饧不过是来走个过场而已，他们可以高枕无忧地，过他们海阔天空的好日子。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之外。

　　梁彦光刚一下车，便以雷霆手段，“发摘奸隐，有若神明。”

　　光天化日之下，莫非王臣，一府之内，大小丑恶，梁彦光无不将它们一一指摘出来。

　　相州城中，轰然骚动。

　　他们知道，梁彦光此次有备而来，目标明确，手段严厉，没有侥幸可言。

　　于是，狡猾之徒，豪强之辈赶快奔逃出境，境内大治。

　　梁彦光此举，大收杀鸡骇猴之效。

　　但他并不满足，这只是“术”，能治标，但不能治本。

　　他要改变相州的风气，那就需要从“道”上入手。

　　要想知书识礼，仁义礼智信，温良谦恭让，就必须知学重学。

　　他趁势招收当世大儒，在每个乡镇创立学校，大弘礼义之风，一时之间，相州风俗大改。

　　山东本为礼仪之邦，后屡遭丧乱，斯文稍坠，历经梁彦光此治，儒礼兴盛，大有超越以往之迹象。

　　但梁彦光这种经世务实的人才，在杨坚一朝，也不过只是做到刺史之位。

　　可见杨坚非常重视名位，对于梁彦光，他重用他的吏术，但却并不认为他是治国的长才。

　　杨坚知人善任，非常善于抓重心。

　　相州刺史，不是最重要，却是山东之地最敏感的职位，杨坚于此特别着意。

　　号为政治天下第一的，还有另一任相州刺史樊叔略。

　　他被杨坚征召入朝时，就已有大名于世，当地百姓不论男女老幼，乡间野里，竞相传唱“智无穷，清乡公（樊叔略），上下正，樊安定。”

　　杨坚一朝，上下同欲，政治清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清正｀清朗的时期之一。

　　这里还有青史留名的“杯水别驾”赵轨。

　　他为政齐州，连续四年，占据考核第一名的位置。

　　任满之后，父老相送于道，流泪挥别说：“别驾（赵轨）在官，水火不与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壶酒相送。公清若水，请酌一杯水奉饯。”

　　赵轨并不是求名，而是有一种政治的自觉和自醒，心有天下，胸怀民众，自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如果说赵轨只是洁身自好，留名青史，终杨坚一朝，还有很多官吏，真正起到了为民立命，移风易俗的父母官的作用。

　　辛公义，以男身，而被岷州之民称之为“慈母”。

　　他主政岷州(今四川岷县）之时，当地有一个非常不人道的习俗。

　　那就是一家之中，只要有一个人生病，健康的家人，生恐被传染，或者无钱医治，就会让他自生自灭，无孝无义无亲，成为一种习俗。

　　辛公义以大慈悲之心，想改变这种风俗，他知道光靠说理，不会有任何效果。

　　他要以实际行动，树立新的风俗。

　　他的方法很简单，将这些生病的人，全部集中到衙门，他亲自在厅上设置一个床榻，和病人朝夕相处，他甚至拿出自己的薪俸，劝其医药，侍其饮食。

　　病人之多，让整个衙门人满为患，甚至门廊之下，都挤满了人。

　　但辛公义坚持下来，他召集病人的亲属，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所做所为，还有那些即将病愈，容光焕发的亲人。

　　辛公义趁势教导他们说：“死生由命，不关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间，若言相染，哪得不死，病儿复差，汝等勿复信之。”

　　权贵富豪者以身作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风民情，为之一变。

　　辛公义足当“慈母”二字无愧。

　　杨坚对于他的这些干实事的官僚们，有三招御人之术：升官，赐物，重名。

　　德州司马房恭懿，也是第一名拿到手软的干将。

　　在新丰令上，为县一级官员中的天下第一。

　　升为德州司马后，又被卢恺评定为天下之最。

　　这是一个值得树立的红旗手。

　　杨坚立即在大兴城大兴殿内，当着各地入京的朝集使，大力赞扬说：“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庙所佑助，岂朕寡薄所能致之乎！“

　　为了起起到激励作用，杨坚当众许下承诺，“朕即拜为刺史。岂止为一州而已，当令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学也。”

　　有隋一代，文武名臣辈出，汉族被压抑了几百年的情绪和情怀，喷涌而出，真是将星文吏，闪耀千古。

　　文臣体国不贪腐，武将尽死不惜身。

　　杨坚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皇帝，他日旰忘食，深夜不寝，孜孜不倦，一心为国，足可以称为一代名君。

　　杨坚在老病之际，回顾自己一生时，仍然无愧于心，又不无得意地说：“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一等一的皇帝。

　　但要立于项尖的皇帝之列，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完成。

　　那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必须完成的最高级别的任务。

　　中国大地，等待这一刻，已经差不多三百年了。

　　杨坚，当他大权在握，国势蒸蒸日上之际，他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江南，那里，有历代帝王的光荣和梦想。

　　现在，那个属于他的光辉的时刻，已经到了。

　　跃马长江，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