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军第一次遭遇失败。

　　在车我真山的战斗中，隋军欺负吐谷浑兵少，前锋张定和竟然不披铠甲，冲锋陷阵，被吐谷浑伏兵射杀。

　　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的走向，这股隋军的次将柳开建，接过指挥权后，轻松击杀吐谷浑几百战士。

　　但伏允的目的达到。

　　吐谷浑名王拖住隋军主力，已经为伏允赢得足够的逃跑时间。

　　再坚持战斗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吐谷浑名王率领部落十万男女投降隋朝。

　　隋军如梦方醒，此战最主要的目标人物，竟然从天罗地网中悄然溜走。

　　伏允没有伏法，就很可能东山再起，这次战役，也很难说是彻底成功。

　　穷寇必追。

　　杨广没有犹豫，他下达了追击到底的命令。

　　事实证明，在流动中作战的伏允，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和影响力。

　　他刚跳出隋军的包围圈，立即聚齐了一支有足够战力的军队，并且，击杀了追击他的隋军大将梁默和李琼。

　　但隋朝的军力，让伏允望而兴叹。

　　一军灭，更多的军队尾随而来。

　　好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后继追击伏允的军队，一路之上，紧追不舍。

　　战争就是一种消耗战，几次战斗之后，伏允的实力不断被消耗，且战且走之际，隋军已经追蹑伏允，到了吐谷浑的王城。

　　伏俟城，遥遥在望，但伏允已是强弩之末。

　　伏允遥看那矗立的王城，他知道，很长时间之内，那将再也不是他的家。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伏允梦想再象往日一般，当对手退却之后，他还是吐谷浑永远的王。

　　但现在，伏允只能如上次一般，再次率领心腹，拍马逃往偏远地区党项的地盘，寻求庇护。

　　吐谷浑之战基本结束。

　　杨广来真的。

　　他在吐谷浑的故地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沫四郡。

　　这四个郡，实际上包括了原吐谷浑的领地，作为一个国家的吐谷浑，事实上已经灭亡了。

　　“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

　　杨广将吐谷浑纳入了隋朝的版图。

　　这是不世之功，是杨广时代全盛的武功，对于青海地区实际上的郡县统治，其意义非常深远。

　　后世都将在杨广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而望得更远。

　　杨广除了吞并吐谷浑的土地，迁徙汉族居民，入驻其地戍守外，为了加强统治，他还开展了传统的屯田活动。

　　这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制度。

　　这是必要的手段。

　　因为，吐谷浑地广人稀，物产较少，所迁汉族居民，又不能像原住民一般，靠游牧养活自己。

　　这出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养活，并且保护，迁徙过来的汉族居民。

　　这关系到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土地占领之后，能不能立得住脚。

　　从游牧转向农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想继续维持对青海的统治，就需要隋朝的邻近青海的诸郡，运输粮食才能支撑，但这同样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因为交通不便，道里悬远，途中寇盗纵横，死亡相继。

　　长此以往，就成了隋朝的巨大负担，西方吐谷浑四郡，迅速消耗掉隋朝邻近几个郡的精力和财力。

　　可以想见，吐谷浑的残存势力，必然就地转化成为马贼，对于他们化整为零，来去如风的作战方式，隋朝统治者非常头痛。

　　在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前，引发的直接后果是，隋朝在青海的统治基础非常薄弱。

　　这可以从一件事情得到印证。

　　当时，隋朝对吐谷浑的统治实施了二手准备，用了二套并行的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对于原住民，实行以夷制夷。

　　在隋朝的都城大兴城，吐谷浑在隋朝有一个人质。

　　那就是伏允的儿子慕容顺，按照惯例，在吐谷浑灭国之后，杨广要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于是，杨广封慕容顺为吐谷浑王。

　　为了增强其实力，让其顺利统治吐谷浑，杨广以降隋的吐谷浑大宝王尼洛周为辅相，派兵送他们出玉门，去统领吐谷浑的原住民。

　　但这个政策遭到彻底的失败。

　　因为，尼洛周还没有达到吐谷浑故地时，竟然被他的部下杀死了。

　　慕容顺久居隋都大兴，远离吐谷浑故地，势单力薄，也不得民心，他已无力再西进统领吐谷浑余众。

　　可以想见，由隋朝册立的傀儡王，并不能让吐谷浑民众心服，他们降隋也不过是权宜之计。

　　在他们族内，还有强大的反隋力量，这需要更彻底的征服，隋朝才能顺利经营这片土地。

　　但终杨广一朝，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这种光荣，要留待以后的李唐王朝，他们将继写辉煌。

　　当吐谷浑事实上被灭亡后，杨广进行他此行的第二项任务。

　　那就是张掖之会。

　　这是裴矩的高光时刻，也成就了他的传奇。

　　裴矩在张掖搭建了一个国际化的舞台，让杨广成了这个舞台的中心。

　　裴矩多年经营西域，现在已经到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他抓住了事件的核心，西域诸国，处于东方的隋朝和西方的波斯，大食的中间地带。

　　这是地利，东西二地，遥隔万里，音讯语言，物产不相联通，他们作为中间地区和中间代理人，就能赢得巨大的利益。

　　他们天生就是一流的商人，他们有一个整体名字，叫西域胡商。

　　这来自于他们对于东西方之间贸易的热情和投入，他们对于利益的追求，更大于政治的需求，西域诸国本质上是商业型的社会，一切以经济利益为纽带。

　　因而，他们尊奉强权，必须依靠区域性的大国，才能保证其经济社会的有序进行。

　　自从汉武帝时代，张骞凿通西域以来，西域早就和中原颇有交通，随着东西贸易的发展，西域的胡商，在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

　　西域的花花世界，光怪陆离的传世珍宝，奇技淫巧的工艺，深深地吸引了杨广。

　　他对所有这些未知的世界，有着艺术家迷恋般的执着和热切的探索欲望。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自居天下第一，自认是世界中心，杨广的膨胀感和狂妄表现欲望，让他深陷泥淖。

　　他是大隋的天子，居天下之中，对于那些几千户家庭，就组成一个国家的西域群国，他有一种盲目自大，不可一世的心态。

　　他就像是一个家财万贯的主人，以炫富斗狠般的心态，想让世界拜倒在他的脚下，这注定从一开始，他就非理性地制定了对待西域诸国的政策。

　　他将享受万国来朝，臣服脚下的虚荣。

　　并且，这种盲目的夸示，似乎成了一种传统，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实，杨广忽视了，西域诸国，本质上只是一种商业型社会。

　　在商言商，商人重利。

　　杨广没有以经济的眼光考虑这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多地夹杂了政治上的诉求。

　　杨广在和西域诸国的生意场上，败下阵来，虽然他做为大国的天子，享受了可怜可悲的少得可怜的自尊。

　　盲目地夸示，意味着他将在错误的路线上越走越远，并且无法自拨。

　　张掖之会，是一场杨广的个人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