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案后，苏威虽然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他的政治生涯却并没有被判死刑。

　　但随着杨素进入中枢权力层，关陇集团的力量明显在加强，隋初原来“四贵”，也随即进行了大洗牌。

　　杨素和高颎已是并列的二大宰相，杨素将在这个集团之内，掠夺原来属于别人的权力。

　　军政权力，主要的调整对象来自于原来军界的巨头。

　　四贵之中的杨雄，是杨坚篡位之初，出力最大的功臣，并且他是杨坚的宗亲，一直重兵在握，朝野倾瞩。

　　他首当其冲，杨坚让他虚居于司空的高位，却夺去其实际的军权。

　　杨雄是个非常有决断的人，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交往应酬朝中大臣。

　　杨雄自此关起门来成一统，老老实实做了一世的太平司空。

　　虞庆则也是文武兼备的四贵之一，与杨雄的退而可当田舍郎相比，他的下场就要凄惨太多。

　　他遭到彻底的清除。

　　毫无疑问，虞庆则在朝中久称四贵，又受高颎知遇之恩，在长期的执政生涯中，和高颎建立了深厚的公私情谊。

　　而政坛新星杨素的入阁，带来了宰相集团内权力的重组。

　　杨素和高颎，是新旧二大宰相，他们的对抗，先从杨素和虞庆则的斗争开始。

　　杨素两平江南，功高盖世，但虞庆则在北方的大草原上，一样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他在沙钵略可汗内附隋朝的过程之中，大出风头，一是在礼仪上死死压制了沙钵略一头，二是完美完成任务之后，还顺便让摄图赠送了上千匹马，还顺走了沙钵略的妹妹做老婆。

　　这是隋朝外交史上的大胜利，当虞庆则出使突厥时，杨坚信心不足，没有任何底气地交待虞庆则说：”我欲存立突厥，彼（沙钵略）送公（虞庆则）马，但取五三匹。“

　　因而，虞庆则出将入相，位居中四个半宰相之尊，对于杨素，并不会产生高山仰视的崇敬，相反，文人自古相轻，武将也并不居后。

　　虞庆则和杨素因为争功，就相互干上了。

　　平陈之后，一统天下，边境无战事，自然到了论功行赏，自吹自擂的时候了。

　　在一个宴会上，杨坚首先发话，”高颎平江南，虞庆则降突厥，可谓茂功矣。“

　　杨素心中开始打算盘，江南之功，他无法直接和高颎争一日之长短，但他将杨坚抬出来，一是顺便拍个马屁，二是可以打击下竞争对手的气势。

　　杨素加了一句意味学长的话，”皆由至尊威德所被。“

　　虞庆则听出了杨素的弦外之意，看杨素此意，自己出生入死的功劳都不算什么。

　　虞庆则展开了反击，他也回击了一句，“杨素前出兵武牢、硖石，若百至尊威德，亦无克理。”

　　这直接打脸杨素，因为以上军功，杨素早已归入自己名下，已成定案，已经公告天下，厚赏将卒。

　　杨素惹了一身躁，心中极大不爽。

　　自此之后，杨素和虞庆则就开始了公开的斗争。

　　这种斗争又牵涉到他们背后势力的角逐，杨坚需要作一个选择。

　　事情的发展对虞庆则不利。

　　起因是桂州人李贤的叛乱，这本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叛乱，隋朝当世大将，请求率兵平叛的将领，如过江之鲫，无不踊跃请战。

　　但杨坚一律没有允许，他将目光扫向了一个人。

　　杨坚回头地虞庆则说：“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国家有贼，遂无行意，何也？”

　　这句话中不爽的语意，已经非常明显而严重。

　　这表明当时虞庆则在权力中枢已经被边缘化，但他自己仍然坚持死守，不肯退让。

　　否则，以堂堂一国之宰相，四贵之一，根本不需要远隔万里，亲自挂帅，平定南方一介小寇。

　　这是强令其出京，但虞庆则此去，却再无归期。

　　这倒并不是叛乱之敌实力太强，这场叛乱，随便派一个将领，率领一支偏师，就足以荡平。

　　事实上，叛乱被虞庆则轻松平定。

　　然而，虞庆则却败于女人之手。

　　他的一个爱妾，与虞庆则的小舅子赵什柱暗通勾搭上了，这于情于理于义，都不相容，一旦事发，恶果难以承受。

　　他的小舅子显然对于虞庆则在朝廷的微妙地位心知肚明，他为了自保，也为了求取富贵，他决定挺而走险，想靠出卖虞庆则，达到自己飞黄腾达的目的。

　　赵什柱似乎颇有谋略，也深通人性，他布了一个深远的局。

　　他在虞庆则出发前，就在京城之中散布谣言，说虞庆则并不乐意此次出征，是被逼无奈才勉强出京的。

　　这种想法是可能存在的。

　　谣言传到杨坚的耳朵中，他选择相信。

　　于是，杨坚在虞庆则出征前，杨坚就表现出自己的不满，有别于将军出征厚赏重奖的先例，杨坚的赏赐非常薄。

　　大将出征，君臣就已生分离心，这并不是个好兆头。

　　但更大的风浪还在后头。

　　虞庆则三下五除二，就平定了叛乱，他的小舅子先奉命先行回朝，当面向杨坚详细述职复命。

　　杨坚和他的小舅子，二个最希望，看到虞庆则一倒不起的人，似乎立即达成了某种共识。

　　虞庆则的小舅子直接检举告发了她的姐夫，罪名是“谋反”。

　　他向杨坚转述了虞庆则的原话。

　　有一天，虞庆则在潭州临桂岭，远眺山川形势，一派雄奇峻险，长期的军旅生涯，虞庆则对于攻守之道有天然的敏感。

　　他触景生情，意气丛生，指点江山，“此诚险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

　　这本身是一种中性的评定，但同时也可以被认为是据兵自叛的罪证。

　　况且，君主要治臣下的罪，哪一句话都可以作为罪证。

　　杨坚需要虞庆则谋反。

　　于是，虞庆则被定性为谋反，并被诛杀。

　　而他的小舅子，因为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全程提供了虞庆则无数的言行实录，被认为有功，而升任柱国。

　　这个卑劣的小人，玩着他姐夫的女人，提着他姐夫的人头，一步登天。

　　可见，从历史来看，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不一定是每时每刻都发生的正确的公理。

　　但杨坚从来不相信公理，他只相信现实的政治权力。

　　从杨坚对于虞庆则不留情面的诛杀可以得知，杨坚在度过其最艰难的开国过程之后；当他用姻亲和权位，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庞大的关系和利益网络之后。

　　他和传统的关陇贵族已经重新合流，组成了捆绑在一起的新的利益共同体。

　　反映到政权组织结构来说，他需要分享权力，需要在中央核心层面，允许和增加更多的传统贵族代表的力量。

　　这实质也是维护这个政权的基础，虽然杨坚时时也会遭到他们的反噬。

　　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隋朝原来实行的是以高颎为核心的单核宰相制度，带来了一个附带的潜在隐患。

　　就是杨坚的政府在高颎十几年的高效运作中，已建立起以他为核心的牢固的既得利益集团。

　　杨坚隐隐觉得这是一种可能存在于未来的巨大威胁。

　　他的预感是正确的。

　　当杨坚想更换立太子时，他遭到了以高颎为首的朝官集团的集体反对，以至于他耗尽余生心血，打倒高颎集团之后。

　　他才发现，高颎的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力量，成为新朝很难跨越的隐性门槛。

　　以至于他的继任者隋炀帝杨广也被逼另起炉灶，在核心权力层重用江南士人。

　　现在，杨坚需要在中央为高颎树立一个可以相互制衡的对手。

　　实行二元宰相制，制衡高颎之人，就是杨素。

　　而虞庆则的倒台，是双方权力走向平衡的一步微妙的棋。

　　经过权力的重构，杨坚的权力中枢重新焕发了生机，也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

　　新的核心权力层立即迎来了他们第一次的执政考验。

　　漠北传来了一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