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的较量白热化了，主将杨素都亲自登场。

　　他在旁添油加醋，翻出了当年的刘居士谋反案。

　　杨素走向台前，不再遮掩，直接指着太子杨勇说：“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杨勇）检校刘居士馀党。太子奉诏，乃作色奋厉，骨肉飞腾，语臣云，‘居士党尽伏法，遣我何处穷讨？尔作右仆射，委寄不轻，自检校之，何关我事？’”

　　这显然直指刘居士谋反案的背后，有着皇太子的影子，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指控。

　　杨素穷追不舍，继续开扒收集到的杨勇黑料，“（杨勇）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诛。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如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

　　将杨勇对杨坚的怨恨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最后，杨素再补上神之一刀，说太子杨勇，曾经长叹一声，发出最后的感慨说：“我大觉身妨。”

　　这就是说面对杨坚和朝臣的威逼，杨勇感到自己生无可恋，要以死明志，以发泄对于杨坚的不满。

　　杨素的检举和揭发，虽然不可能定下皇太子谋反之罪，却成功地离间了杨坚父子之间，本来就风雨飘摇，危若悬线的血缘亲情。

　　太子杨勇，已经彻底失去了他父亲杨坚，那也是他在家庭之中，唯一可能的情感庇护。

　　杨坚终于公开表明自己的意见。

　　他说道：“此儿（杨勇）不堪承嗣久矣。皇后（独孤伽罗）恒劝我废之，我以布衣时生，复是长子，望其渐改，隐忍至今。”

　　显然，从杨坚的话中，可以明确看出，废立太子，独孤皇后才是幕后真正的黑手。

　　杨坚继续发泄心头的不满。

　　他说道：“（杨）勇昔从南兖州来，语卫王云‘阿娘不与我一好妇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独孤伽罗）待儿曰：‘此皆是我物。’此言几许大异。”

　　杨坚此话，隐藏了一层更深的含义，从道理上讲，完全可以由独孤伽罗的侍儿，推广到杨坚的侍妾，这二者一等同，其罪其心，大有可诛之处。

　　从杨坚这些公开记录在案的言论分析，在废立皇太子一事上，他更多地是从小家庭的关系考虑，而不是从江山稳固，政治连续性的大方向上着眼。

　　这种非理性的评判标准，显然和杨坚一贯的政治大局感大不相同，反而更像是一个怨妇一般，喋喋不休。

　　可以想见，朝堂之上杨坚的话语，大体就是枕席之上，独孤伽罗的抱怨。

　　杨坚继续大倒苦水。

　　他接着说道：“新妇（杨勇的正妃元氏）初亡，我深疑使（马嗣明）药杀。我曾责之，便怼曰：‘会杀元孝矩。’此欲害我而迁怒耳。”

　　一国之君，将废立太子这种国之大事，仅仅定义为小家庭中私事层面，并且很多理由，更像是莫须有之事。

　　这本身就说明废立太子一事，既不会名正言顺，也将引发很多不可预测之祸。

　　师出无名，就必然师出败北。

　　杨坚最后做了一个总结。

　　他说道：“我虽德惭尧舜，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

　　这是杨坚第一次在朝堂之上，明确要废立太子。

　　但废长立幼，于公于私，自古以来，都会引发朝臣的反对。

　　何况太子杨勇当了近二十年储君，又没有明显的失德之事，杨坚一朝之间，一念之起，就想废弃，并不会那么容易。

　　元旻就坚决反对废立太子。

　　他在朝堂之上，声色俱厉，辞直争强，丝毫不退让地对杨坚说：“废立大事，天子无二言，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

　　杨坚默然不答。

　　他想不到竟然有人如此不识趣，敢于当面拂逆皇帝的旨意，他在朝堂之上，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了。

　　在第一次测试之后，他体会到为君，也体会到为臣之不易。

　　但废立太子，已是开弓之箭，再无回头之理。

　　有利的契机出现了。

　　当太子东宫之中的叛徒姬威站出来检举杨勇时，虽然并无真凭实据，就足够了。

　　杨坚态度鲜明，他亲自引导姬威，让他知无不言。

　　“太子事迹，宜皆尽言。”

　　有了皇帝的加持，姬威有备而来，他的战术，就是将杨勇包装成为一个私德有亏的皇太子。

　　他讲述了一些杨勇确实说过，或者是有虽然说过，却可能别有意思的话语。

　　“仆射（宰相）以下，吾会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祸。”

　　这是引发朝臣之怒，但最重要的却是，他完美地激起了杨坚的伤心和愤怒。

　　姬威抛出了至今以来，最具爆炸力的黑料。

　　他对杨坚说杨勇，曾经问过术士，杨坚的命数，然后还明确说过“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

　　为儿为臣，这都是大逆不道。

　　这既是咒杨坚早死，同时，又对于登上皇位迫不急待。

　　杨坚气急败坏，他流着泪说：“谁非父母生，乃至于此。”

　　杨坚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朕近览齐书，见高欢纵其儿子，不胜忿愤，安可效尤焉！”

　　当天子一意孤行之际，世间再也没有任何力量，敢于直触其锋。

　　太子杨勇以及他的儿子们，全部被禁锢起来，太子的党羽，也一起被收入狱。

　　杨坚虽然一意废立太子，但他要硬上弓，大臣之中，就更有悍不畏死之辈。

　　杨孝政就敢于忤逆龙鳞，他上书切谏说：“皇太子为小人所误，宜加训诲，不宜废黜。”

　　在杨勇被废已是板上钉钉之后，裴肃依然上书坚持为皇太子求情。

　　裴肃写道，“愿陛下（杨坚）弘君父之慈，顾天性之义，各封小国，观其所为。……今者自新之路永绝，愧悔之心莫见，岂不哀哉！”

　　这封奏文甚至惊动了杨坚，他对杨素说：“裴肃忧我家事，此亦至诚也。”

　　也许直到最后，杨坚心中依然是认为，此次废立太子，仅是自己的家事而已，但天子之事，无不是天下之事。

　　杨坚似乎在逃避思考，废立太子事件，对于帝国真正的影响。

　　杨坚亲自召裴肃进京，当面向他陈述覆水不收之理。

　　杨广当时已经成为正式的皇太子，他听到裴肃的上书，大有不平之气，他私下对亲信张衡发泄心中的不满说：‘使勇（原废太子杨勇）自新，欲何为也？”

　　这其实从侧面上体现了杨广虽然顺利夺得太子之位，但他在京城大兴城的发展，却并没有他想象中顺利。

　　杨广的徬徨和疑惑，是因为他陷入了根基漂浮，头重脚轻的局面。

　　因为他的面前，有一棵参天的大树。

　　那就是高颎，他是杨坚一朝的政治常青树，也是绝对的实权人物。

　　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皇太子杨勇的儿女亲家，在废立太子事件中，上至皇帝，大到母亲，再到朝廷之中，以杨素为首的倒太子派，攻势逼人。

　　但他们本质上都铩羽而归，他们在大义上，在政治上，在治国的方略上，无法去动摇杨勇的位置。

　　甚至于，无法抓到杨勇的小辫子，这本身就是一种神迹。

　　毫无疑问，单独依靠太子杨勇，他既不具备这种意识，又不具备这种能力。

　　整个隋朝，有意愿，有能力，有资格，去指导太子杨勇的，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他也是高颎。

　　高颎，是一个远远被低估了的政治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