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讲过，晋国的用人制度实施的是“亲亲兼贤”制。也就是说既讲用人唯亲，又讲用人唯贤。

　　这两者的结合，讲简单点就是既讲门第出身又兼顾有才，而不是中原大多数国家那样，实施的是“用人唯亲”制。

　　晋国十卿，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一下子这么多坑出来了，很多人便开始打算这些位置了。有哪些人呢？当然是认为自己够格的人。

　　这些人，不但认为自己够格，还要把自己认为够格的人也安排进晋国领导班子中，从而结成自己的势力。

　　这些认为自己够格的人，或者被认为够格的人，主要的当然不可能是“唯贤”的那类人，而是“唯亲”的那类人。

　　这些“唯亲”的人，包括晋文公以前就在晋国有着极其雄厚家族势力的一批人，包括箕郑父、梁益耳、先都、荀林父、士穀等人，可以被称为老派。

　　相对老派的当然是新派，即晋文公时期开始提拔重用，从而使其家族得以兴旺发达的那批人，包括狐氏、赵氏、先氏、栾氏、胥氏、贾氏、阳氏。

　　到了公元前622后，其代表人物除晋国太师贾佗、太傅阳处父，以及官二代的狐射孤（狐偃之子）、赵盾（赵衰之子）、先克（先且居之子）、栾盾（栾枝之子）、胥甲（胥臣之子）等人。

　　想当年晋文公作三军，后加三行，后又改作五军。除了军事需要外，平衡各大家族也是一个考虑。

　　大家都不要争，寡人多设点官位，大家都有得当即可。这便是晋国十卿的其中一个由来。

　　现在的晋国经历了晋文公、晋襄公两代国君的励精图治，再去按平衡各大家族势力角度考虑用人问题，显然不妥当了。晋襄公自有打算。

　　不管如何，新派的这些人毕竟都年轻，如先氏家族的先克，自先轸下来已经是第三代了，所以晋襄公有意起用一批老派。

　　起用之前，晋襄公决定将五军裁撤为三军，一个领导班子成员太多，意见往往难以统一。

　　此时的晋国，国君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晋襄公认为三军六卿足够了，这是符合国君的政治利益的。

　　理由更加充分，毕竟按周礼规制，晋国这样的诸侯国，最多只能设立三军。

　　于是，晋襄公便决定裁撤五军为三军。就这样，晋国又回到了中军、上军、下军这三军编制。

　　撤军容易，难的是谁来担任各军帅佐。晋襄公有意起用老派的箕郑父、梁益耳、先都、蒯得、士穀等人，我们先来看看这五人是什么来头。

　　箕郑父，出生年月不详，卒于公元前618年，姬姓箕氏，名郑。原是姬姓晋国大夫，后来被封于箕地，故以箕为氏，箕氏家族宗主。

　　梁益耳，出生于公元前675年，卒于公元前618年，嬴姓，梁氏，名益耳。

　　梁益耳祖上是梁国国君梁宏，梁国也称少梁国，就是晋惠公曾经流亡过的那个国家，后来被秦国所灭。

　　史载，公元前718年，梁国国君梁宏根据周天子的命令，参与讨伐曲沃氏的战斗，这次讨伐行动梁宏带上了其中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看看梁国没有什么前途，便定居晋国的解州，再迁至河东，即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一带，从此形成晋国的梁氏家族。

　　现在的梁氏家族宗主正是梁益耳，因晋惠公曾经流亡梁国，并娶过梁国公主为妻，所以晋惠公即位后，梁氏家族便得到重用。

　　先都，出生年月不详，卒于公元前618年，晋国大夫。先氏家族其中一个牛人，与先且居为同辈。

　　蒯得，出生年月不详，卒于公元前618年，原为晋国公族大夫，姓姬名得。

　　史载蒯得作战勇猛，在晋楚城濮大战中立下战功，被晋文公封在故蒯国之地的涧水东岸的蒯邑，即今河南洛阳蒯乡，遂以封邑为氏，形成了晋国蒯氏家族。

　　士穀，出生年月不详，卒于公元前618年，祁姓，士氏，名穀。

　　士穀是大名鼎鼎的晋国元老士蒍的儿子，受到晋文公重用，曾经担任晋国司空，经常出使各国，为晋国霸业的奠定多立功勋。

　　前面我们讲过，晋国于公元前625年6月召集的各诸侯国垂陇会盟，就是由士穀代替晋襄公主持的这次重大国际会议，由此可见士穀在当时的晋国地位是相当高的。

　　晋襄公有意让士穀担任中军帅，梁益耳任中军佐；箕郑父任上军帅，先都任上军佐。

　　谁料人事酝酿阶段，却泄了密。

　　泄密的结果，是令包括这五人在内的能够得以进入卿级领导班子成员的每个人都很兴奋，而那些认为自己应该能进卿级领导班子的人很不开心。

　　于是，围绕着这次重大人事调整，晋国终于开启了一次严重的内部权力斗争。